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具有全局性重大现实意义
　　（一）进一步提升乡村人才素质，才能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二）完善的乡村人才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将有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三）畅通的人才返乡下乡制度通道为有序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铺平道路
　　二、国家层面关于培育乡村振兴人才的扶持政策
　　三、各地大力加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工作
　　（一）福建：有力举措助力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
　　（二）江苏：“十四五”将重点培育5类乡村人才队伍，打造乡村人才振兴的“江苏样板”
　　（三）浙江：欲培育10万高素质新农人
　　1.壮大新时代高素质农民队伍
　　2.加强乡村科技人才培育
　　3.深入推进青年和乡贤回乡
　　（四）广东：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有妙招培养人、留住人、吸引人，三大妙招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的人才工作
　　1.搭平台：厚植乡村人才振兴发展沃土
　　2.留住人：充分激发本乡本土人才活力
　　3.吸引人：积极引导人才“上山下乡”
　　（五）山东：打好“政策牌”“培育牌”和“服务牌”，大力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工程
　　1.打好“政策牌”，引导各类人才向基层流动
　　2.打好“培育牌”，加大乡土人才培育力度
　　3.打好“服务牌”，优化乡村人才服务质效
　　（六）安徽：重点培育五类乡村人才
　　1.基本目标
　　2.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
　　3.多措并举培养五类乡村人才
　　四、乡村人才振兴的境外之鉴
　　（一）日本：利用农村教育事业，引导农业技术人才
　　（二）韩国：先培养人才，再用人才指导、团结农民
　　1.强化新村领导人教育培训
　　2.从精神启蒙和农业技术两方面强化农民教育培训
　　3.构建以新村领导人为核心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三）英国：多级培养模式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培训网络，满足多层次人员的需要
　　（四）法国：以人才科技的创新驱动为引领，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的现代化
　　（五）美国：从立法层面保证农民这一职业的主体地位
　　1.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
　　2.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
　　（六）加拿大：重视对农业科技研发和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
　　（七）澳大利亚：培育社区能人，增强乡村复兴的中坚力量
　　五、乡村振兴急需培育三类人才
　　（一）家庭农场主
　　（二）合作社带头人
　　（三）乡村服务人才
　　六、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面临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
　　（一）乡村人才结构失衡的矛盾较为尖锐
　　（二）乡村人才培育与产业发展脱节
　　（三）乡村人才培育与小农户带动脱节
　　（四）乡村人才数量不足的矛盾较为尖锐
　　七、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需要创新实现路径
　　（一）优化人才培育方式，多层次打造复合型乡村振兴人才梯队
　　（二）创新乡村人才引进机制，吸引多方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三）落实政策红利，让专技人才吃下“定心丸”
　　（四）增强职业吸引力，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五）培育乡村本土人才，发挥乡村本土人才的作用
　　（六）强化乡村振兴人才的带动效应
　　八、结语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40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也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都需要人的参与，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当前，乡村人才总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人才供求矛盾将更加凸显。突破乡村人才困境、打造一支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乡村人才队伍，历史性地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一、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具有全局性重大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事关我国乡村全面发展繁荣的大局，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任务。从现实看，其全局性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进一步提升乡村人才素质，才能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脱贫攻坚通过高强度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导入极为有力地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积累，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比较而言乡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相对较慢，乡村人才发展能力提升不够明显。同时，脱贫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市场适应能力、新技能掌握能力等普遍较弱，大多仍然从传统农业经营收益中获取有限收入，依然存在返贫致贫的潜在风险。实践表明，人才素质提升是对“脱贫摘帽”农户生计改善最为持续的举措，是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关键路径，因而必须以更大的政策力度推进乡村人才素质提升，促进脱贫攻坚成果有效巩固。
　　（二）完善的乡村人才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将有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需要“人地钱”要素的系统性保障，但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我国乡村人口非均衡流动特征明显，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单向离土进城使农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加剧乡村内部人才短缺矛盾，而且难以吸引外部人才有效进入，导致无法满足农业提质发展和农文旅融合新产业新业态成长的专业型、综合型、技能型等多元化人才需求，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制约性日显突出。因此，乡村振兴亟需构建人才培育、吸纳、激励等制度机制，汇聚更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三）畅通的人才返乡下乡制度通道为有序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铺平道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不能“就农论农”，而是必须将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促进更多要素向乡村流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推动城乡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城乡发展进入全新阶段的重大战略举措，其核心要义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矛盾，构建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其中，更大力度推进城市人才返乡下乡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乡村人才短缺矛盾，而且能够以人才为载体，牵引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关联要素导入乡村，使乡村要素总体数量增加、组合结构优化，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持续性动力机制加快形成。从根本上看，构建城乡融合新格局迫切需要打通城市人才进入乡村的制度通道，形成外来人才与乡村本土人才的共生成长格局，有效弥补乡村发展短板，实现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
　　二、国家层面关于培育乡村振兴人才的扶持政策
　　结合近年来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对于该方面越来越重视。
