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理论研究
　　收缩型城市研究综述
　　中外收缩城市动因机制及表现特征比较研究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框架
　　 每经专访国内收缩型城市研究开创者之一吴康副教授：人口减少不等于城市收缩 城市收缩不等于城市衰败
　　应对城市收缩：再中心化是城市瘦身强体的良药？
　　 
　　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城市收缩模式及案例
　　 
　　编者按：4月初，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简称《重点任务》），第一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并明确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那什么是收缩型城市？城市收缩的原因有哪些？“收缩”是不是就代表着衰落？这些城市将如何发展？
　　 
　　 
　　收缩型城市研究综述
　　 
　　什么是收缩型城市？
　　国际上专业的研究机构“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将城市收缩定义为：人口规模在1万以上的人口密集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2年，并经历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现象。
　　我国收缩型城市有哪些
　　根据中国五普、六普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的研究团队研究了中国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张学良说，26.71%的收缩型城市，集中分布于中国东北和长江经济带地区，主要包括甘肃、贵州、重庆、湖北、安徽、福建、江苏、辽宁，以及黑龙江北部、内蒙古北部和中部、四川东部。与之相对应的非收缩城市，也就是人口增加的地区，则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及中部地区部分省市。
　　如果继续分析，从全市收缩和市辖区收缩两个维度来看收缩型城市的话，又会发现，这些地级/副省级行政单元中，全市和市辖区人口同时增长率为正的城市数量最多，包含226个样本，说明中国大部分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处于人口集聚的状态。
　　而全市和市辖区人口增长率均为负的城市，也就是狭义的收缩城市，包含26个样本，占收缩城市比重的29.89%。
　　这些狭义的收缩城市较多地分布于湖北、四川、安徽和黑龙江四省，以湖北黄冈市、随州市、恩施自治州，以及四川广安市、资阳市、广元市的收缩最为严重。
　　出现收缩的原因
　　首先，人口流出既是因也是果。不断加快的城镇化，势必会吸引大量人口从乡村到城镇，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人口流出尤其是青年人口的离开，导致城市老龄化程度提高，城市逐渐收缩。
　　其次，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四大工业基地中，以重工业为主的辽中南工业基地，包含了多个收缩型中小城市，例如抚顺、鞍山、营口；沪宁杭工业基地的轻重工业都很发达，珠江三角洲工业基地则以轻工业为主，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这两个工业基地所包含的城市经济发展更为良好。
　　过去赖以生存的资源逐渐枯竭，也是导致一些城市收缩的原因。鹤岗便是如此。鹤岗的经济发展一度完全依赖于煤炭企业，而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鹤岗的GDP逐年下滑，人口逐年减少。
　　此外，自然环境不佳，追求更高的生活舒适度也成为一些人离开的原因。
　　收缩型城市的特征
　　——人口减少。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康表示，观察城市收缩，最直观的层面就是人口变化。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人口从乡村流向城镇，从小城市流向大中型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
　　——第三产业占比低。从吴康列出的80个收缩型城市中不难看出，收缩城市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比较高，例如有“中国第一钢铁工业城市”之称的辽宁鞍山以及浙江台州等。
　　此外，收缩型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工资水平低和老龄化程度高的特点。根据中国五普、六普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收缩城市的城市化率往往比非收缩城市低10个百分点左右；非收缩城市的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占比高出收缩城市3.37个百分点，而职工平均工资是后者的1倍多。收缩城市老龄化程度也更高。
　　研究重点
　　（1）鉴别我国城市所处的不同的收缩类型。不同类型的收缩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目前已有研究已经指明的是资源枯竭型，对于其它类型还鲜有研究，如老龄化和城市扩张等；正确鉴别收缩类型是采取不同措施的前提。
　　（2）鉴别我国城市收缩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及其影响。在省、市和城市内部等不同尺度上鉴别城市收缩预测城市收缩可能的时间点，以及对地方社会经济和空间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便及时合理地采取应对措施。
　　（3）科学合理地采取抵制或是接受收缩性措施。理性地具体分析城市是否可以避免人口收缩，从观念上转变，勇敢地面对城市收缩这一问题。
　　（4）积极地应对城市收缩的过程，采取科学的应对途径避免链式反应。城市收缩会带来经济、人口、资金管理等许多问题，如何在具体的收缩过程中采取合理的方式，避免链式反映将是摆在城市理论和实践面前迫切亟需解决的问题。
　　（5）采取具体的规划和政策措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收缩并不都是坏事。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既然收缩是不可避免的，收缩未必意味着彻底的衰退。在接受性战略中，充分利用人口减少和土地利用的腾退提高城市居住质量。在抵制性战略中，积极探讨新的城镇增长模式，如利用新兴产业和城市环境的改善来充分吸引人口。抵制或是接受收缩性措施并不相互排斥，可以在不同尺度和不同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从而达到在城市收缩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最终目的。
　　对策
　　随着收缩型城市不断蔓延，中小城市应该放弃延续土地财政的幻想，因为不可持续。因此，需要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不应继续单方面考虑城市增长和扩张，要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服务好存量，并大力盘活存量优质资产，回收资金补充地方财力。同时，要想办法提升城市竞争力，通过发展产业和优化宜居环境吸引就业，同时发展旅游业、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增加可持续性收入来源。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抛弃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而言无异于“壮士断腕”，根据调查，近年在城区常住人口连续三年下降的同时，一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却在增长。东北地区的中大型城市较为突出，如分别为省内第二大城市的吉林市和大庆市。
　　因此更需要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近日发文的要求是：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同时提到要深化“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全面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换句话说，一个城镇的用地和财政支出，要与当下常住人口相匹配，不应肆意扩张，造成低效甚至无效投资。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亟须遏制。地方债务过高的风险众所周知，一方面政府每年需要支付巨额利息及借新还旧，这对原本财政压力较大的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违约，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请求中央“兜底”。
　　收缩型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一是瘦身强体，正视城市的历史发展阶段。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周期性的，城市也不例外，收缩城市是伴随着城镇化和产业转型阶段出现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收缩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要清楚城市收缩有可能不是城市问题的原因，而是城市问题的结果，它本身可能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自然的“瘦身”过程，但在“瘦身”过程也不能忘记“强体”，要精简节约，不追求一味增加总量，面面俱到，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本地区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上，发现并利用好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盘活存量，关注质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从而达到“瘦而强，小而美”。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冯奎认为瘦身强体是根本发展方向。首先要尊重一个城市的生命周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自然资源下，它曾经膨胀，只不过当前处在收缩阶段；第二，这类城市应当把有效的资源集中到最具特色、比较优势的资源或者产业上面；第三，与周边大小城市共同建设成长为一个城市带或者城市群，以整体的力量取得新的比较优势。
　　二是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摒弃唯“大”是好的传统发展理念，注重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回归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本原功能上来。可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城市发展质量的改善，包括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发展质量等，在把总体产出作为参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均产出；二、城市发展结构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优化等；三、人均资源占有量指标，包括人均工资水平、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医疗、教育资源等。
　　三是盘活存量。据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解释，盘活存量，就是要盘活中小城市主城区的存量。因为主城区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形成的，不管是教育资源还是公共服务设施，主城区都更齐全一些。与其花大量资源在主城区以外建设新城区，不如把主城区的存量盘活。
　　四是实行区域分工，将中小城市的发展融入到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当中。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而城市群则是城镇化进程必然产物。中小城市的发展，一方面要以城市群、都市圈等发展为契机，将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融入城市群的发展当中，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人口吸引力为导向，分类引导城市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同时也要改进城市公共资源配置，适度增加中小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供给。
　　五是可以调整产业结构，也是收缩型城市发展方向之一。例如，东莞在保持原有产业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自2014年起，东莞开始实施“机器换人”计划，打造智能车间，提高劳动生产率。
　　六是可以借鉴国外收缩型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结合自身发展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思考适合自己的中小城市发展之路。
　　发达国家城市收缩研究的相关理论
　　城市的收缩问题可以用Haase提出的整合概念模型来研究，将前述的收缩现象、动因、类型与策略等几个方面整合在一起。此外，城市收缩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可以通过城市发展周期理论来解释。收缩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流动，关于人口流动、区域关系的相关理论主要有推拉理论、增长极理论等。
　　——城市收缩整合概念模型
　　Haase等（2014）通过研究城市收缩的动因、城市收缩的现象表征和带来的问题影响、以及收缩城市如何应对或利用收缩进行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等，提出了城市收缩研究的整合概念模型（Integrated Concept Model），这个整合模型从理论上总结了城市收缩问题，整合了本章节前述的收缩驱动、收缩造成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又反作用于城市的发展而造成进一步的收缩，以及针对城市收缩的治理策略。此模型将城市收缩问题涉及的几个方面整合起来，为研究城市的收缩问题建立了理论框架，可以将其应用到具体的案例分析中并用来解释城市收缩的复杂情景（城市为什么收缩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等），不同的城市收缩案例可以依据这个框架来进行分析。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的早期，或称启蒙阶段，人们认识到城市是繁荣与衰退螺旋式发展的历史循环，1915年，英国生物学家盖迪斯（Geddes）在发表的《进化中的城市》（Cites in Evolution）中，将生物进化论运用到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提出城市生命周期思想。同样提出城市是周期与阶段化发展的还有McKenzie（1924）的“城市生态”等。
