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对学历愈加重视，教育竞争不断加剧，校外培训价格猛增且秩序堪忧。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将教育重心聚焦于校外培训。为了治理教育行业的秩序，2021年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和限价令，对校外培训的市场准入、业务范畴、融资形式和营销模式等方面都做了相关规定。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遏制该行业的无序发展，但政策的实施也放大和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教育需求的巨大与师资力量的有限之间的矛盾、多元化培养的需要与学校课程单一之间的矛盾等。《决策咨询》2022年第6期刊登文章《“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的政府限价研究》(作者：郑锐楠、张志群、顾新)。
　　文章认为校外培训具备商品的性质，但由于其公益性，应属于特殊“商品”，其价格应该由市场和政府共同决定。
　　文章分析认为，现在培训机构新型补课层出不穷。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课外补习被限制的背景下，为了在行业内继续谋取高额利润，校外培训行业灰色地带队伍兴起。许多机构打着饭店、托管等旗号，实际上暗地里实行校外培训。同时，一对一私教成为替代方案，往往采用上门授课方式，价格昂贵且质量难以受到相关部门监管。总而言之，限价之后黑市盛行。家庭需要校外补习提升成绩，机构需要提供培训维持利润。政府监管部门限制打压，给双方提供了黑市交易、投机保利的空间。同时培训机构还拓展更宽赛道。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在“双减”政策发布之后顺势而为，立即转变主营业务。双减、限价的对象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然而同样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以及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却没有受到限制，这无疑是校外机构的最好急救方案。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以及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行业迅速发展。
　　为此，文章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一是兼顾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
　　在校外培训行业整治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又要合理运用政府的综合干预能力，两端共同发力使校外培训行业回归正轨。由于校外培训具备和一般商品不同的特征，教育不应该过度商品化。市场失灵的乱象促成了政府干涉的必要性。然而，政府定价不能忽视市场活力，应当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定价过高，与限价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定价过低，连企业最基本的运作都会受到威胁。校外培训行业的良性发展，需要政府设定一个相对合理的指导价格区间，密切关注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市场动向和价格变化，总结规律，根据适时需要调整政策。
　　二是加强校外培训监管与规范
　　建立开放投诉建议平台，让高价格无处藏匿，保障各个家庭和学生的合法权益。面对限价、供求关系不平衡的情况下，上述提到的“新型课堂”屡禁不止、课外培训价格虚高实际上并未得到全面限制。普通居民房内的私教、“托管”内课外教学容易隐匿且查处难度大。在高利润的诱惑下，只有严惩打击才能维护校外培训秩序，使“双减”和限价真正落实，让措施真正便利到民生。同时，应该不断完善和健全行业规范和准入门槛，并进行常态化检查。
　　三是提升学校教育水平
　　要从根本上解决学科培训问题，需注重学校教育的全面提升。首先，重视对学生素养的全方位塑造。在标准化课程之外，引入富有特色的校本课，加强对自学能力和情感态度的培养，降低学生对盲目培训的依赖。其次，采取激励制度，改善教职工薪资待遇，提供物质激励，同时将教师的课后辅导时长纳入绩效考核，提升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四是转变社会观念
　　在“双减”关键期，政府对课外培训风气的引导和改善极其重要，要以正确的教育观念武装人们的大脑。教育竞争进入恶性循环的今天，有关部门需要号召家庭杜绝盲目补习，焦点回归孩子成长本身，不要让有选择性的培优补差成为时代刚需。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加强宣传与引导，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五是建立健全大学生志愿教育服务机制
　　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机制，返乡或空闲的大学生可加入社区的人才储备库，及时弥补社区内家庭对学校教育额外的需求。尤其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支教在贫困山区校园教育中的作用，促进教育资源平等化分配。同时，建立严格的志愿者筛选培训机制和必要的激励制度。规范化服务流程，保障志愿者人才储备的高质量，注重德才兼备。
　　(摘自：郑锐楠,张志群,顾新.“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的政府限价研究[J].决策咨询,2022(06):81-8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