　　201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同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应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同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要求，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完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加快培养不同类型农林人才，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一是要促进学科专业发展建设，二是要强化人才培养，三是要加强基层人才能力培训。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教育行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推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加快乡村振兴急需紧缺人才培养。
　　2020年1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目标任务：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各类人才支持服务乡村格局基本形成，乡村人才初步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意见》的发布具有三点意义：一是有助于推动强化乡村人才振兴政策的系统集成。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使用、流动、激励等一整套系统完备的政策体系，强化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保障。二是有助于推动形成乡村人才振兴的工作合力。将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乡村人才工作进行统筹部署，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三是有助于推动强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通过加强乡村人力资本开发，促进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021年4月，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印发的《高素质农民培训规范（试行）》要求，以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为目标导向开展培训。通过课堂教学、现场教学、线上学习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培训，农业经理人培训增加模拟教学，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培训增加孵化指导。
　　20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文件提出，要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发现和培养使用农业领域战略科学家；启动“神农英才”计划，加快培养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落实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斜政策，对县以下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职称评聘“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工作，对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完善耕读教育体系；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支持办好涉农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培养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和乡土人才；鼓励地方出台城市人才下乡服务乡村振兴的激励政策。
　　三、各地大力加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工作
　　（一）福建：有力举措助力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
　　2022年4月，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服务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继续巩固、完善、坚持科技特派员制度，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若干措施》涵盖加强对科技特派员的政治引领、完善科技特派员选认和服务管理机制、落实科技特派员利益共同体支持政策、建立健全让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的激励机制、创新科技特派员精准对接和全链服务工作机制、强化组织保障等六个部分，提出进一步扩大选认视野和范围、完善科技特派员分级服务管理机制、建立省级科技特派员分类服务管理新机制等21条具体措施。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科技特派员在乡村创业，鼓励设立“科特贷”为科技特派员在乡村创业提供贷款，建立健全科技特派员考核评价和退出机制；以“一县一团”“一业一团”及“揭榜”选认的方式组建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由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助力实施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3212”工程；选认方面，将一次选认一年改为每年考核一次，技能型、实用型人才纳入选认范围，同时加大对省外、境外科技特派员选认力度；服务管理方面，实行分类选认、分类管理、分类扶持，首次明确将赴外省开展对口技术帮扶援助的科技人员作为科技特派员优先选认对象；与服务对象建立利益共同体方面，制定了保护和支持政策，保持利益共同体相对稳定；与服务对象精准对接方面，推广应用“掌上科特派”，构建覆盖福建省全域、面向农业农村农民、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引入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服务领域方面，启动建设科技特派员助力产业融合发展工作点，推进科技特派员服务领域跨界协同、一二三产全覆盖；工作体系方面，首次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各方参与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格局。
　　（二）江苏：“十四五”将重点培育5类乡村人才队伍，打造乡村人才振兴的“江苏样板”
　　2021年11月，江苏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明确在“十四五”期间将重点培育壮大乡村产业人才、乡土人才、治理人才、公共服务人才和农业农村科技人才等5种类型乡村人才队伍。一是针对各类人才身份属性，强调分类施策，明确开展涉农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鼓励职业院校开设乡村技术技能特色专业和特色班，建好用好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平台载体，实施一系列“计划”和“行动”，深入推进“县管校聘”“县管乡用”等制度，分类制定乡村人才评价标准体系，探索符合条件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政策。二是明确量化指标，把乡村人才振兴纳入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健全乡村人才省市县乡村五级管理与服务网络，大力发展乡村人才服务业，鼓励有条件的院校设立乡村振兴学院，打造短期轮训和长期培养培育阵地。
　　近年来，围绕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江苏各地各部门也相继推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典型经验和创新成果，如乡镇街道干部“三个20%”激励关爱机制、“定制村干”培育、基层专技人员“三定向”政策、乡土“三带”人才、定向师范生培养、订单定向农村医学生培养、“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以及“定向委培”学历教育、“新农人”学习深造、鼓励临退休干部到乡村干事创业等。江苏省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200万人，共有省市县乡四级农技推广人员两万余人，累计遴选产生“三带”名人443名、“三带”能手1046名、“三带”新秀3024名，基层卫生人员总数达到28.58万人，较五年前增加8.15万人，60多家规划编制单位的近千名规划师活跃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新农菁英”人才库入库人员8897人，直接带动就业57万人。
　　（三）浙江：欲培育10万高素质新农人
　　为加快建设高素质强大人才队伍，2021年6月，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委组织部印发了《浙江省人才发展“十四五”规划》，要求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具体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壮大新时代高素质农民队伍