　　此后，20世纪中后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模型，是彼得•霍尔（Peter Hall）（1971）的“城市发展阶段理论”与盖耶尔（Geyer）和康图利（Kontuly）（1993）“差异化城市理论”。其中，“城市发展阶段理论”通过分析人口增减，将城市发展过程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等，这个模型至今仍有极强的适用性。
　　盖伊尔（H.Geyer）和康图利（T.M.Kontuly）提出的“差异化城市理论”，也根据人口净迁移率将城市划分为大中小三类，以及相应的三个城市发展阶段：人口向大城市净迁移的“城市化阶段”，中等城市人口净迁入增长率远超大城市的“极化逆转阶段”，人口向小城市净迁移的“逆城市化阶段”以及之后可能的第二轮循环周期——“城市化阶段”。
　　——人口转变理论
　　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实体分为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在最开始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或负，且劳动力供给几乎无限，使工业部门用较低固定工资就可从农业部门吸收大量劳动力，并创造利润，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小，工资水平上升，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最早把人口再生产类型划分为三个阶段：①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②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③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转移和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逻辑关系的关键，是人口红利的产生和获得机制，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发生了变化。在第一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医疗水平不足，出现了高死亡率、高生育率现象；在第二个阶段，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医疗卫生水平有所改善，死亡率逐渐降低，在这一阶段，较高的出生率使得家庭中抚养下一代的经济支出占很大比例；到了第三个阶段，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中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较大，老龄人口和幼儿人口比重未明显增大，形成了人口红利，对社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当人口转变超过了这个阶段，人口结构变化趋于老龄化，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消失。
　　关于人口转移理论，Thompson最早区分了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随后又有学者划分了人口转变的五个阶段，Notestein将人口转变用生育率下降标准进行了解释，并总结了人口转变和工业化发展进程的联系，提出了人口转变四阶段的理论。
　　——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人口学中重要的研究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雷文斯坦（E.G.Ravenstein）在对人口迁移研究中提出了七条规律。20世纪50年代末，基于雷文斯坦的研究，唐纳德•博格（D.J.Bagne）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人口推拉理论，他认为：人口迁移是两种相反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正面积极的，它促进人口迁移，为“拉力”；而另外一种力则是负面消极的，为“推力”。“拉力”主要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城市的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将人口拉向城市，拉因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推力”主要为：农业集约化发展和农村传统手工业萎缩，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推动其为维持生计或改善生活条件而进入城市。当然，拉力和推力不是简单的存在于某个地区的，而是以不同程度作用于人口流动。拉力很大的地方可能会存在一些推力，比如城镇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生活生存的压力、距家人较远的距离、不熟悉的人际关系和环境等。在推力大的地方也有一定的拉力，例如相对熟悉的生活环境、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家人陪伴等。对每个个体而言，拉力和推力也是因人而异的。唐纳德•博格提出推拉理论之后，迈德尔（G. Mydal）、索瓦尼(Sovani)、贝斯(Base)、特里瓦撒（Trewartha）均对该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后被广泛运用到人口分布和迁移的研究当中。
　　——增长极理论
　　法国的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于1950年代初期提出增长极理论。佩鲁提出的增长极概念只是一个经济概念，他认为经济空间并不是平衡的，而是存在于极化过程之中，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中心（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产生相互交汇的一定范围的“场”。某些经济元素处于主导地位，支配者其他一些经济元素，即“支配效应”。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J.布德维尔（J.Boudeville）和其他许多学者一起将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引进到地理学领域，并由“增长极”衍生出“增长中心”这一个空间概念。1966年，布德维尔为增长极做了简单的定义：由推进型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它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增长能力，并能通过扩散效应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和周围腹地的发展。布德维尔的增长极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从1960年代起，研究者主要依据两条主线对增长极展开研究，其中一条主线为“部门增长极”，另外一条为“空间增长中心”。即一条主线围绕“推动型产业”进行，另外一条主线围绕“集聚空间”进行。
　　增长极对其周围地区产生着正负影响，一种是极化效果，另外一种是扩散效果。主导产业和创新性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形成增长极，且主导产业和创新性产业相比其他产业类型具有更高的利益优势，迅速增长的推动性产业吸引和拉动其他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的过程，增长极进一步极化，与外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被不断拉大，即极化效应，又称回波效应；另一方面，增长极的快速发展，各类要素在增长中心与周围区域之间的自由、快速地流动，增长极的推动力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不断向周围发散的过程，增长极与周围区域之间差距越来越小，这就是扩散效果，或者说是涓滴效应。增长极理论有其优点，也受到一定批判，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波效应，就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然而由于积累性因果循环的关系，回波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导致增长极地区越来越发达，周边地区越来越落后，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经济，使地区经济差距扩大。
　　发达国家城市收缩形成机制的规律性总结
　　1.工业化极大地提高了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比重，优化了国民经济结构，促进了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技术创新、公共投资和优质教育通常被比喻成“增长极”用来形容城市化发展的向心力。但这一过程造成了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得城市外围地区很少能够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和必要的关注，大量壮年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地区。
　　2.去工业化的累积循环效应彻底动摇了现代社会基础的政治经济模式，导致了众多著名的传统制造业城市收缩。因为农业能够容纳的就业机会日趋减少，而服务业却显著增长，所以制造业必然向服务产业转型，由此引发了某些城市地位的上升或下降，大量制造业工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由于大城市地区土地租金的增加、工资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发展等因素使得那些以资源为基础的传统老工业地区面临制造业的严重下降和人口流失，从而注定了早期的工业化城市由于产业衰退而引发人口流失，这种累积循环效应同时也深化了城市收缩进程，所以去工业化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人民福祉、贫富分化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
　　3.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对城市收缩的进程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已形成了一个广泛共识，因为全球化改变了社会的空间秩序，影响了经济政治活动的地理分配和城市化进程。很多关于城市收缩的原因都是由于日益增加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以及工业社会向信息型、知识型社会转变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之国际分工的出现，那些脱离世界市场的国家城市注定走向衰退而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地图之外。国际资本流动以及技术创新加速了一些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掘取，导致了相应地区尤其是单一产业地区经济社会的衰退，比如资源型城市或社区。
　　4.郊区化进程和城市边缘的无序发展构成了城市结构的一种转型：人们放弃市中心居住而选择了郊区。郊区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居民的流失，而是人们从城市中心搬到了城市外围。这意味着收缩嵌套在一个更大的增长过程中，城市结构转型导致一些地区的开始收缩，越来越多的巨型城市群的集中与增加的郊区相结合。城市集群带来的极化作用将榨取其它城市发展所必需的投资和资源，进而导致资源流出城市的财政基础逐渐减弱，这也是一些中小城镇功能丧失并逐渐衰退的主要原因。
　　5.老龄化趋势成为城市收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种趋势广泛地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们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计划消费开支，便于实现生命过程中消费的最佳配置。出生率持续下降与人类寿命的延长将导致人口结构的巨大转变，进而影响到国家或城市地区的消费结构与商业规模，严重威胁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为，高出生率和良好的年龄结构被认为是城市地区快速发展的决定因素，然而中青年人口的减少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将显著降低该地区的消费水平并增加政府税收负担，最终引发城市收缩。
　　6.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老龄化、郊区化、老工业区衰退等情形导致的城市收缩是20世纪城市收缩的主要原因。到了21世纪，产业结构与服务行业的日趋合理化发展也可能引发全新的城市收缩模式。发达的通讯技术、自动化办公、电子技术等将导致人们更少地依赖传统的办公空间，减少对零售业等实体服务行业的需求，只需通过电子网络和无线设备等便可达到目的。此外，战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以及化石能源供应瓶颈等都将对城市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并诱发城市的进一步收缩。
　　发达国家城市收缩的应对方式
　　长期以来，城市都被认为是“增长的机器”，城市衰落、收缩被认为是由于规划决策失败造成的，这是城市规划师和政府长期以来的一个思维定式。Hosper将欧洲对收缩的回应分为四种：轻视收缩、对抗收缩、接受收缩和利用收缩，他认为“接受”和“利用”是一种更为合理与可持续的态度。据此，Sousa S和Pinho P将对收缩的应对分为两种：反应（Reaction）和适应（Adaptation）（其中的反应对策与本文所指的复兴型一致）。前者是一种对抗和控制收缩，使其重新回到增长的道路上，而后者是接受收缩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的策略。此外，城市收缩也使得城市“管理（Management）”向“管治(Governance)”发展，并且由以往的“自上而下”（Top-Down）模式发展出“自下而上”（Bottum-Up）的方式，政府意愿和政治决策为主要引导，同时给市民和社区赋予权利，鼓励公众参与，形成自下而上的应对策略。
　　——复兴型应对方式
　　复兴型方式是指试图通过一系列增长措施逆转收缩，使城市重新恢复到增长的轨道上来，这种理念仍然认为城市应该是增长的，是一种增长主义目标导向下投资具有增长效益项目的策略范式。以城市更新为代表的复兴型应对方式，将城市重新增长作为目标，这些城市的手段包括：构建城市更新政策、复兴收缩的中心区、推动城市积极运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也越来越被重视，社区和市民成为了政策行动的主体，市民的意见和需求也成为决策考虑的重要部分。通过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的结合，采用文化创意、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等方式，对城市中的收缩区域进行更新改造，并通过引入具有增长价值的项目，实现娱乐休闲、商务办公和生活居住等使用功能的提升。
　　城市复兴型的典型案例有德国莱比锡、英国利物浦、曼彻斯特、美国匹兹堡等，可以说“复兴型”的应对策略是大多数收缩城市，尤其是工业衰落型城市和资源枯竭型的单一产业衰落型城市采取的措施。
