道光三十年（1850) 三月，林则徐由云贵总督引疾辞官，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故乡福州。道光末年的朝政是江河日下，时局益加纷扰，内忧外患，中国进入了社会急剧动荡、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时代，审视仕途的艰难，再加上哮喘、疝气、脾泄等旧疾的迭发，这些都让久经宦海的林则徐不得不亟亟引退。这一年，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更让林则徐坚定了归隐林下的念头。从去年九月离滇启程，由湖南、江西入闽，因偕郑夫人灵柩同行运回福州，故多走水路，且路上的朋友及瞻仰的人太多，所以行程较缓，走了近半年的时间才到达福州。

　　庚戌年为道光帝最后一个纪年，也是林则徐在世的最后一年，在福州半年多的日子，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有许多遗闻铁事为乡人所乐道。其时林则徐居于文藻山旧宅，自号埃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并撰写“郊原雨足云归岫；台阁风清月在天”对联，已有终老林下之意。不过乡居的生活却是刻无暇晷，虽然大部分时间花在亲友间的应酬上，然而比起做官时那种蒿目焦怀的光景，倒是过了一段较为清静闲散的日子。

　　林则徐每一出行，必为乡人遮道瞻仰，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中述及林文忠遗事云：“时有往来，恒于通贤里街门，舍舆而入。乡邻视名帖，知为公。每数百人集过道，候瞻仰焉。挑担者亦息肩以待。公恐行人拥跻，含哺出见。其为乡闾所钦仰如此。”当时一秀才林寿堃也曾回忆：“吾幼时及见其自滇告老还乡，父老有冀吾省溺职官吏见公之归，震其名德，而痛改前非者，匪特欲瞻仰道貌而己。”这与他在回乡的途中所遇到百姓“农辍耕，妇綴 浣 ，扶老携幼，鹄立乡首以候。每遇大众聚集之地必下轿致意，见年高者必作楫乃上轿”的情景一样，为人民所爱戴如此。后来胡林翼挽联公句有“四方妇孺尽知名”，洵非过誉之辞。

　　是年七月，林昌彝由京师落第回乡，蛰居南后街宫巷口。一日，林则徐前往拜访，乡邻知道后，奔走相告，顿时间街衢沸腾，观者如堵，都以能一睹林公风采为荣耀。面对百姓们这种“远近来观填巷陌”的场面，几近追星的疯狂 ，林则徐则很风趣地说：“古人看煞卫玢，看煞东坡，莫不看煞退叟乎？”后来步行回家，人群才遂渐散去。卫玢是古代的美男子，因相貌英俊，被人看死；苏东坡晚年自海外归，沿途千万人围观。这许多人岂不要看杀了我林则徐，林公此行堪称是坊巷间一大韵事，特别是在历经宦海的大起大落洗炼之后，表现出的那份谦恭与淡定，深入人心，毫无官宦乡绅的架子与习气，与世俗所谓的衣锦还乡、金榜题名的荣耀，真是有霄壤之别。

　　林昌彝（1803?1876),字惠常，一字芗溪，侯官人。道光十九年举人，是近代著名诗人、诗论家。早年文名颇著，但在科举考试上却屡屡失利，三十一岁时因试卷被誊录者漏钞，搁至副榜，直至三十六岁始中举人 ，主考官为道州何绍基。道光十九年（1839) 何绍基典试闽中乡试，人称是科得二士，即林昌彝与沈葆桢。开考时，监考徐某笑对何绍基说：“公素负大名，今科有一士子，若漏珊网，则公名士架子暂撤于鳌峰顶上矣。”何绍基慨然许之。到揭榜之日，唱名至第七十七林昌彝，举座欢然，共贺得人 ，也对主考官的眼光信服。谒见时，何绍基向林昌彝询问《说文》中的疑义，则对答如流，何绍基颇为赞许。众人称何绍基此问，非于《说文》夙有心得研究者不能对答。

　　“日高睡足茶烟起，深巷传呼仆射来”，这是林昌彝的友人陈偕灿描写林则徐来访的诗句，用来形容这次宫巷的拜访，也是再贴切不过的，诗句今天读来犹是那么的真切，让我们看到林公退居林下后淡泊生活的一面。

　　林昌彝与林则徐同宗不同族，林则徐系出“九牧林”，林昌彝则是“水西林”，同是榕城四大林姓之一。林则徐长 林昌彝19岁，林昌彝称之为“太老师”，可见在辈份上林则徐长他两辈。林昌彝的老师陈寿褀是林则徐的好友；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幼年时从林昌彝读书，林昌彝即卜其必成大器；林则徐的记室刘存仁又是林昌彝的亲家，由此可见二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这次拜访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往来，本年五月，英人强占福州城内乌石山神光、积翠二寺，引起了林则徐和当地士绅的不满，省城的百姓也是激烈反对，而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则主张妥协。林昌彝对此也是痛恨无比，视之为举国大耻，他 猛 烈 抨击主和派：“英逆之变，主和议者是诚何心？余尝见和约一册，不觉发为之指。”

　　林昌彝学博词雄，胸怀爽朗，每谈海氛事，辄激昂慷慨。其家居南后街宫巷，有楼面对乌石山积翠寺，眼见胜地为英人所强占，气愤填膺，因名其楼曰射鹰楼，即谐寓“射英”二字。并因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曰：“余目击心伤，思操强弓毒矢以射之。”林则徐知道后称赞道：“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两人意气相投，谈诗论时事，过从甚密。后来在林则徐为首的乡绅严词抗争下，英人被迫退居城外。

　　那时，林昌彝正在射鹰楼撰写一部重要的著作——《射鹰楼诗话》，这本书强烈表现出林昌彝爱国反侵略的思想。林则徐很关心此书的撰写，认为“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真足以主持风化，不胜佩服之至”，并亲自抄录诗作，供林昌彝选择，使此书成为一部研究清诗、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文献。

　　林则徐很推重林昌彝的学术造诣和成就，谓 “阁下以命世之才，终当大用于世”，请林昌彝为同里友人李彦彬校订 《榕亭诗钞》，并慎重地请林昌彝为其父亲林旸谷先生《饲鹤第三图》作题辞，此图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便未再请人题咏，在时隔近十年后出示请题，足见林则徐对这位同乡后辈林昌彝的欣赏与器重。林昌彝的题辞有“焉得强弓射封狼，兼射厉鹰加一矢”的诗句，这种切合时事题咏，尤见爱国精神，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

　　1850年十月初二日，林则徐抱病以钦差大臣由福州启程往赴广西。不久，林则徐病逝于赴任途中。临行前以自作诗《出戍草》一册交给林昌彝，中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林昌彝最先将此诗 载 入 《射鹰楼诗话》，后来广为人所传诵。

　　从七月到十月，如此短暂的时间，二人频繁往来，成为一段佳话。这也是林则徐晚年家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林昌彝也结束了蛰居生活，幕游四方，广交名士，经世以致用，终成为一代经师。

　　选自《坊巷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