　　目标到2025年，培育高素质农民10万人，全省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40万人以上。一是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为抓手，实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十万农创客培育计划，发展壮大农业产业生产人才、农村二三产业经营人才和乡村治理人才队伍。二是紧密结合现代农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乡村治理、美丽乡村建设，培养乡村产业领军人才和乡村治理人才。三是构建完善“省乡村振兴学院、市乡村振兴分院、县（市、区）乡村振兴学校、乡（镇）乡村振兴讲习所”四级联动人才培育体系，面向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培训，大力推行农民职称评定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2.加强乡村科技人才培育
　　目标到2025年，省市县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1万名以上，乡村科技人才达到40万人。一是实施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引育计划，推进农业农村科研杰出人才培养，加快培育一批高科技领军人才和团队，选派一批农业科技、产业创新、金融服务等领域企业家、技术专家等领军人才“上山下乡”。二是实施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工程，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为重点，培养一批新时代科技型乡村企业家。三是加强农业农村科技推广人才培养，鼓励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院所调整增设涉农专业，加大定向培养基层农技人员力度，支持职业院校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培养基层急需专业技术人才。四是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
　　3.深入推进青年和乡贤回乡
　　一是实施农村“归雁计划”，鼓励乡贤回归，完善对返乡下乡人员创业补贴、融资、场地、培训等扶持政策，搭建人才回乡创业创新平台，吸引农创客、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士兵等返乡创业。二是开展“银龄行动”，鼓励离退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到乡村发挥余热、施展才能。三是支持返乡大学生、农村青年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和经营网络开展电子商务创业，推进“互联网+农村物流”，创造更大市场和更多就业岗位，引导农村劳动力返乡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
　　（四）广东：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有妙招培养人、留住人、吸引人，三大妙招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的人才工作
　　近年来，广东省积极推动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的人才工作，通过平台搭建、制度建设、人才培育与引进等方式，多措并举全力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动力源。
　　1.搭平台：厚植乡村人才振兴发展沃土
　　乡村人才振兴，厚植人才发挥的平台不可或缺。为此，广东省积极打造各类乡村人才创业创新载体。
　　“广东百万农民线上免费培训工程”利用数字技术，将农业营销、种养殖技术、科学加工等课程精准推送给有需求的农民，让农民可以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随时随地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并和教师、辅导员互动交流。
　　广东精勤农民网络培训学院以培育百万精勤农民为目标，邀请农业专家主讲，上线农作物种植、畜牧水产经营管理和乡村振兴等8个领域共3000多节优质课程，供农业从业者免费学习，完成相应课程学习的农业从业者还将获授“精勤农民”学位。
　　2.留住人：充分激发本乡本土人才活力
　　乡村振兴，如何培养与留住人才在基层至关重要。广东省积极推动农业农村实用人才全面培育，以村组干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大学生村官等为重点，着力培养乡村振兴急需的带头人。
　　“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素养，以润物无声之势不断推动了脱贫攻坚、稳保就业、乡村振兴落地生效。据统计，“三项工程”累计开展培训640万人次，“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工程累计带动就业创业超200万人次。
　　广东省大胆创新，加强新业态农业人才培养，在国内首次举办“短视频+网红”农产品营销研讨会，探索5G时代下现代农业互联网新模式；开展“12221”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行动，以预制菜、中央厨房等方式推动农产品食品化工程，催生“网红新农人”，让农民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3.吸引人：积极引导人才“上山下乡”
　　乡村振兴是全面、多元的战略规划，不仅需要本土农业人才，更需要“新鲜血液”。通过“三支一扶”项目扩容提标，推进乡村紧缺人才招募计划与粤东西北乡镇事业单位专项公开招聘合并实施等措施，广东不断畅通专业人才下乡渠道，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到乡村干事创业。数据显示，广东平均每个欠发达地区的镇街有近10名“三支一扶”学生服务过，有7名扎根留在了当地。
　　乡村人才振兴，需要引进专业人员、高端人才。广东省大力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对口帮扶，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1.4万余人、1000余个团队，覆盖1300多个乡村产业，有效助推乡村产业、经济发展。
　　在高端人才方面，广东省将现代农业领域人才需求纳入“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特支计划”“扬帆计划”等人才工程重点支持对象，着力发展现代种业和精准农业技术领域。目前，广东省已打造51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遴选聘任首席专家51人，专题专家442人。
　　（五）山东：打好“政策牌”“培育牌”和“服务牌”，大力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工程
　　山东盯紧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乡村人才服务保障，着力打好“三张牌”，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乡村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推动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打好“政策牌”，引导各类人才向基层流动
　　充分发挥乡村人才振兴牵头部门作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资源整合，加大倾斜力度，引导激励各类人才流向农村、扎根基层、建功立业。一是强化规划引领。制定《山东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措施》，按照“四个不摘”的要求，提出专项支持措施，确保在2021-2025年过渡期内，乡村人才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研究制定就业创业、社会保障、技能培训、人才引育、协作帮扶等方面的过渡期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二是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下沉。遴选25名高效生态农业创新类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给予项目资金支持，带动更多科技人员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实施科技特派员计划，注册备案7835名科技特派员，择优遴选616名深入基层一线，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组织评选99名第二届齐鲁基层名医。对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医学学历毕业生免试发放乡村医生证书，引导更多医疗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三是推动服务管理资源向基层下沉。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增强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加大专业人才选派力度，2021年已选派教师800人、科技工作者400人、医务工作者500人、文化旅游工作者272人，赴基层一线服务，支撑乡村振兴。
　　2.打好“培育牌”，加大乡土人才培育力度
　　针对乡村人才需求，山东省人社部门创新培养方式，拓宽培养渠道，着力打造乡村人才队伍。一是加快培育高素质农民，启动建设高素质农民创业培训基地，分解下达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训指标任务，全年计划培训4万名高素质农民。二是加快培育农村转移劳动力，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扩大培训规模，拓展培训内容，丰富培训模式，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村致富带头人。截止2021年5月，全省已培训18.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79.5%。三是加快培育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强化基层一线专技人才培训，提升基层专技人才素质。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推荐12个项目申报国家级高级研修班。