　　例如，德国莱比锡作为“穿孔型”收缩城市，其城市规划部门对废弃的棕地实施城市空间更新，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引导设计师和艺术机构等建立起创意空间，推动媒体广播、软件游戏、表演艺术及音乐制作等创意产业发展，成功打造出了“媒体与创意产业集群”；英国曼彻斯特是收缩城市的代表，曼彻斯特政府以“创意产业之都”为发展目标，主导推行一系列的城市文化复兴计划和持续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将中心地区划分为商务金融、商业购物、遗产传承、特色文化、高等教育和交通服务等各具特色的子区域进行开发，实现了城市经济向文化创意领域的转型。去工业化型城市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陷入了长期的衰落，其应对策略包括新建“工业园区”、“城市开发公司”、“城市发展基金”进行城市中心与滨水区域的城市更新（英国利物浦）；美国的匹兹堡经历了将旧城区拆建为新区、在城市中心引入高端商业、住宅、酒店等的过程。
　　资源衰竭型城市在经济全球化下发展困难，很多城市采用强化在区域中的服务业中心地位、在工业基地进行旅游业发展和引进高新科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等措施（如澳大利亚芒特艾萨）；依托现代高科技实现矿业经济产业升级转型（加拿大的萨德伯里）；有的为提供就业岗位，进行矿产重开发，修订法律制度，允许国外企业投资开采（墨西哥塞罗-德圣佩德罗）。
　　复兴增长的方式并不总会成功，例如美国克利夫兰，为了保持城市的增长势头，将大型工程旗舰项目作为城市增长点来应对收缩，致力于在新的中心区新建高端零售业、商务办公来带来区域经济增长，对周边外围区域采取刺激性投资，而忽视对收缩区域的复兴，企图利用局部的增长来填补全局的收缩，但结果除了带来点状的人口经济增长外，郊区化趋势并未缓解，甚至收缩现象更严重（李翔等，2015）。
　　——适应型应对方式
　　适应型方式，是一种接受和利用收缩的态度，接受收缩并认为它是一种不可回避的阶段，采取优化现有收缩结果的一系列措施和策略。这是一种精简主义目标导向下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策略范式，意味着城市发展需要承认增长放缓的现实，以控制增量、盘活存量作为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形式，接受当地城市是小城市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与居民生活质量，以打造更适于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为目标。主要手段有：精简城市规模以适应目前或预测的城市人口，倡导规模合理的城市组团、集约高效的土地利用、混合发展的功能布局、公交优先的发展模式和网络分布的绿色空间体系。对于废弃的土地，可以通过建设高质量的绿地空间和开放空间，提高城市环境与居住质量，吸引退休或度假人员定居或居住，从而促进收缩城市的积极发展。
　　“精明收缩”理论是适应型策略较为典型的理论，它源自于德国对于较贫困的东欧社会主义城市绩效管理模式，主要用来应对城市人口减少所引起的经济问题和物质环境问题。弗兰克•波普尔（Frank Popper）教授及其夫人在2002年首先提出了精明收缩的概念，概括为“为了更少而规划、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1974年费城发起了针对城市空地清理的绿色计划（Philadelpia Green Program），2006年布法罗城发布了以居住区重新注入人口、重建工业基地、复兴商业区为目标的《皇后城市总体规划》（Queen City Comprehensive Plan），这些实践推动了精明收缩理念的发展。扬斯敦2010规划（Youngstown Citywide Plan 2010）正式将精明收缩作为规划策略。精明收缩策略包括四个方面，①将“废弃地块”进行绿化储备以待开发，可以提高城市居住品质而激发城市化行为。②精简规模，鼓励居民在市中心集中居住，精简利用率低的基础设施，降低运营成本，建设低密度的城市多功能复合中心。③项目投资，将人口密集区域集中发展，更新建设体育、文化、医疗等公共项目吸引人流和资金。④实行土地银行，将废弃土地进行收购储备，提升公众参与，为对历史遗产保护、商业选址、住房密度以及混合社区开发等问题提供意见与前期调查依据（黄鹤，2011）。
　　适应型方式的案例相对较少，如美国扬斯敦以“精明收缩”为主导，主动将其打造为小城市的范本。在没有明确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下，有些收缩城市的市民和社区出现了适应收缩自组织行为，包括自发的维护公共设施、自发的宣传活动等，如日本夕张在政府政策失利引发财政危机后，社区和工会组织自下而上地自发帮助政府进行城市运营和管理活动。德国马格德堡将收缩视为稳定城市中心与周边区域的良好机会，通过降低城市边缘密度，提高城市中心设施使用效率，修建沿河休闲步道等改善环境措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中心区吸引力，使市区人口显著增加，城市居住密度增大、设施利用率提高，城市公共开支减少（李翔等，2015）。
　　收缩城市中的人口减少引起了城市税收收入减少，因此，一般认为城市收缩可能会造成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下降。但Hollander研究发现人口下降与生活质量下降似乎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有些城市人口减少了，社区生活质量反而提高。事实上，收缩城市人口压力减少和土地压力降低，这为城市景观环境的改进提供了契机，使城市更环保、和谐、多样化发展。城市收缩的治理往往包括对公共资金的调整控制、住宅重新规划与改造、交通设施调整、景观与开放空间等几个方面。
　　 
　　 
　　中外收缩城市动因机制及表现特征比较研究
　　《现代城市研究》2017年第3期
　　0 引言
　　工业化及其引发的快速城市化带动欧美等国城市迅速增长，但在20世纪初，城市的无限增长走向终结，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出现城市收缩现象。德国政府资助项目“收缩城市研究”证实，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地区，在过去50年间失去1/10的城市人口(黄鹤，2011)；与韩国和南非相似，虽然日本特大城市仍然繁荣，但人□流失在中小城市十分普遍(Rieniets，2009)。
　　与德国等欧美国家早期城市发展的主导范式一致，中国当前同样是增长模式导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跨越式工业化与快速城镇化发展后，中国是否也将面临城市收缩，还是正在收缩?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全国性的定量化研究提供了整体性与系统性认识中国收缩城市现状的可能。中国180个城市发生了人口总量/密度的下降，包括1个省会、39个地级市和140个县级市(Long，Wu，2015)；中国4个省、105个地区/市域、897个县域和1982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发生人口密度的下降，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尺度，1/3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下降，存在较为严重的空心镇现象(毛其智，等，2015)。现今城市收缩现象正逐渐引起业界的重视，但由于中国收缩城市产生的时代背景特殊、形成机制复杂，与西方收缩城市有较大差异。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外收缩城市动因机制及表现特征进行比较研究，探寻中外收缩城市的差异性及中国的特殊性，以期为今后中国收缩城市的研究提供参考。
　　1 收缩城市研究框架
　　1.1 收缩城市研究概述
　　收缩城市源自德语“Schrumpfende Städte”。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人口急剧减少并引发了市政预算减少、基础设施闲置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引起德国政府高度关注。随着欧美各国城市收缩现象不断加剧，1998年“收缩城市”一词被正式用来指那些在郊区化影响下人口大量流失的空心化内城(高舒琦，2015)，有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
　　在收缩城市概念界定方面：(1)定量化分析角度。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CIRN)从人口下限的维度对城市收缩进行界定，认为收缩城市是人口数量至少为1万居民的人口密集地区，由于经历以某种结构性危机为特征的经济转型，导致这一地区人口持续流失且超过2年以上；Oswalt等(2006)将收缩城市定义为城市已经暂时或永久失去了大量居民，并提出人口流失数量应占总人口10%以上或年均人口流失率大于1%。(2)广义与狭义维度。徐博等(2014)认为狭义的城市收缩是指城市地区人口的持续流失并普遍具有永久性流失的特征，广义的城市收缩是指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在空间上的全面衰退；Martinez—Fernandez等(2012)提出城市收缩同时具有经济、人口、社会与空间维度，可以被用来强调多维过程与效应。
　　在收缩城市动因机制方面：Martinez—Fernandez等(2012)认为全球化使得无数老工业城市无法在国际竞争环境下生存，导致严重的城市收缩；Blanco(2009)指出去工业化使得众多老工业城市难以适应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导致大量失业及人口外迁；Wiechmann等(2012)认为城市长期过低的自然生育率导致了人口老龄化，青年一代的不断流出进一步加速了城市的收缩；高舒琦(2015)提出收缩城市的成因主要为全球化、后社会主义、去工业化、郊区化、人口学问题5个方面。
　　1.2 收缩城市定性研究——研究要素提取
　　基于城市收缩现象的多维特征，不同收缩城市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收缩推动力并表现为多元社会经济特征，分析欧美亚国家典型收缩城市并提取主要研究要素，作为本次比较研究的逻辑起点。
　　以德国、美国及日本为例。德国收缩区域集中在东部地区，收缩表现为区域发展失衡、单一产业城市收缩、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基础设施闲置、收缩程度较高、收缩持续时间较长，收缩动因包括全球化、去工业化、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美国收缩区域集中在东部和中北部锈带地区，收缩表现为单一产业城市收缩、内城空心化、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基础设施闲置、房屋空置、收缩程度较高、收缩持续时间较长，收缩动因包括全球化、去工业化、郊区化；日本收缩区域集中在北海道地区及周边中小城市和乡村，收缩表现为单一产业城市收缩、乡村收缩、人口流失、基础设施闲置、房屋空置、收缩程度较高、收缩持续时间较长，收缩动因包括全球化、去工业化、人口老龄化。
　　分析发现收缩城市的规律性体现在动因机制及表现特征两方面。从动因机制出发，提取的研究要素包括全球化、去工业化、郊区化及人口老龄化，从表现特征出发，提取的研究要素包括收缩度、收缩进程、社会现象及空间模式，多要素间的不断累加及复合作用构成收缩城市的一般规律。
　　1.3 收缩城市定量分析——收缩度与划分标准
　　鉴于国内外研究将人口作为评判收缩城市的标准已达成共识(Long，Wu，2015；高舒琦，2015)，提出收缩度的概念作为反映城市收缩水平及收缩持续时间的量化统计指标。收缩度(Sn)指某一城市或地区人口达到收缩拐点，并且至少存在2年以上的人口持续收缩，在持续收缩时期平均每年人口流失的速度(年均人口流失率)，Sn=[1—(B/A)1/n]ⅹ100%。收缩拐点指人口增长率降至0的趋势转折点，式中B为收缩时期最后一年人口总数，A为收缩时期第一年人口总数，n为持续收缩时间，一般以年为单位计。综合国内外收缩城市划分标准(Wiechmann，等，2012；李郇，等，2015)，将收缩度划分为低度收缩(Sn≤2%)、中度收缩(2%<Sn≤5%)及高度收缩(Sn>5%)。
　　2 中外收缩城市动因机制比较分析
　　2.1 全球化
　　全球化加剧了国外不同国家对资源财富的争夺，改变了社会空间秩序，影响了政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配和城市化进程，功能要素实现全球组织与自由流动。经济、资本、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正是西方近十几年来单一产业地区出现社会经济衰退的原因，如底特律、曼彻斯特等单一产业主导的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出现持续收缩。国际分工的出现也使西方部分脱离全球化市场的城市走向衰退。
　　在中国，全球化表现为资本向沿海竞争力强的城市和地区集聚，发达城市的支配性地位日益突出，内陆和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口迁移。在一些发达城市内部也出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如城中村、棚户区等。
　　2.2 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是普遍存在于国外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是由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迫切需要改进的内在动力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导致的国家间日趋激烈竞争的外部原因引发。去工业化的累积循环效应动摇了现代社会基础的政治经济模式，西方众多传统制造业城市的制造业及其伴生行业严重下滑及人口流失，如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底特律等早期的工业城市在去工业化累积衰退的恶性循环中出现收缩，去工业化是引发早期西方工业城市收缩的核心因素。
　　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去工业化必然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还未出现总量上的去工业化，但在山西等地区已出现区域性去工业化现象。山西的去工业化进程是由于初级行业(采矿业)的短期繁荣导致的制造业衰退而形成，是一个被动转变的过程，其去工业化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基础部门的冲击，是一种消极去工业化现象(王秋石，等，2011)，虽不及去工业化对西方城市产生的巨大冲击，但在我国区域性去工业化已引发吕梁等城市收缩。
　　2.3 郊区化
　　中外郊区化进程的差异是引发收缩城市在空间分布模式上出现差别的主要原因。在国外，郊区化引发的城市蔓延导致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部分地区，资本与人口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迁移，中心城市大面积荒废，人口流失，出现严重收缩，如芝加哥、费城等。同时从区域尺度对美国大底特律区进行分析发现，尽管中心城市出现严重衰退，但整个区域内人口和经济却仍持续增长，中心城市底特律的收缩嵌套在大底特律区区域的整体增长之中，大底特律区的这种收缩现状也反映出目前大部分收缩地区“收缩未必是整体收缩”的现象。
　　中国的郊区化是城市集聚发展阶段下中心区与郊区共同繁荣的广义郊区化。在城市空间扩张进程中，城镇化动力和郊区化动力共同作用，但城镇化动力居主导地位，两种动力相互作用促成中国独特的人口双向流动，城市在离心扩散的同时，大城市及城市中心区域的向心集聚趋势仍然显著，在双向扩张下郊区中心与城市中心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心城区未出现西方国家“空心化”及收缩现象，同时郊区新中心及边缘城市逐步形成。但中国式郊区化引发的低密度、功利化的非理性城市蔓延易导致农村地区隐性收缩。
　　2.4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广泛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与收缩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国外如日本、德国等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的国家同时存在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至2009年，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9.7%，德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也高达25.7%(王莉莉，2011)。
　　中国同样面临老年绝对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于发达国家、老龄化现象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等老龄化问题。根据“六普”数据，2010年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中国已进入“老年型社会”，同时研究将老龄化人口(65岁以上)比重大于7%的城市定义为老龄化型城市(于涛方，2013)。将中国老龄化型城市空间分布图与中国收缩城市分布图(龙瀛，等，2015)进行叠加分析发现，如资阳市、自贡市、广安市、盐城市等老龄化型城市同时存在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
　　3 中外收缩城市表现特征比较分析
　　3.1 收缩度——中度收缩与低度收缩
　　对比中外收缩城市收缩度发现，在收缩程度上，中国收缩城市普遍属于低度收缩，国外则大部分为中度收缩，收缩度较国外偏低；在收缩持续时间上，与外国数十年的持续收缩相比，中国收缩城市收缩持续时间较短，一般未超过10年。
　　国外城市收缩度分析：数据来源为《Shrinking Cities》中国外部分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人口数据统计间隔为5年，研究对象选取欧美国家14个具有代表性的收缩城市。在1960年至2005年45年间，Halle(S10=14.47%)、Liverpool(S25=5.59%)2座城市收缩度大于5%，属于高度收缩；Leipzig(S35=4.89%)、Milan(S25=4.54%)等10座城市收缩度在2%~5%之间，属于中度收缩；仅有Detroit(S20=1.88%)、Manchester(S40=1.66%)2座城市收缩度小于2%，属于低度收缩。
　　国内城市收缩度分析：数据来源为北京城市实验室BCL“9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 2000-2010”，人口数据统计间隔为10年。在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中国出现171个收缩城市，其中大部分为县级市，吕梁(S10=10.95%)、定西(S10=8.65%)、庆阳(S10=5.53%)3座城市收缩度大于5%，属于高度收缩，占收缩城市总数的1.8%；丰镇(S10=2.80%)、固原(S10=2.27%)等19座城市收缩度在2%~5%之间，属于中度收缩，占收缩城市总数的11.1%；昭通(S10=0.39%)、抚顺(S10=0.31%)等149座城市收缩度小于2%，属于低度收缩，占收缩城市总数的87.1%。
　　3.2收缩进程——收缩后期与收缩初期
　　类比世界城镇化进程三阶段的规律性，收缩城市在收缩进程上也有相似的规律性特征。收缩度作为衡量收缩城市的量化指标，其变化能够反映收缩城市的动态发展及演变过程，因而将其作为收缩进程分期划分最基本、最核心的参考依据。
　　基于对国内外收缩城市收缩度分析(研究重点为收缩城市的动态演进过程，因此收缩度以5~10年为间隔计算)，将收缩进程归纳划分为“四个阶段，两个拐点”(5)：(1)“扩张—收缩”拐点——人口年均增长率降低至0；(2)收缩初期——城市开始收缩，城市收缩处于初级阶段(低度收缩，Sn≤2%)；(3)高速收缩期——城市收缩现象加剧，城市收缩处于加速阶段(中度收缩，2%<Sn≤5%；高度收缩，Sn>5%)；(4)收缩后期——城市收缩现象减缓，城市收缩处于后期阶段(低度收缩，Sn≤2%)；(5)“收缩—扩张”拐点——人口年均增长率增长至0，城市收缩现象终止；(6)再扩张期——城市由收缩转向扩张，城市进入再扩张阶段。
　　对比中外收缩城市收缩进程发现，欧美大部分收缩城市已进入收缩后期，少数城市如利物浦、伦敦、阿姆斯特丹等由于“再城市化”、“产业转型”及“多元复兴”等因素推动，城市吸引力不断增强，人口回流，已步入再扩张期；国内收缩城市则普遍处于收缩初期，少数城市如吕梁、定西、庆阳进入高速收缩期。
　　3.3 社会现象
　　3.3.1 房屋空置——“真实收缩”与“虚假收缩”
　　房屋空置是收缩城市引发的最为直观的社会现象，一般而言，房屋空置意味着人口减少，城市收缩。国外收缩城市在持续人口外迁过程中，内城衰落及房屋空置反映城市“真实”收缩。如莱比锡在2003年空置住房达到27%，利物浦在2001年市内约500hm2的土地为空地或被空置建筑占据(Oswalt，等，2006)；《纽约时报》报道，最近几十年，底特律的萎缩速度令人惊叹。人口不断流失，以及成千上万的废弃建筑、空置土地和漆黑街道，“底特律已经不是座城市了，它已经消失”。
　　中国房屋空置表象下却体现出“真实”与“虚假”并存的收缩现象。在村镇层面，由于周边城市及地区的向心集聚效应，近年来人口迁出率不断提高，出现大量空心村、空心镇，房屋空置是村镇收缩的真实写照。而部分大中城市，由于我国住房供给与需求数量脱轨及供给与需求结构不符，出现过高的房屋存量。《城镇家庭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场发展趋势2014报告》提出当前中国已有住房空置率高达22.4%；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2015年10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8632万m2，按照我国人均住房面积35m2计算，“空置”的住房可供2亿人口居住。尽管房屋存量过剩、空置率较高，但这些大中城市的人口近年来仍不断增长，这种住房空置的外在表象与人口增长的内在现实共同作用导致中国部分城市出现城市“虚假”收缩。
　　3.3.2 基础设施作用机制——“恶性循环”的反馈机制与差异分布的“收缩推力”
　　国外收缩地区面临的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不断衰退及大量闲置的社会基础设施。人口流失直接导致基础设施的闲置、衰退，而基础设施的闲置、衰退引起更多人口迁出，两者间互为因果、循环往复，形成“恶性循环”的反馈机制。
　　中国收缩地区未出现基础设施大量衰退及闲置状况，但基础设施分布的差异化特征却成为中国村镇收缩的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不断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相比，由于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管理、规划和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仍存在着总量不足、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基础设施的匮乏及经济、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了村镇人口外迁。如河北省2008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约7400亿元，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约1400亿元，农村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约为1/5，而农村与城镇人口比约为3/2(戴昌强，等，2013)。
　　3.4 空间模式
　　3.4.1 空间分布——“中心空洞，边缘丰满”与“中心丰满，边缘空洞”
　　国外收缩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地区及城市，美国大底特律地区、锈带地区、英国大伦敦地区等在去工业化及郊区化等动因机制共同作用引发的城市收缩过程中，中心城区人口大量迁入外围地区，中心区空心化，形成“中心空洞，边缘丰满”的收缩城市空间模式。
　　中国收缩则主要集中在区域内村、镇等边缘地区及部分县级市。中国部分经济区及省份在城市收缩过程中，中心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及城镇化水平较高，对人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外围地区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入中心城市(群)，中心区不断扩张，边缘区局部收缩，形成“中心丰满，边缘空洞”的收缩城市空间模式。如珠三角核心区以局部城镇收缩为主，收缩相对集中的城镇分布在外圈层(李郇，等，2015)；位于城市群区域的外围和边缘地带的欠发达地区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区域，县域、乡村和小城镇收缩具有普遍现象(吴康，等，2015)。
　　3.4.2 空间规模——“人口流失—空间收缩”与“人口流失—空间扩张”
　　西方收缩城市随着地方人口规模的下降及空间扩张的动力削弱，出现“人口流失—空间收缩”现象。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和地方发展机制相互作用下，虽然部分收缩城市及地区人口流失，但在部分政策的推动下建设用地及建成空间仍在扩张。杨东峰等(2015)利用人口普查及遥感影像数据对中国收缩城市进行研究，提出中国收缩城市存在特殊的“人口流失—空间扩张”悖论现象，同时研究在“人口流失—空间扩张”视角下，对中国收缩城市进行类型学描述，划分为“人口重度流失—空间扩张明显”、“人口重度流失—空间扩张不明显”、“人口轻度流失—空间扩张明显”、“人口轻度流失—空间扩张不明显”四种类型，发现中国部分收缩城市已呈现“人口重度流失—空间扩张明显”的态势。
　　4 结论
　　城市收缩现象最早出现在欧美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总体表现为人口流失，中国在经历快速城镇化发展后，部分地区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本文对城市收缩问题进行分析，从动因机制和表现特征两方面提取收缩城市研究要素，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外收缩城市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
　　在动因机制方面：(1)去工业化导致国外众多城市制造业及其伴生行业下滑，是引发早期西方国家城市收缩的核心因素，在中国区域性去工业化现象引起山西等地区部分城市收缩；(2)全球化是引发西方近年来单一产业地区社会经济衰退并出现收缩的原因，在中国全球化表现为资本向沿海城市及地区集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口迁移；(3)郊区化是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心城市及地区人口流失、内城收缩的主要因素，中国在广义郊区化进程中，独特的人口双向流动促进了城市中心与郊区中心的共同发展；(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内外部分地区出现收缩的原因。
　　在表现特征方面：(1)国外收缩城市普遍属于中度收缩，收缩持续时间数十年，中国收缩城市普遍属于低度收缩，收缩持续时间一般未超过10年；(2)国外收缩城市普遍处于收缩后期，少数城市步入再扩张期，中国收缩城市普遍处于收缩初期，少数城市步入高速收缩期；(3)国外房屋空置体现“真实”收缩，中国房屋空置在村镇层面体现“真实”收缩，而在大中城市出现“虚假”收缩；国外城市收缩与基础设施闲置、衰退形成“恶性循环”的反馈机制，中国基础设施分布的差异化特征成为村镇收缩的推动力；(4)国外收缩集中在区域中心地区及城市，空间分布上呈“中心空洞边缘丰满”，空间规模表现为“人口流失—空间收缩”，中国收缩集中在区域的村镇等边缘地区及县级市，空间分布上呈“中心丰满，边缘空洞”，空间规模表现为“人口流失—空间扩张”的悖论现象。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刘春阳、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杨培峰)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框架
　　《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0 引言
　　城市的收缩与增长一样，是具有规律性的正常现象，已有多个理论支持这一现象，如Hoyt（1939）提出的城市发展的周期理论，Hoover和Vernon（1959）所提出的邻里生命周期理论，Hall和Hay（1980）认为城市地区的衰败会对创造新生空间提供机会。城市人口的收缩由来已久，德国政府资助项目“收缩城市研究”（Shrinking Cities）已经证实，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地区，在过去50年终，总体上失去了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黄鹤，2011）。德国学者近几年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以居住人口作为评价指标已成为共识。总体上，国际上发生城市收缩的原因，主要在于（1）全球化背景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经济转型，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和产业资本外流；（2）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郊区化、老龄化或低生育率，以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等（杨东峰和殷成志，2013）。
　　在中国，收缩现象还为增长的主流所忽视，规划实践上人口必须增长的桎梏观念还鲜有突破。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加工工业的衰退和国内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都使中国城市增长的条件发生变化。国内专家学者也认识到中国的收缩城市现象和问题。如赵燕菁在海口中国规划年会的自由论坛“面向存量和减量的规划”提到，“萎缩城市开始出现（老工业基地、边缘城市化、山区城市）”，尹稚则提出“城市精明收缩和精明增长是东莞城市发展面临的重大发展路径和模式选择”，毛其智等率先利用中国乡镇街道尺度的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了中国大量的空心镇现象（毛其智等，2015）。此外大陆媒体近来也大量开始关注中国的收缩城市，如凤凰新闻报道了“中国城市即将陷入抢人大战”，澎湃新闻报道了“中国的收缩城市有哪些”，南方周末报道了“扩张的城市，收缩的人口”等报道。
　　考虑到中国发生收缩城市的特定历史阶段和背景、原因与西方收缩城市有较大差别(如发生人口收缩的同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开发)，同时并没有已有研究对中国收缩城市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将基于中国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一微观尺度的数据，从定义、识别、分类、影响因素、以及对策和规划应对等维度，并给出未来研究框架，以对中国收缩城市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1 中国收缩城市
　　1.1 定义
　　收缩城市的定义较多，具体见周恺等（2015）的综述，本文参照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给出的定义：（1）人口规模在1万以上的城市区域，（2）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并（3）经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Wiechmann，2008）。需要注意的是，收缩城市不等于鬼城，收缩城市的时间维度为中国当代，不考虑历史上因为人文（如战争）和自然因素（如洪涝）的城市人口大规模减少。