　　3.打好“服务牌”，优化乡村人才服务质效
　　山东省人社厅破除“五唯”倾向，体现“基层”特色，完善“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基层职称制度，努力拓宽人才成长渠道。同时优化基层创业环境，拓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范围，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自主创业给予最高300万元贷款扶持。2021年一季度，全省共为1.44万农民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2.2亿元。此外，积极搭建人才服务平台，大力推进专家服务基地建设，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达到84家，吸引集聚1.4万余名高层次人才到基层创新创业，培训基层各类人才10万余名，落地项目2200余个，转化科研成果3500余项。通过优化发展生态，强化服务保障，努力让广大人才心向基层、服务基层。
　　（六）安徽：重点培育五类乡村人才
　　2021年11月，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将乡村人才振兴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乡村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农业农村科技“五类人才”。
　　1.基本目标
　　到2025年，全省将基本构建起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框架，基本建立起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乡村人才队伍，初步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
　　2.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
　　一是要要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乡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依托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养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培训机构作用，同时要支持企业参与乡村人才培养。
　　二是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对在艰苦地区、关键岗位工作表现突出的干部优先重用。建立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等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规定到乡村和涉农企业创新创业。鼓励各地成立乡村振兴顾问团，支持引导退休专家和干部服务乡村振兴。
　　三是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积极开展统筹使用基层各类编制资源试点，鼓励市县从上往下跨层级调剂行政事业编制，推动编制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
　　3.多措并举培养五类乡村人才
　　在农业生产经营人才方面，会着重加强高素质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的培育。到2025年再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4000名、高素质农民15万人。实施青年农场主和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培训计划。推广金寨县“培养能人、培育产业”试点经验，到2025年，安徽每个行政村至少培育1名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
　　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方面，要培育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和乡村工匠，打造农民工劳务输出品牌。到2025年，培训安徽名特小吃皖厨不少于5万人次，省市县三级分别重点培育500名、5000名、50000名左右乡村企业家人才。此外，还提出将农村电商纳入就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并按规定给予补贴。意见重视培育乡村工匠，强调要挖掘培养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人，通过设立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等，传承发展传统技艺。鼓励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挖掘具有安徽特色的传统技艺，开展传统技艺传承人教育。在传统技艺人才聚集地设立工作站，开展研习培训、示范引导、品牌培育。支持鼓励传统技艺人才创办特色企业。
　　在乡村公共服务人才方面，要加强乡村教师队伍、乡村卫生健康人才队伍、乡村文化旅游体育人才队伍，以及乡村规划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本土建设人才培育工程，将乡村建设工匠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象，加快培育修路工、水利员、改厕专家、农村住房建设辅导员等专业人员。
　　在乡村治理人才方面，要求加强乡镇党政人才队伍、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及农村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法律人才队伍建设。
　　在农业农村科技人才方面，意见要求培养农业农村高科技领军人才、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人才、农业农村科技推广人才，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今后将鼓励农业农村领域科技人才申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和人才专项，省重点人才计划向农业农村领域延伸拓展。鼓励各地对“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发放补贴。
　　四、乡村人才振兴的境外之鉴
　　许多发达国家在乡村人才振兴上结合自身条件，走出了一条阶段发展、步步为营的道路，因此剖析发达国家乡村人才振兴的经验亮点，可以为我国实施乡村人才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一）日本：利用农村教育事业，引导农业技术人才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乡村凋敝现象，日本开始实施乡村振兴运动，通过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在人才和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改革，通过重视农村教育事业、引导支持农业技术人才的方式，营造留住人才的良好氛围。
　　第一，日本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1958年，日本施行《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立法保障政府财政对偏远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改善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在全国各县设立农业院校，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教育管理。
　　第二，日本制定颁布农村发展人才政策，资助奖励农业管理、科研和技术人才；专设下一代人力资源投资基金和农业经营基础强化基金等，对农业农村青年人才给予补贴；专项实施妇女和老人资助行动，开发适宜妇女和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工具和产品。
　　第三，日本通过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营造留住人才的良好氛围。比如，1970年实施的《过疏法》等，依法保障加大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建设。
　　第四，其次，为将原子化的农村人口组织化，日本利用农村传统的组织方式，建立健全由农民自愿加入的农协组织，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市场信息、代销产品以及社区治理等综合性服务，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农业生产、销售、物流等市场经济，同时也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组织单元，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韩国：先培养人才，再用人才指导、团结农民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新村运动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农村脱贫致富与现代化的成功典型，被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誉为“农村脱贫致富卓有成效的方法之一”。韩国在新村运动期间，对新村教育培训和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尤为重视，使韩国农村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的跨越式发展。