　　1.2 识别
　　本文以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中的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尺度的人口数据，对中国654个县级及以上的城市的人口变化进行分析。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采用2012年市辖区范围，而县级市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采用2012年市域范围。分析结果显示，中国180个城市发生了人口总量/密度的下降，即存在着180个收缩城市(Long和Wu，2015)，包括1个省会，39个地级市和140个县级市，具体列表和排行详见北京城市实验室的排行“9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 2000-2010”。
　　我们也利用同样的数据对其他尺度的人口密度变化情况进行了探测。发现中国4个省、105个地区/市域、897个县域和1982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发生了人口密度的下降，其中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尺度，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人口密度下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空心镇现象（毛其智等，2015)。此外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口收缩现象不限于农村地区，还发生在城市地区，比如3364个街道办事处人口密度下降，总面积44.2万平方公里，其中2000年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且2000-2010人口没有增长的，共有1147个街道，总面积47，420平方公里，这些收缩的街道，分布在367个城市中。需要强调的是，囿于数据质量限制，具体数值还有待日后利用其它数据进一步验证。
　　此外，在城镇建设用地层面，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000-2010年间只有67个城市的居住密度上升，体现为城市蔓延（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上升）。就业方面，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0年间，156个城市的每平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的就业岗位数下降，集聚经济效果减弱。
　　1.3 分类
　　中国180个收缩城市从不同的维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结果。从收缩原因方面，主要可以分为四个类型，（1）资源型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局部收缩，如山西省吕梁市、东三省老工业基地等；（2）传统工业城市工业衰落导致的城市收缩，如“三线建设”城市，四川的乐山市、湖南的娄底市；（3）欠发达地区由人口迁移引发的局部收缩，如川渝黔连绵区、浙西南-闽西连绵区的“空心村”、“空心镇”；以及（4）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局部收缩，如宁夏吴忠市和固原市（Wu等，2013）。
　　从“人口减少-空间扩张”的类型学方面，中国城市的人口的减少并未遏制城镇建设用地的进一步增加，而呈现人口持续减少与空间进一步扩张的悖论现象，导致建设用地闲置、环境衰败等问题，成为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痼疾。为此，根据收缩城市的人口收缩率和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率的中位数为界，可以将所有收缩城市分为四类，（1）人口轻度减少－空间轻度扩张、（2）人口轻度减少－空间重度扩张、（3）人口重度减少－空间轻度扩张，以及（4）人口重度减少－空间重度扩张。
　　经济增长方面，Wiechmann和Pallagst等（2012）提出了人口/经济两大要素与城市增长/收缩的矩阵关系，其中人口收缩对应两种类型的城市，转型地区（城市增长，人口减少，属于经济复苏地区并伴随未来人口增长）和降级地区（大多数收缩城市的类型，经济下滑导致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失）。中国的收缩城市多属于转型地区，即经济发展都是向上。
　　此外，从人口收缩的空间形态上，可以将收缩城市分为两类，穿孔型和圈饼型。穿孔型是人口的收缩发生在城市的各个地区，空置、遗弃的建筑与其他正在使用的建筑高度混合，城市的肌理不再连续（Schetke等，2008），以欧洲城市为代表；而圈饼型则内城人口大量外迁，而城市郊区人口则保持相对稳定的空心化的现象被称为圈饼（doughnut）型（Blanco等，2009），在美国东北部的锈带地区最为常见。参考这一空间形态维度的定义，中国的收缩城市则可以分为三类，其中多数属于圈饼型居多，如张掖、武威、淮安、广安、遂宁等，少数属于全域型收缩，即市辖区内所有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密度都下降，如固原、定西和乌兰察布等，而穿孔型则很少。
　　1.4 影响因素
　　为了对2000-2010年的人口密度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参考王露等（2014）对中国分县区人口密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样本为中国654个城市的市辖区（地级以上城市）和县域（县级市），因变量为2010年人口密度与2000年人口密度的比例。经处理后，除掉数据缺失的城市（地级及以上城市及其所辖的县级市，以及新疆地区县级市），共581个城市参与回归。鉴于各县市社会经济指标统计数据缺失，所以经济密度、固定电话密度、教师密度、医生密度均采用其所属地级或以上行政区划市域密度代替各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市和直辖市除客货运采用市域均值外，其他因素使用统计年鉴对应的市辖区统计数字。
　　采用逐步回归法，城市等级、初始年客运密度、行政区域面积、初始年人口密度、初始年经济密度、初始年教育资源密度6个变量被采纳，调整R2为0.325，标准化系数绝对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城市等级、行政区域面积、初始年人口密度、初始年经济密度、初始年教育资源密度、初始年客运密度；其中行政区域面积、初始年人口密度、初始年教育资源密度三个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该回归模型R2达到了0.325，具有可以接受的解释能力，所有变量的VIF超过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表示，城市级别、经济密度、客运密度三个因素对城市人口密度变化有比较显著的正向相关，行政区域面积、人口密度、教育资源密度对人口密度有较明显的负向相关。
　　2 对策及规划应对
　　2.1 中国收缩城市的特点及对策建议
　　相比西方收缩城市，中国收缩城市有共同特点，如人口发生收缩，也有更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数量大、分布广：我们共识别出180个收缩城市（占所有城市数量的27.5%），广泛分布在东中西部，多为县级市（139个）；
　　（2）人口收缩的同时经历了快速的土地扩速扩张：特殊的土地财政促使了收缩城市的快速开发，具体见本专辑的另外一篇文章（杨东峰等，2015）；
　　（3）收缩程度较低：134%的收缩城市的人口收缩率在10%以下，比西方的收缩城市的收缩程度低。这也有必要进行后续探索，这些城市的人口收缩是否属于阶段性收缩，随着外流人口的回流，收缩的局面是否会有所改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4）人口收缩但经济增长：中国收缩城市在人口收缩的同时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如果按照Wiechmann等（2012）的分类，属于转型的类别，但这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后续研究；
　　国际已有研究的对策建议详见周恺和钱芳芳（2015），鉴于中国收缩城市的上述特点，中国收缩城市的对策，也需要与国际经典案例有差异。总体上的对策可以分为对抗收缩和接受与利用收缩（Hospers，2014）：对抗收缩相关对策试图逆转收缩并致力于恢复地区的多方面增长；而接受与利用收缩对策，建议规划师和决策者认识到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小城市的发展促进政策是否适合需要因地制宜的客观评价，而非盲目推进。突破“人口必须增长”这样的桎梏观念，探寻收缩型城市的规划手段、管理策略和政策工具，从以“增长为中心”的传统规划范式向“精明收缩”的新范式转变。建议今后的规划，特别是180个收缩城市的规划，亟需从城市规模扩张转向关注居民生活质量。由于篇幅有限，具体对策建议留待后续研究。
　　2.2 人口收缩与城市规划的现实
　　在识别180个中国收缩城市基础上，我们后续找到了其中64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资料，发现这些城市的规划所预测的未来人口都处于上升状态，即体现了“膨胀的规划、收缩的城市”的现象，也说明了人口收缩现象并没有被中国城市规划的编制所重视，这主要源于中国的城市土地财政，即只有预测未来的人口增长，才能获得相应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进而支持后续的城市开发。这也体现了应对收缩城市的态度：我们还处于“回避”阶段，如认为收缩是不能谈及的禁忌（Beauregard，2009），而不是“适应”或“利用”阶段（周恺和钱芳芳，2015）。
　　在中国，收缩现象还为增长的主流所忽视，规划实践上人口必须增长的桎梏观念还鲜有突破。无论是城乡规划法还是规划编制办法，多是建立在人口增长用地扩张之上的，并没有明确的针对人口下降城市的规划设计办法。因此，针对人口收缩型城市的规划，则需要一套新的规划设计范式。一个方面的推动是，笔者与合作者提出了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DAD）的规划设计方法论，希望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踪等支持工具，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并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DAD利用简单直接的方法，充分整合新旧数据源，强化规划设计中方案生成或评估的某个环节，易于推广到大量场地，同时兼顾场地的独特性。DAD的定位是现有规划设计体系（标准、法律、法规和规范等）下的一种新的规划设计方法论：它不是艺术设计的背叛者，而是强调定量分析的启发式作用的一种设计方法，致力于减轻设计师的负担而使其专注于创造本身，同时增强设计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评估性，属于继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CAD）、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和规划支持系统（Planning Support System、PSS）之后的一种新的规划设计支持形式。
　　3 未来研究框架
　　3.1 中国收缩城市的深度探测
　　本文对中国收缩城市进行了初步研究，后续还可以从如下方面进一步开展深度研究。
　　（1）细化收缩城市定义：参考国际典型研究和国内实际情况，深化对中国收缩城市的定义，如其他人口比例系数，或引入其他社会经济指标等。
　　（2）更长时间尺度的收缩城市研究：致力于建立更长时间序列的中国微观尺度的人口数据，对2000年之前的收缩城市进行识别和分析。
　　（3）多维度的收缩城市评价：人口变化之外，从收缩城市的外延，如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土地开发、收缩区域等方面进行多方面分析，进而支持政策建议的提出。
　　（4）纳入更多的研究对象：中国有一千多个县城，虽然他们不是统计和行政意义上的城市，但也有必要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后续有必要针对县城的城关镇的人口变动情况进行研究，进而对其是否发生收缩和收缩程度进行评价。
　　3.2 典型收缩城市的研究
　　针对大量识别出的中国收缩城市，在全局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必要重点进行案例城市研究，以了解收缩城市背后的具体原因和相关事件等。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利用更为详细的数据进行探测，二是充分利用众包的方式开展研究。
　　（1）新数据环境下的典型收缩城市研究：新数据环境提供了诸多大数据和开放数据，为收缩城市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数据条件，如利用兴趣点（points of interest、POI）可以分析收缩城市内部发生人口收缩与未发生人口收缩的区域，以及收缩城市与人口增长型城市，在城市功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乃至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别；利用位置微博、位置照片和百度热力图等，可以追踪收缩城市的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内部差异；利用微博等社交网络数据，可以对收缩城市的百姓舆情和幸福感进行监测和评价；利用政府网站数据（如土地交易、开发许可等）可以对过去多年的城市开发活动进行追踪；以及利用街景地图，可以对收缩城市的城市景观、步行环境、用地废弃等情况进行全方位判断。
　　（2）利用众包手段的收缩城市研究：中国收缩城市的一个特点是数量众多，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需要大量实地调查，相关工作量大大超出了一个课题组或单一机构的承担能力。为此可以采用众包（crowdsourcing）手段来推进中国收缩城市的案例研究。众包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即利用互联网将原先单一机构内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分配给机构外的志愿人员（通常为个人）完成，这一组织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志愿者的创意和技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完成任务。众包模式也在逐渐融入到定量城市研究和相关数据平台构建中（如搜集数据、学术合作、验证研究成果），并体现出优势。这种众包的城市研究方式有望突破传统的单一团队开展研究工作的模式（Long和Liu，2015）。
　　3.3 收缩型城市的规划应对
　　合理精简（right sizing）城市规模（精明收缩）已经成为西方应对收缩城市最普遍的办法，其手段主要包括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土地银行、弹性规划以及协作式规划。在我国规划领域，人口收缩增加了预测的难度，在认可规划范式改变的前提下，未来更应该关注收缩型城市的具体规划应对手段。例如制定详细的收缩城市的规划编制和评价指南，激励一部分咨询机构关注收缩城市的规划设计，以及通过规划教育向学生输送收缩城市的知识。
　　3.4 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
　　为了更好的开展中国收缩城市方面的研究工作，国内关注收缩城市研究的学者，于2014年11月共同发起了“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具体信息见北京城市实验室，将持续跟踪收缩城市方面的国际研究并开展国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该研究网络预计2015年10月召开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第一届学术研讨会。
　　4 主要结论
　　本文对中国收缩城市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提出了未来的初步研究框架。沿用Wiechmann（2008）的基于人口变化判断收缩城市的定义，利用中国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尺度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出中国2000-2010年间共有180个城市发生了人口下降，其中包括1个省会城市、40个地级市和139个县级市，从收缩原因、城市扩张速度、经济增长和空间形态等维度，对180个收缩城市分别进行了分类，并对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有的放矢地提出收缩城市的对策。
　　基于对中国收缩城市的系统探测，我们发现中国收缩城市，相比西方收缩城市，有共同特点如人口发生收缩，但更多地体现出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数量、分布、土地扩张速度、收缩程度、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针对这种情况，给出了中国收缩城市的基本对策，以及以“数据增强设计”为代表的城市规划应对策略。在对中国收缩城市进行探测和评价的基础上，本文最后给出了针对中国收缩城市的未来研究框架，主要体现在全局的深入探测、典型城市研究、规划应对以及研究网络等四个方面。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龙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吴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江浩)
　　 
　　 
　　每经专访国内收缩型城市研究开创者之一吴康副教授：人口减少不等于城市收缩 城市收缩不等于城市衰败
　　《每日经济新闻》2019-04-19
　　前几天，知名度一向不高的黑龙江鹤岗市在朋友圈“火”了起来，原因在于当地异乎寻常的低房价——只花1.9万元就可以买到一套55平方米的房子！折算下来，每平方米单价只有345元！
　　鹤岗房价低迷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当地经济规模不增反减、十多年间流失约10万人口等诸多困境。事实上，鹤岗这样的城市并非孤例。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就首次提出了“收缩型城市”这一概念。文件出台以后，业界对收缩型城市进行了诸多解读，其中大多引用了同一组数据：2007~2016年，我国663个城市中，总计80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占比12.1%。而这组数据，正是来自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康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吴康是国内收缩型城市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这一说法恐怕并不过分。更早的一组数据“在2000到2010年间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流失”也来自吴康和他的合作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龙瀛。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在首都经贸大学博远楼见到了吴康，并对他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专访。吴康向记者阐述了对城市收缩认知的误区，对收缩型城市未来发展的见解，当然也有他对这类城市中年轻人生活状态的一些思考。“城市收缩不是一个禁忌，不能简单把它看作一个完全负面的信号。”
　　一问收缩城市•是什么人口、经济、空间的多维度收缩
　　NBD：一般一个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就说它是收缩型城市。您觉得单纯以人口来衡量是否科学？
　　吴康：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观察城市收缩，最直观的层面就是人口变化。国外关于收缩城市的一些表征指标，首先也是人口，该指标相对也比较容易获取。
　　当然也还有其他维度，比如说经济的不景气、城市空间的衰败或公共设施废弃等，最直接呈现的就是没人气了，这样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就会下降。只有经常去使用这些设施和公共空间，才会有投入去维护它。
　　城市收缩的内涵其实要远远超过这几个方面，只不过这类现象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捕捉到。
　　NBD：还有一种定义是不是城市土地不断扩张，但人口不变甚至是减少了？
　　吴康：对，由此一来城市的人口密度就下降了。
　　我国城镇化自上而下的力量很强。有一些城市希望能够把发展空间再扩大一些，让土地更多一些，通常做法就是把周边过去代管的县，通过撤县设市变成县级市，后来变成撤县设区，即县改区，这成为行政上推动城市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所以现在中国很多特大城市没有县了，全部都改区了。比如北京，过去的延庆县密云县现在都叫“区”了。
　　既然叫“区”了，就默认它是市辖区，它的人口包含在“市区人口”口径中。所以这些城市的市域人口基本是等于市区人口的。但实际上这些远郊区县的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都远远低于中心城区，这样合并后一起统计，显得人口密度稀释了。但其实这并不是收缩的问题，而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一个区从中心城区到外围，人口密度肯定是逐渐降低的，而且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率也会下降。所以我们提倡用城区的常住人口，这个城区是指传统的“urban area”，以及与其基础设施相连接的外围一些乡镇（比如机场），这比较接近我们说的城市概念。
　　所以对于城市收缩或者收缩城市的界定，我国目前的统计还不能非常精确、科学地去支撑这种识别。
　　NBD：按您的说法，如果要算北京的城市人口，是否也包括延庆、密云这些远郊区呢？
　　吴康：北京的城区很难说有一条明确的边界，因为从城到乡是渐变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数据并不是非常精确，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年份数据有跳跃，比如有些年份报的口径偏大，过几年可能会压一下，所以数据的连续性并不是最好。
　　NBD：辽宁锦州的数据似乎也有这个特征，2010年大约有94万多人，中间几年降到83万多人，到2017年又升到95万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又增多了。
　　吴康：会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对收缩城市的识别，可能需要从方法上去多选择一些数据，不仅包括人口，还有其他维度，然后取交集。如果有一些城市在不同的数据里都表现为量的下降，就可以把它识别为收缩城市。
　　目前来看，东北一些城市往往是多个指标都出现下降，所以可以算是收缩城市，也比较接近西方概念的收缩城市。
　　二问收缩城市•为什么人口减少背后存结构性危机
　　NBD：是不是有一种特有的城市收缩现象，就是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的“户口倒挂”现象？
　　吴康：这其实就是人口流出去了，因为常住人口一般是居住6个月以上的。其实这也是城市化过程当中，对城市收缩的一种理解误区。
　　我国目前人口出生率已经偏低，各地人口数量的增减主要源于人口的流动。以此为前提，一个总盘子里A多了，那么B肯定会少。比如乡村空心化是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包括从不太发达的地方流向发达的地方，以及城市等级体系上从三线城市流向二线，二线流向一线的纵向流动，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都算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但不能叫城市收缩。
　　所以要把这两种人口流动引起的人口增减与城市收缩区分，而不能把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人口流动迁徙混淆为人口收缩。
　　NBD：但如您所说，从中小城市迁徙到大城市，中小城市的人口确实是减少了。
　　吴康：我们一般讲的城市化是指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的流动是否算城市化可能还有一定争议。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国外的收缩城市是指什么？首先当地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已进入城市化中后期阶段；另外因为产业转移，人口随之减少，引发经济、产业上的结构性危机；还有就是老龄化导致的结构性危机。
　　所以并不是一旦人口少了就叫收缩，而是因为减少背后存在结构性危机。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东北地区一些城市可能比较接近这种情况。改革开放前，东北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比较成熟，但在工业化后期，它的产业升级跟不上步伐、体制机制改革滞后，陷入了转型危机，工作机会比较少，收入相对低，所以东北很多城乡都存在人口流出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城市收缩的观察，确实要从人口的增减转向关注城市背后发生的故事。
　　NBD：这些收缩城市还能不能够重新复兴？
　　吴康：目前来看全世界的收缩城市案例中，转型特别成功的不多。城市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和惯性，它很微妙，内外部因素交叠在一起，非常复杂，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成功的城市能总结出1万条成功的理由，但如果把这1万条理由移植到别的城市，也未见得就一定能成功。
　　三问收缩城市•有哪些产业结构单一等城市易现收缩
　　NBD：很多文章都引用了您关于“2007~2016年间，中国有80座城市出现‘收缩’”的研究成果，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数据？
　　吴康：当时用了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数据，不一定很精准，有些数据口径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媒体报道的数据有一些偏差，80个城市其实包括24个地级市，56个县级市。另外，663个建制市里，人口减少的大概占12%以上；为了排除口径上的一些波动，在10年里有超过3年或者连续3年人口有下降，我们才把它算作收缩城市。
　　近五六年有一些新变化，过去很多传统人口流出“大户”，现在人口有所回流。
　　伴随国家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尤其中西部这几年培育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像郑州、成都、武汉等城市在吸纳人口就近转移方面做得就比较成功。过去的人口迁出很多是远距离的，比如从四川跑到广东、江浙一带，现在他可能直接就去成都了。
　　所以识别城市收缩不能只盯着人口数字的变化，因为很多人口增减并不是由结构性危机引起的，有一些是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有一些是统计口径问题，有一些是区划调整的原因，这些都需要区分对待。
　　NBD：最典型的还是在东北吧？
　　吴康：对，还有东南沿海，广东、江浙一带。过去很多制造业很发达的城市，吸纳了很多中西部的劳动力。最近10年由于产业升级，很多污染大、能耗大的企业迁出了，这些企业的劳动力就离开了，这样在某些年份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人口下降。像浙江义乌、绍兴柯桥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另外，珠三角和长三角最近几年都在推“机器换人”，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也会对城市的人口变动产生影响。我们在义乌调研时，像全球化、贸易摩擦、电商的发展对他们都会有影响，原因很复杂、很多元。
　　NBD：您在调研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或细节？
　　吴康：我们去了黑龙江的伊春，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收缩城市。
　　伊春过去主要靠林业采伐加工，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后来限制砍伐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像主要靠印染业的绍兴柯桥，环境整治之后，对人口也有一定影响。
　　地理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过去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一些城市，如果原来依靠的某种东西没有了，又没有新的东西来替代，就真的有可能会衰落。
　　如果一个城市产业结构很多元化，四面开花，它在遇到危机时抵抗风险的能力就会比较强，东方不亮西方亮，很快就能恢复。义乌就是这样，因为它是工贸型城市，产业类型相对多元，人口回流也比较快。
　　四问收缩城市•怎么看收缩并不是完全的负面效果
　　NBD：很多人都把城市收缩看作不好的事情，认为人口多才是城市发展的后发优势。那您觉得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负面信号？
　　吴康：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中性的，跟我们讲的衰败不一样。
　　每个城市要依据所在的地理环境来明确其主体功能定位。如果本来就处在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比较差，它可能就未必适合承载大量人口，首要的是保护好生态。
　　对城市的主体功能区来说，要摸清现状去分类引导。假如处在优化开发区，要重点提升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就业韧性、公共服务承载能力；在重点开发区的中等城市，要加强地方特色和品质的挖掘和营造，提升城市绿色生态水平，做到精致增长；在农产品区的主要乡镇，可采取精明收缩，而对于重点生态区所在广大乡村可做到精准提升。
　　其实收缩未必是坏事。我们去义乌做调研时，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反映确实是人少了，但他们反而觉得城市更有秩序了。
　　以后这个观点也会逐渐扭转，这次发改委的文件至少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收缩型中小城市就不要再做增量了，不要一味好大喜功地把蛋糕做大，而是应该多想想市民的感受，去把品质、把绿色基础设施营造好，关注他们的幸福感是最重要的，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这一问题。
　　NBD：据您观察，有没有已经收缩、但还在盲目扩张的城市，并且造成了一些负面的案例？