　　1.强化新村领导人教育培训
　　韩国于1973年正式成立了新村领导人研修院。新村领导人教育培训从全国各个郡选拔优秀的农民、企业、公务员、高校教师、宗教界人士、新闻界人士以及文艺界人士等进行农业知识技能培训，新村领导人的教育内容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技能教育、农村开发教育、农业技能教育、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问题、国民精神教育等方面。通过学习培训，新村领导人既精通农业技术，又提升了村庄规划、人事管理等综合能力方面。他们将所学农业知识和技能传授给村民，并制订村庄发展计划、动员村民参与、调解村民矛盾，在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和促进村庄自主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从精神启蒙和农业技术两方面强化农民教育培训
　　一是开展农民精神启蒙活动。韩国新村运动强调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因此新村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有效提高农民参与水平，推进新村事业发展，实现农村全面开发，并且通过新村教育使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合理、科学、实用的生活观。二是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行农业技术培训。针对农民需求，韩国政府开设了具有针对性、多样性、长效性的农业教育培训内容。如以农村青壮年农民为主的4H(Head、Heart、Hand、Health)教育培训，对专业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职业技术培训，以及针对以农村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培训等。三是发挥宏观指导与支援作用，结合正规学校农业教育与民间组织农业教育培训，构建起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协同的多元化教育体系。四是通过公务员、大学教师、农业技术员包村包点等举措推广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
　　3.构建以新村领导人为核心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村民在各自村落推选既懂农业知识又懂新村管理的一男一女两位新村领导人，新村领导人组建新村发展委员会并以此形成新型基层治理体系。新村领导人为政府与村民之间沟通搭建桥梁，主要负责落实上级政策、指导新村发展、动员村民参与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特别重视对女性新村领导人的推选和其作用的发挥。新村领导机构还与其他新兴民间组织如妇女协会、青年协会、农协等共同构成新村运动的组织框架，相互之间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新村基层治理体系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联系政府，韩国政府则通过基层组织落实各项自上而下的任务，在两者的协同配合下，村民参与新村运动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大幅提高。
　　（三）英国：多级培养模式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培训网络，满足多层次人员的需要
　　作为最早完成农村现代化的国家之一，早在18世纪中期英国就开始了农业教育现代化工作。20世纪初期，伴随着《福斯特教育法》的颁布，许多农村居民逐渐享受到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现阶段，英国农村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善，形成了初、中、高3个教育层次相互衔接的多级培养模式，这是英国农村院校教育的独特模式。其中，初、中等农村教育的任务主要由县农学院"农业中学"技术和现代中学来完成，通过招收就近农场主的子女入学就读，培养农业专门技术人才，以满足当地农业农村发展需要。高等农村教育主要由大学中的农业院系及地区农学院来负责，学生毕业后可在乡村从事农业咨询顾问、乡村职业教师等工作，帮助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各类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广大乡村地区还兴办了许多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班"广播函授学校"农业讲习班等，并且通过互联网教学方式帮助村民群体提升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目前，英国有近100所农业专科学校、200多个农业培训中心、约2000所农场职业技术中学和57所农业高校，构成了农民培训网络，基本满足了不同层次人员的需要。
　　（四）法国：以人才科技的创新驱动为引领，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的现代化
　　法国乡村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的助力。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面对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难题，法国政府从职业教育和科研创新两个维度展开了行动。
　　在职业教育方面，注重对农业教育的普及，各类高校对农学专业的招收人数都在逐年上升。法国农业部数据显示，1975-2015年，学习农业的学生数量增长了近70%。除此之外，法国政府还规定农民要想获得农业经营的资格，就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只有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享受国家的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贷款。目前，法国共有近1000家机构专门从事农业技术教育，其中40％负责农作物栽培和畜牧放养的技能培训，20％负责农产品加工的培训，还有机构负责培养物流运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人才，共计每年培养学员近50万名。
　　在科研创新方面，法国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农业科研队伍，由国家直接经办，年度预算高达25亿欧元，其中90％来源于政府直接拨款，其农业研究课题紧扣市场动向，承接现实农村生产生活，始终追求创新突破。据统计，科技进步在法国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由二战后的25％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的75％，且在农业食品安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不仅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还吸引了各类人才下乡返乡创业就业，有效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难题。
　　（五）美国：从立法层面保证农民这一职业的主体地位
　　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美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领先全球的耀眼成绩.这离不开政府对于农民的巨额、长期的观念塑造和教育投入。
　　1.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
　　“尊重当地农户，以当地农户为主体”是美国农村发展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明确农民始终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农业法案为充分保障农民收入，在农业收入补贴改革、农业保险等方面提高了项目覆盖范围。美国农民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推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职业农民注册制度，从职业认知和准入门槛层面上，农业成为体面的职业，与从事银行业、工业等行业一样，区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国民对于“农民”这个职业没有社会底层的认知观念。
　　2.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
　　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掌握高新技术、懂经营管理的高素质农民越来越重要，而针对农民的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就显得必不可少。从19世纪开始，美国便以立法形式对新晋农场主、农业雇工或者农业组织等不同人群的培训和教育进行规定，充分利用高校人才密集、设备先进的优势，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广泛开展有针对性的农业教学科研工作，持续不断地培养了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大批实用型人才。由于职业教育和技术深化，美国的农业已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高效率和高收益的行业。
　　（六）加拿大：重视对农业科技研发和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
　　加拿大十分重视农业科研,成立了多个研究机构,从农业部到各级的农业厅以及农业院校和农企等。加拿大农业科研侧重于应用性,这一点与澳大利亚农业研究相似,加拿大重视对农业领域的研究,其投入经费占农业生产总值的2%以上,在所有自然学科中,农业科研占12%以上,远远大于世界上平均的农业科研投入占比。在科研人员中,农业科技人员占比最大,达到28%左右,正是由于加拿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重视,才促进了农业科技转化率的提升,提高了农业科技的应用程度。
　　加拿大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仅体现在政策和投入的支持上,更体现在对有知识的生产者的重视程度上,例如,在加拿大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农民可以优先申请贷款,这说明政府对有知识的农民具有足够的重视和尊重。为了提高农民的整体技术水平,加拿大政府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并出资鼓励农场主进行知识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根据岗位进行规范考核,培训侧重于实践操作,有利于提高培训的效果和实用性。
　　（七）澳大利亚：培育社区能人，增强乡村复兴的中坚力量
　　社区自助是澳大利亚乡村振兴的核心理念，社区能人的培育是澳大利亚乡村复兴的中坚力量。
　　一方面，通过组织“农村未来发展会议”，培训乡村社区能人，从而激发社区的再生和重建能力。该会议主要由州政府、地方政府规划部和乡村社区联合主办，通过乡村发展专家和政府协调员对乡村重建战略的解读和倡议，逐步扭转村民以往“政府依赖”的社区建设思想，转而形成“政府引导一社区自助”的新的理念和策略，通过政府、个人与社会组织的良好合作，推进乡村社区善治格局的生成。其中，“乡村发展专家”可起到连接政府与杜区的桥梁作用，不仅可有效调动村民参与杜区重建的积极性，更有助于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并进一步推动社区自助理念真正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通过培训和赋权以构建社区能人的主观能力与进取精神，培育“个人—社区”的建设理念。在澳大利亚乡村复兴的过程中，那些表现出强烈愿望并有推动发展的激情和决心的人将成为“社区建设者”或“倡导者（发起人）”，他们的任务是发起乡村社区复兴战略，是推动个人能力塑造与社区文化共同体建立的桥梁与纽带。，政府援助的适当取消和地方层面的权力下放，使得乡村社区能够更恰当地遵循“地方性知识”并为自身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有效激发社区个人的积极性、主观能力与潜在进取精神，这种新态度的构建使乡村社区的潜力发挥至最大，并最终促进社区的复兴与发展。
　　五、乡村振兴急需培育三类人才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朱启臻提出：在乡村振兴各类人才中，根据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需要，最基础、最迫切、最急需培养的人才有以下三类。
　　（一）家庭农场主
　　培育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是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乡村人才振兴的基础，乡村的人才培养要从培育现代农业生产者做起。乡村振兴要突出培养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两类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具有稳定性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家庭农场要符合四个特点：一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区别于雇工农场；二是有一定规模，家庭农场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表现形式，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农场实现充分就业，区别于传统小农户；三是农户具有较高的农场经营收入，以区别于兼业农民；第四是稳定性，可以在代际之间继承，是新型职业农民得以存在的有效载体，也是农业后继者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家庭农场主从哪里来？首先，把承包大户就地转化为家庭农场主。他们有承包地，有农业情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把他们培养成家庭农场主成本最低，效果最好。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四五十岁的农民，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群体，不仅留得住、用得上，还会影响下一代的职业选择，为农业后继者培养创造条件。其次，农民工返乡创业。叶落归根、告老还乡、反哺桑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从乡村走入城市，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积累了资金和能力。近些年，返乡农民工在很多地方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力量，从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上支持他们返乡创业，使之成为新型经营主体，不失为乡村人才振兴的有效途经。其三，城市人才下乡。乡村振兴需要各类人才，就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而言，尽管通过人才下乡成为高素质农民的比例很小，但其示范作用则十分显著。近些年，有一批自称为“新农人”的群体，怀着深厚的乡村情怀与农业责任，自愿、自发到乡村承包耕地发展“高效农业”、推广“有机种植”、兴办农业企业，在理念和技术普及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效果。
　　（二）合作社带头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民合作社，应该以乡村社区为基本单位，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传统村落是熟人社会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有互帮互助传统，有共同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具有天然的信任与监督机制，进而容易形成合作关系。此外，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应以乡村社区为单位。因为政府行使对乡村管理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实施的，“村集体”不仅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政府各项惠民政策的承载者。
　　农民合作社的功能不限于农业生产过程，而是集购销服务、生产服务、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合作社。合作社是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中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合作社带头人的素质是影响合作社运行的重要因素。以往合作社发展受合作社人才缺乏制约，或缺乏合作知识与理念，或不具备市场环境下经营能力，或缺乏服务农民的意识或意愿。因此，合作社带头人的培养至关重要，要把有知识、有能力、有文化、有情怀的人选拔到合作社带头人岗位上来。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就是新乡贤群体。所谓新乡贤就是指从乡村走出去的商人、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等，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有管理和经营能力，同时愿意为乡村做贡献。很多典型合作社、示范合作社，就是由新乡贤领办和带动的。因此，重视新乡贤群体的作用，从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上给愿意返乡的人留下一条返乡的路，引导他们为自己家乡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影响和教育更多的人，不失为乡村人才振兴的有效途经。
　　（三）乡村服务人才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强乡镇便民服务和社会工作服务实施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工程。2022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指出城乡社区服务体系，是以社区为基本单元，以社区居民为对象，以各类社区服务设施为依托，以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提高生活品质为目标，以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网络和运行机制。特别提出“十四五”期间，11.3万个城镇居民委员综合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50.9万个村民委员会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80%。但是，乡镇便民服务和社会工作服务的制约因素依然是人才匮乏。就掌握的情况而言，乡村特别需要以下三类服务人才。