　　吴康：这种情况之前比较普遍，这几年相对好一些。早几年，很多城市搞大规模基建，出现了一些“鬼城式”的大规模新城开发；包括很多三四线城市的高铁新城开发，都造成很多资源浪费。当然也不能说是很反面的典型，主要是一些个案。规划得很理想，但实际效果却达不到。
　　NBD：对“收缩的城市，膨胀的规划”现象，您怎么看？
　　吴康：这也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人少了，但规划还在把人口做大，有更多的增量用地。现在不能再继续这样走下去了，国家对于大规模的基建现在也比较慎重，对地方上的开发审批会比较严。
　　NBD：是不是不能继续的话，就只能走精明收缩的道路？
　　吴康：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根据人口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去做增量规划。尤其很多中小型城市在人口上已经没有增长动力了，与其做量不如关注品质，但不是关注品质就一定要把量缩下来，这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过去我们一度关注量的扩张，现在应该转到质的提升上，多关注城市市民的幸福感，比如就业、收入的提升。它是一种观念，或者说规划逻辑价值取向的一种转变。
　　五问收缩城市•怎么办盘活老城，切忌新建低效新城
　　NBD：未来某些城市会不会出现急剧收缩？
　　吴康：我国的宏观政策、城市化的顶层设计是比较科学的，不管是学者的研究还是政策上的响应，基本上都比较及时。急剧收缩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实际我国的城市收缩并不明显，大部分是局部收缩，即使东北一些出现收缩的城乡，程度也没有西方收缩城市那么夸张。
　　NBD：您怎么看当前部分收缩城市跟年轻人的关系？
　　吴康：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就业的渠道少一些，所以他们当中自由职业者会比较多，比如出现了很多网红、抖音主播。
　　比如有一种解读是，改革开放前东北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一孩比例也是最高的。因此家庭对孩子的投入，包括艺术方面的投入会多一些，很多孩子选择从艺包括参加选秀的情况也多一些，形成独有的“喊麦文化”。这些文化意象跟收缩城市可能有相关性，但并不是因果关系，只是一种相关性。
　　NBD：如何看待收缩城市中年轻人流失，剩下大量老年人的问题？
　　吴康：其实我觉得老龄化不仅仅是收缩城市的问题。我国并没有典型的由老龄化危机导致的城市收缩，大部分还是表现在产业结构上。
　　老龄化问题是我国很多城市都要面对的，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因为每年有大量就业岗位吸引外地年轻人来，所以城市比较有活力。而那些人口相对稳定，甚至有一些下降的地方，年轻人如果再离开，又没有生力军补充进来，就会显得老年人特别多。
　　NBD：这样的城市会变成国家的负担吗？
　　吴康：应该是会倒逼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公共空间的开发更加有针对性。比如要考虑到城市空间、设施的使用者是谁，如果主要是老年人，就要跟老年人的需求相匹配。
　　比如老年人出行一般不会开车，都坐公共交通；老年人遛弯散步，也喜欢到大的开敞空间，这些都要考虑到。
　　NBD：回归文件本身，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在您看来，瘦身要怎么瘦？强体要如何强？
　　吴康：大部分中小型城市只有一个单中心，收缩型中小城市更不具备发展多中心的条件。所以这些中小城市并不适宜搞大规模的新城开发，因为建起来也会是低效的，缺乏人气的。
　　收缩型中小城市可能还是要回归主城区，因为主城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历史形成的，不管是教育资源还是公共服务设施，老城区配套都更齐全一些。与其花大量金钱在主城以外建设低效的新城或次中心，不如把老城区的存量盘活。
　　 
　　 
　　应对城市收缩：再中心化是城市瘦身强体的良药？
　　城市怎么办网2019-04-24
　　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提到了“收缩型中小城市”概念。文件指出：“对于收缩型中小城市，《重点任务》称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什么是收缩型城市？收缩城市的类型和特征有哪些？什么原因导致了它们的收缩？又该如何应对收缩之势？中国是否出现收缩型城市？中国所谓的收缩城市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01 何谓收缩城市
　　1988年德国学者Häußermann H.and W.Siebel提出“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y）”一词 ，用来形象地描绘人口大量流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局部地区空心化现象。其后，这一术语被“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Shr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沿用，并将城市收缩定义为“人口规模在1万以上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并经历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现象”。Oswalt P.and T.Rieniets将收缩城市定义为暂时或永久失去了大量的居民，且人口流失数量占总人口至少10%或年均人口流失率大于1%的城市。
　　尽管目前国际上对收缩城市的定义还尚未达成一致，但是普遍认为人口减少是城市收缩的主要标志。城市收缩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阶段和形态，它是与城市增长、平稳发展和复兴相连的一个发展阶段。
　　02 中国收缩城市的类型与特征
　　关于中国收缩城市的研究肇始于2013年，清华大学的城市规划学者龙瀛等三人比对了2000年、2010年的全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5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覆盖的国土中，有1/3的人口密度在下降。
　　繁荣的城市都是朝气蓬勃的场景，但人口流失的城市各有各自的原因和特点，实证数据表明，在中国超过650个行政城市中，180个城市的人口都在减少，龙瀛将中国的收缩城市分成四个类别：
　　第一类收缩城市是资源枯竭型的，比如黑龙江的四大煤城，无一例外都属于收缩城市，人口在流失。
　　第二类是挨着大城市、本身没有那么发达的小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便利的增加，它一部分的城市人口都流失去了大城市，这是一种城市收缩的原因 。
　　第三类是工业转型的城市，也属于收缩城市的一类。
　　第四类是人为的收缩城市。从行政视角来识别时，城市分分合合有时也会造成土地或者数字上的收缩城市，这种在中国并不少见，因为空间在调整、边界在调整。另外，一些政策会加速城市收缩，比如从2017年开始的抢人大战，这加速了很多城市人口的流失，而收缩城市连抢人的资格都没有。再比如像长江经济带、大湾区的一些鼓励政策，会最终越来越鼓励大城市。
　　夜光数据显示的中国收缩城市
　　中国的收缩城市与发达国家不同，龙瀛也总结出了中国收缩城市的四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中国有大量的城市在萎缩，占全国城市的27.5% 。
　　其次，部分中国的收缩城市在人口减少的同时也在经历面积的扩张。2000-2010年期间，几乎所有萎缩的城市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扩张，这与人口减少的情况以及发达国家的情况形成了对比。
　　另外，中国城市人口减少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收缩城市的典型是底特律，收缩了50%以上，而中国的大部分收缩城市只收缩了5%-10%。
　　最后，大多数萎缩的城市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经历了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收缩城市的一个鲜明特点。
　　03 城市收缩的原因
　　得益于大数据和开放数据，龙瀛和中山大学李郇教授等于2014年11月共同发起了“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并以齐齐哈尔为例揭示我国收缩城市的动因与现状。综合国内外有关城市收缩的案例进行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经济结构的调整
　　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原有的贸易路线开始改变，工业、资本、劳动力也随之迁移。老工业基地集中反映了聚集经济的缺点，比如土地和劳动力的高成本和新增业务空间的缺乏。同时，技术创新也使得企业越来越自由，交通和资源对区位的影响力下降，越来越多的企业搬出了老工业基地。这些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变造成了欧洲地区的“去工业化”， 典型城市如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谢菲尔德和纽卡斯尔等。另外，美国的“锈带”也属于这一情况。
　　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
　　社会结构的改变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伴随人口老化带来的的生产能力和需求下降，城市也会因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乏力而出现收缩，这一点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十分普遍。而日本也是因为全国性的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再加上不少年轻人在就业的吸引下移入工作机会更多、生活水平更高的大城市，从而使得不少城镇面临着收缩的局面。
　　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
　　城市空间结构改变和城市人口下降是互相影响的。在美国，“白人群飞 （white flight）”和“汽车文化 （car culture） ”导致美国大城市郊区化的两个重要原因。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心城区的衰退和城市的无序蔓延，使得城市的居住环境大打折扣，人们也随之迁移。还有学者认为城市扩张和人口减少可以并存，如英国利物浦和德国莱比锡。期间伴随着城市形态和城市政策的变化。
　　资源的枯竭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萎缩和衰落是常见的现象，也是当资源耗尽后可以预见的结果。矿业城市一般都会依赖一个城市中具有统治地位的矿产公司来带动发展，而国际矿产市场的起落决定了公司命运甚至城市盛衰。气候条件、知识教育、卫生服务以及交通运输是影响矿业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对矿业城市人口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当国际能源资源市场出现大的变动，或者城市本身的资源即将耗尽，那么只有成功地抓住机会进行转型才能使城市高质量的收缩甚至增长。
　　政治因素
　　政治的动荡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城市收缩现象集中在原民主德国所辖区内，1989年两德合并后，原东德人口开始大量迁入西德各州。在1990年代中期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下，德国许多制造企业都开始向原材料和人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新联邦州地区的工业城市产业功能全面萎缩和人口迅速下降。
　　04 城市再中心化可否成为应对城市收缩之势的一剂良药？
　　在了解“再中心化”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词：“去中心化”，所谓去中心化，是指不让城市规模扩的太大，把生产、生活要素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分散，以减轻特大城市的供给压力和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去中心化已经不太适用于遭遇收缩困境的城市了，继续实施去中心化的措施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甚至产生无人居住的“鬼城”。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城市的发展，都经历了中心城区由去中心化向再中心化的转变。所谓“再中心化”，是指一座城市的中心城区通过整合和集聚资源，努力打造各具特色的中央功能空间，来全面展示其繁荣繁华的城市魅力。这让我们不禁思考，在应对城市收缩之势时可否利用再中心化的思路，通过对收缩城市内部资源的再集聚实现高效利用以一转颓势。
　　 
　　同时，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仅仅依靠一线城市的单极增长，是难以实现的，也是难以持续的，经济发展“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中国幅员辽阔，中国经济应当推行的一个战略是，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增加新的增长极，实现中国经济多极化。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多极化，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收缩城市再中心化，通过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实现经济增长。
　　那么，该如何通过城市再中心化应对城市收缩、实现瘦身强体呢？
　　首先，厘清文化认同、挖掘街区文化为主线的再中心化。再中心化过程中，功能再造与文化重塑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基于文化认同的功能再造，将取得文化与功能浑然天成的极佳效果。中心城区通过中央商务区CBD、中央文化区CCD、中央创新区CRD、中央休憩区CED、中央居住区CLD等功能空间建设来实现其再中心化。城市的每个街区，都有其历史和故事，它们是城市发展的记忆和印证。有的是显性的，例如建筑和街道；有的是隐性的，例如根植于人们心中的某些认同。所有这些有形和无形，共同构成了街区固有的文化，其往往是独特的，难以拷贝的。充分挖掘街区的独特文化，然后结合未来发展趋势明确其主体功能，并通过不断塑造和强化，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特色功能街区。
　　其次，收缩型城市与非收缩型城市发展要分类施策。非收缩型城市要提高产业支撑能力、公共服务品质，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收缩型城市与非收缩型城市只有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下，分配好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搞好产业分工，才能让非收缩型城市发展得更大更强，同时也让“收缩性城市”不再收缩，即使人口等出现收缩，经济发展、产业等也不会收缩，而是更具发展活力。