　　第一类，乡村社区物业服务。随着乡村老龄化的加剧，农户物业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修补房屋、维修水管，安装玻璃、更换煤气、家电维修等日常生活事务都越来越依赖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目前，除了少数发达地区乡村在公共卫生、垃圾分类与清理、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实现了专门化服务外，广大乡村社区物业服务方面还处在空白状态。因此，实施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工程，完善村级综合服务设施网络，特别受老百姓期待。如建设智能快件箱和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开发社区协商议事、政务服务办理、养老、家政、卫生、托育等服务项目，推行“一窗”受理和“一站”办理，实现政务代办服务全覆盖等，都是村民迫切需要的实事。
　　第二类，养老助老服务。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人，乡村60岁及以上老人1.3亿人，占比23.81%，比城镇高出7.99个百分点。由于青壮年外出就业普遍，乡村实际老龄化程度更为严峻。大量的空巢老人、高龄老人对养老需求尤为迫切。在乡村由于绝大多数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因此，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要符合乡村家庭养老需求。重点聚焦乡村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为老年人提供三餐、上门理发、洗澡、诊疗、取药等服务，以及精神慰藉等。农村具有适合养老的空间环境，亲近自然，生态环保，生活节奏与大自然节奏相吻合，农民有自己的宅基地，房前屋后空间可发展庭院经济，赋予了老年丰富的社会生活意义。要完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农村为老服务社会组织，强化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第三类，乡村文化服务。同步进入小康后的乡村，文化需求成为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而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难点，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乡村文化建设，首先要了解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类型，乡村文化包括农业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节日时令，以及包括手工艺在内的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学，是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娱乐密切相关的技术、信仰、人生态度、为人处世的方式的综合。要深入开展乡村文化资源调查，把乡村优秀文化整理出来。其次，要善于发现乡村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乡村手工作品的经济价值，赋予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等业态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要发现文化与生活幸福、和谐乡村构建的社会价值，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乡村文化建设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做到与时俱进，让更多农民群众能够共享精神文明的成果。一是可以通过积极健康、喜闻乐见的精神娱乐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二是要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助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三是扩大文化、体育、科普等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满足乡村服务需求，必须培养大批专业人才。一是要通过组织实施乡村社区人才队伍建设行动，培养社区志愿者队伍，推动乡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二是通过委托运营、购买服务、鼓励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发展乡村服务机构；通过选派、聘用、招考等方式，选拔优秀人才充实社区工作者队伍；鼓励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到乡村社区创办服务企业；有条件的地方引进专业化物业服务，建立健全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双向选择机制。三是把村里的能工巧匠和手艺人组织起来，组建村级物业服务机构，即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就业机会，又可提高服务效率。服务者有成就感，被服务者有幸福感，让乡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使熟人社会的互助传统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发扬光大。
　　六、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面临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
　　当前乡村人才外流、人才难留、人才匮乏等又是普遍存在的突出矛盾，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面临着以下困境与挑战。
　　（一）乡村人才结构失衡的矛盾较为尖锐
　　一是年龄结构失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青年人基本脱离农业生产环节，甚至部分青年人已丧失基本的务农技能。随着时间推移，乡村人才队伍断档问题将愈益显现。二是专业结构失衡。现有乡村专业技术人才以本土为主，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接收新知识新技能较为困难。同时，其知识结构主要集中在种植养殖生产环节等较为有限的领域，掌握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电商、乡村旅游、经营管理等全产业链环节的专业人才短缺。三是层次结构失衡。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乡村人才需求多元化还体现在人才层次亟需拓展和升级。就现实看，具有把握发展前沿、带动农户发展以及创新创业能力的产业发展带头人等乡村领军人才十分稀缺。
　　（二）乡村人才培育与产业发展脱节
　　当前积极推进的农村职业教育、农业技术培训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素质农民成长，对缓解乡村人才不足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乡村产业持续迭代升级和业态创新，乡村人才培育与产业发展需求脱节的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人才培育与特色产业发展脱节。多数技术培训主要集中在区域内传统种养产业和转移就业等方面，针对近年来不断蓬勃发展的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覆盖有限，培训内容则侧重于生产环节，缺少对农产品加工储存、品牌营销等其他产后环节的专业培训。另一方面，乡村人才培育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脱节。培训资源配置没有跟进最新的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康养、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方面缺乏更具针对性的专业化技能培训。
　　（三）乡村人才培育与小农户带动脱节
　　确保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但当前乡村人才培育中“亲大农、远小农”倾向较为明显。一是主体培育脱节。现有高素质农民培训对象主要锁定的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和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小农户参与度较低，难以直接分享支持高素质农民成长的优惠政策。二是利益分配脱节。许多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只是保持土地租赁和就近务工的单一关系，并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小农户收入低水平固化，不能以入股合作等方式参与产业增值收益分配。三是组织带动脱节。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对小农户的带动、服务和支持仍显不足，合作机制缺失使小农户孤立式生产、分散化经营的现象仍然普遍。
　　（四）乡村人才数量不足的矛盾较为尖锐
　　乡村产业形态升级、治理结构优化等需要数量更多、结构更多元、发展更稳定的人才队伍。然而，人才数量总体短缺，构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极具普遍性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乡村难以留住人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较大差距导致乡村青壮年、优质人才持续外流，尤其在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农村“空心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更为严重，谁来种地、谁来建设乡村的矛盾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乡村难以吸引人才。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发展平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更丰富优质的生活元素叠加于城市，相应地，乡村经济发展总体不足、人才成长空间有限以及公共服务保障缺失等，缺乏有效激励因素诱使更多外部人才逆向流入乡村。
　　七、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需要创新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己经受到广泛重视并取得重要的实践进展，当务之急是需要系统总结已有经验，瞄准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创新乡村稳才引才育才聚才的实现路径。
　　（一）优化人才培育方式，多层次打造复合型乡村振兴人才梯队
　　整合“政校企”多元培训资源，促进多元培训主体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多层次打造复合型乡村振兴人才梯队。一是联合农业高校、农业企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建设集教学、培训、实践、创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共享型实践平台和培训体系。二是分层次完善“实用型+领军型”多层次人才梯队。对于实用型人才，侧重于实操性技能培训，在课程设置和培训方式上，倾向于田间教学和实践锻炼；对于领军型人才，采用“学历教育+技能培训”结合方式，除需掌握必备的实操技能之外，还需把握技术原理、产业前沿、市场趋势、法律政策等更为专业的知识。三是完善领军型人才遴选、评价与激励机制，要重视从实用型人才队伍中选择具备一定学历基础、年龄合理、联农带农效果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返乡大学生、高素质农民等作为领军型人才加以重点培育。
　　（二）创新乡村人才引进机制，吸引多方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研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和制定人才柔性引进管理办法，引导各类人才向乡村集聚，发挥“增量”人才作用。一是建立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等方式，引进各类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投身于乡村振兴。并且对于在基层服务时间累计达到一定期限的高层次人才，给予一定的奖励，在国家和省级人才工程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实施高校毕业生乡村成长计划。二是将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与乡村振兴计划有机结合，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等服务。对于“三支一扶”人员，可考虑在公务员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畅通各界人士服务乡村渠道，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技能人才、下乡知青、退伍军人等，通过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助学助教、捐资捐物、咨询服务、担任志愿者等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结合农村改革的深度推进和成果的充分应用，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体系，为乡村引进人口投资农业和建设乡村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激励，使越来越多的“新村民”能够顺利融入农村，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三）落实政策红利，让专技人才吃下“定心丸”
　　人才要扎根，政策要生根。要让专技人才在基层留得下，就必须把政策红利落到实处。通过定政策、建机制，打造宜居宜业的新乡村，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一是将“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制度扩大到基层所有职称系列，基层职称系列均可设置到正高级，打破乡村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二是实行乡镇专业技术人才直评直聘政策。乡镇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申报评审职称，可不受所学专业限制，侧重考察工作实绩。这样才能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形成人才汇聚、环境优化、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更高质量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四）增强职业吸引力，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此，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外部环境，努力营造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良好氛围，促使返乡农民工能够成长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二是要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从用地、融资、税费等方面予以精准有效的政策支持，积极鼓励支持返乡人员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三是用有激励性的收入和公平福利待遇增强职业吸引力，继续破除制度藩篱、加快改革，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公共资源统一配置，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让返乡创业农民工也能够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平待遇。
　　（五）培育乡村本土人才，发挥乡村本土人才的作用
　　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拼搏掌握各种新技能的佼佼者，应成为乡村振兴人才的中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模范带动作用。要加大力度培育高素质农民，以种田能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等本土人才为重点培育对象，创新多层次、多形式培训模式，通过职业认证、定向扶持和社会保障强化政策激励，培养一支不仅懂技术善经营，而且示范带动性更强的乡村产业领军人才。另一方面，农村党员干部和致富带头人是起到基层作用的乡村振兴带领者和组织者，他们的能力和实干精神能够给农村带来更多的机会。应切实建强农村基层人才队伍，除了进一步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强化村干部发展激励之外，当前还特别需要根据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新的需要，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全力打造真正懂农业、爱农村和爱农民的乡村骨干人才队伍。
　　（六）强化乡村振兴人才的带动效应
　　积极探索乡村振兴人才的多元利益联结机制，以互助合作为依托强化对小农户的有效带动。一是要改变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传统的“土地流转+就近务工”的简单化合作模式，重点通过订单生产、利润返还、入股合作等模式创新，让有技术、有能力的农户加入到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环节，建立更加稳定、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业发展共享共赢。二是要特别鼓励和倡导联合组建合作社，通过品种、技术、农机、销售、品牌等生产经营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抱团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是要鼓励高素质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股权合作、服务配套等合作机制，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源统筹、利益协调、服务供给等优势，为高素质农民成长提供发展保障。
　　八、结语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气旺则乡村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关系到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其任务是繁重而复杂的，不是单靠一支人才队伍就能实现的，需要多类人才的共同支撑。要找到适合乡村振兴人才培育的最优路径，创建有利于乡村人才“干事创业”的长效机制，在人才素质、人才激励、人才引培等方面下大功夫，使人才自愿驻于乡村、学于乡村和服务乡村，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智力支撑，才能为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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