　　最后，要让“收缩型城市”通过再中心化的方式重现活力。在重构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的背景下，将优化城市群-都市圈-中小城市-特色小镇这一结构下的土地、资金等要素进行合理配置，最终实现人口、产业在这一空间格局内的再分配。譬如，全面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在安排各地区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时，进一步增加上年度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的权重，探索落户城镇的农村贫困人口在原籍宅基地复垦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由输入地使用。在符合土地用途管制政策的前提下，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等。同时，依托“收缩型城市”土地和人力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由其负责制造等大流通量、低附加值环节，与非收缩型城市有所分工，形成梯度转移的格局。
　　 
　　 
　　发达国家城市收缩模式及案例
　　一、发达国家城市收缩模式
　　1.欧洲国家的城市收缩模式——以德国为例
　　德国的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繁荣扩张和停滞衰退的双重特征，而德国东部城市经济发展则仅表现出单一的衰退。即便是那些仍然处于经济增长的城市，其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应对增长，而是如何处理人口下降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德国东部城市和鲁尔区，持续的结构性经济问题困扰着政府及城市规划部门。
　　去工业化导致了德国东部城市地区涌现大量失业的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不但没有改善这些城市地区的发展环境反而加剧了这一趋势。2002年，德绍、哈雷、莱比锡、开姆尼茨、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失业率均显著提升。两德统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量公司倒闭，由于政府补贴和德国东部较低的劳动成本，许多来自德国西部的汽车企业在东部建立生产线。然而，落后的基础设施、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人口减少等具体的地区性问题成为来自德国西部乃至其它欧洲国家投资者的最大障碍。
　　德国城市的收缩在人口结构、人口迁移和郊区化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德国东部人口出生率在20世纪末期进入快速下降周期并达到欧洲国家的最低水平，由此引起的非均衡生育以及预期人口寿命延长将导致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型，进而形成德国的城市收缩。此外，从德国东部联邦州萨克森统计部门的一份调查中发现，基于工作、更高收入、教育以及家庭等动机的人口迁移，促使那些仍然挣扎在去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城市地区因缺少工作机会而面临人口持续流失。经历了经济衰退的城市人口流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人口向郊区和更远的乡村迁移，东部和西部将会越来越显现出不同的人口迁移过程。
　　2.北美国家的城市收缩模式——以加拿大矿业城市为例
　　加拿大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资源型国家，其内陆的绝大多数城市或社区的经济发展依靠自然资源的提取。从对加拿大2607个社区的一项调查中发现，1981年至2001年，加拿大三分之一的社区表现为人口的持续流失并伴随大量闲置废弃的住房、农场、学校、街道、交通工具等基础设施。人口流失主要集中在资源型社区，1996年至2006年加拿大的13个矿业地区总共流失人口数量超过5万人，占这些地区总人口的7.1%。
　　加拿大矿业社区，尤其是偏远的矿业社区，就业和生产规模受到初级产品生产规模的严重制约。这种单一产业社区通常配有提供矿业生产者商品劳务的其它支持性或伴生性商业或产业。因此，这种伴生性产业的就业水平极大地依赖于当地市场，尤其是这种单一化初级产品的产量和市场需求。如果没有来自初级产业的劳动收入和利润，对伴生性产业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将会下降，甚至可能消失。这就是遍布加拿大内陆地区众多“鬼城”的命运：初级产业衰退或关闭，其它伴生性产业必然随之消失。此外，国际竞争、私有化和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等因素增加了跨国公司的权力和资本，政府的区域政策却更少地关注社会保护，矿业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日趋恶化。
　　3.东亚国家的城市收缩模式——以日本为例
　　日本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非移民国家，近21%的人口居住在百万级以上的城市，48%的人口居住在超20万的城市，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及国土面积等因素，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是在经济预期增长假设下的一种大都市区化发展战略。尽管日本近几十年来表现为人口总体增长，还没有像利物浦和底特律那样经历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的大城市，但老龄化、去工业化等导致的中小城市人口收缩以及其它社会经济问题严重地威胁着日本未来的发展。
　　日本北海道无疑成为考察日本城市收缩的一个微观视角。北海道的绝大多数城市和村庄都经历了显著的人口收缩，尤其是以札幌和旭川之间的地区最为严重。这个地区是日本20世纪初期的重要煤矿区，但在1960年开始经历了毁灭性的衰退。夕张(-86.3%)、歌志内(-84.4%)、三笠(-75.9%)、赤平(-71.2%)、芦别(-68.7%)等六座矿业城市正处在人口剧烈收缩的危机中，这些悲观的数据代表了北海道，也是整个日本的一个缩影。这些城市具有加拿大矿业城市相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资源枯竭后缺乏社会保障的矿工、老龄人口的增加、人口的持续流失、经济的大幅衰退。此外，日本的乡村地区普遍存在收缩现象，随着年轻的一代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及就业机会而向大城市迁移，这种内部的迁移波及整个日本社会，尤其对于乡村地区影响更为深远，这也是老龄化乡村地区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发达国家城市收缩应对案例
　　(一)德国莱比锡应对城市收缩的策略
　　莱比锡位于德国萨克森州，随着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中期到1930年代是莱比锡工业、贸易等各个方面蓬勃发展的时期。机械制造业、纺织业和出版印刷业是当时的主导产业。莱比锡地理位置连接东欧和西欧，区位优势及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还是是德国第一个提出展会概念的城市。1933年莱比锡人口达到历史最高峰，拥有71万居民。此后面临城市收缩，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末期，莱比锡流失了近39%的人口。
　　莱比锡针对城市收缩的治理策略
　　针对莱比锡城市收缩的驱动力以及城市收缩带来的问题，1990年代末期，莱比锡政府实施城市各方面综合发展战略，在多方面推行重点项目。同时，在企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下，莱比锡最终在2000年后实现人口回升。
　　1.针对劳动力人口外迁的治理策略
　　就业岗位不足导致的劳动力人口大量外迁是莱比锡城市收缩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就业岗位的再创造，产业升级，经济再发展是解决莱比锡城市收缩的基本原则。考虑到莱比锡地处东德中部，具有地理区位优势和完善的高速、机场等基础设施条件，加之莱比锡在二战前就是展会贸易中心，该城市具备发展现代物流业和承办各种国际展会的条件。因此莱比锡政府为了实施原有的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升级转型的战略，重新将城市定义为贸易、展会和文化之城并对新兴产业植入给于政府补助，使汽车产业、物流业、展会和高校科研逐步代替传统制造业。
　　2001年宝马决定在莱比锡建立新工厂，于2005年投入使用，创建了5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和5000个相关产业链就业岗位；同时，保时捷也在莱比锡建立工厂，并于2003年投入生产，提供了800个就业岗位。值得注意的是，保时捷公司是在没有接受政府补助下，遵循市场原则选择莱比锡作为投资重地。与此同时，德国邮政和亚马迅也相继在此建立了物流集散中心。1991年成立的莱比锡展会公司在2013年的营业额达0.8亿欧元，举办如莱比锡书展等国际知名的重要展会。2003年在莱比锡运营的生物制药公司和科研机构园区Bio City，创建了400个工作岗位。莱比锡还是德国中部广播公司MDR的总部所在地之一，近年来，其他的一些传媒公司也逐渐落户于莱比锡。在德国联邦和莱比锡政府以及公司企业的努力下，莱比锡就业岗位自2005年后有了回升。
　　2.针对房屋闲置和城市肌理不连续的治理策略
　　为了解决人口收缩带来的房屋闲置，房屋供给过剩以及城市肌理不连续问题，德国联邦政府推行了City Renewal East(Stadtumbau Ost)的项目。该项目对适宜居住的房屋进行进行翻新、维护；对废弃房屋进行拆迁，恢复为城市绿地或其他公共空间，最终达到房屋供给平衡和城市肌理连续的目标。2003到2013期间近1.1亿欧元的公共资金被用于莱比锡，其中42.5%的资金被用于拆迁，对保留下来的房屋进行翻新，拆除多余闲置房屋，扩大城市公共空间。
　　莱比锡政府将一些涉及人口多，急需改善的地方列为优先地区，以市中心和北部商业建筑改造更新为主；蓝色区域为主要的住宅区和主要街道改造更新；此外以水体，绿地等公共空间和城市功能连接各城区，实现城市肌理的连续性。City Renewal East项目自1999年起对未来二十年的改造进行了规划，按照优先顺序分批次对城市进行改建。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公共资金支持下的改造项目需要明确强调成本的节约和效益，一方面通过财税优惠调控来降低改造的土地交易成本和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对改造后的地价租金涨幅进行一定的控制，使其在房地产市场中具有竞争力，达到使用效益最大化。而德国的社会规划原则不仅要求政府部门、规划师和居民共同参与城市更新改造的规划，更是强调城市更新改造是在社会力量监督下的持久性工作(董楠楠，2009)。
　　除了公共资金支持下的城市改造项目，来自其他的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解决闲置房屋的问题。例如，2004莱比锡的城市居民自发成立名为Haus Halten e.V.的协会。此协会作为非盈利性质的房产中介，与房屋所有者达成共识，将有历史保留意义的闲置房屋以低价格出租给学生，艺术家或者其他市民，在保护老建筑的同时也降低了城市改建成本。另一个名为Solidago的协会组织租用了Schönefeld小区的私人闲置空地，经过当地居民的同意，将此空地改建为儿童和青少年活动中心(Habermann，Heydenreich，2006)。
　　3.针对提升城市活力及文化复兴的策略
　　为了提升城市吸引力和城市活力，吸引人口回流，来自联邦政府的Social City(Sozial Stadt)和Active City and District项目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Social City资金来源于德国联邦政府，用来改善社区的居住条件，增强各个社区的辨识度，开放度和社区印象。例如在社会主义时期修建的大量板楼的Grünau社区被作为优先区域进行改造，提高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也提高生活娱乐设施条件。Active City and District在莱比锡的一些主要街道，例如Georg-Schumann街道提供50%的投资创业基金，市民和其他机构均可上网申请，以此来增加创业就业机会和提高城市活力。
　　此外，莱比锡也通过在文化、艺术以及体育方面的发展，重塑地域认同、增加城市的吸引力。例如，作为一座许多音乐家(例如巴赫、瓦格纳等)生活过的城市，莱比锡在近几年将自身的音乐传统继续发扬，通过各类音乐节、音乐会来增加城市活力，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再如，莱比锡的许多废旧工厂不是被简单的拆除，而是被改造为博物馆、电影院等文化设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莱比锡棉纺厂的改造。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厂区被改造为了拥有14家高级画廊、被认为是新锐画家摇篮的艺术中心之一。而在体育方面，莱比锡曾在2002年举办大型德国体操节；2004年成为德国的候选城市参与2012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申请；2006年则为德国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城市之一。此类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积极实现了城市营销，提升城市活力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德国马格德堡——精简主义目标导向下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策略范式
　　与克利夫兰不同，马格德堡似乎把收缩当作一个稳定市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绝好时机，采用了“少即是多”的精简主义概念。对德国政府和规划师来说，脱离了增长主义价值观后的规划范式不再以通过投资带来经济增长为前提。
　　马格德堡的重要项目主要包括与易北河同居项目(Living Beside and with the Elbe)及联合拆除项目。在国际建筑展览(IBA：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2等一系列关于收缩议题的讨论之后，马格德堡提出了与易北河同居的口号。沿着从北至南穿越城市的绵延10英里(约16km)的易北河，规划师规划了三处项目，这些项目以河流作为公用的文化、生活空间，并从整体上引导城市的复兴和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在城市南部，通过大规模旧工业用地在地性策略重建，增加区域与河流之间的通道，使衰败区域变得适于居住。同时，通过对城市北部旧仓库进行公共使用属性的改造，复兴了北部商贸中心的活力。在此措施下，旧城中心延伸至城市新发展地区，激发了城市整体的复兴。另外，规划师致力于通过沿河休闲步道、观景台和桥梁的修建来增加居民的亲水机会，从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马格德堡规划者通过与该城市公寓租赁公司协作来应对住宅空置的问题，这些公司拥有城市50%以上的公寓存量。政府鼓励租赁公司在市中心附近投资房产，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居住密度，同时鼓励拆毁城市边缘的废弃房产，以此来降低城市边缘区巨大的基础设施花费。
　　马格德堡规划过程通常伴随着多层面应对方法：通过州政府认定问题和创造条件，之后由城市层面参与规划过程并应对收缩问题。通过国际建筑展览行动委员会，德国对于收缩问题的处理超越了土地利用和交通层面的视角，并超越了城市规划范畴，将教育、健康和经济发展问题考虑在内。大多城市顾问拥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包括建筑、文化和社会研究，他们联合发挥各自的特长和分析能力，帮助各个城市提出适合于它们自身的应对收缩的策略。
　　在规划过程中，德国人倾向于通过创造性的刺激手段来增加参与主体。联邦政府不光资助国际建筑展览，同时也资助当地应对收缩的行为。比如，马格德堡规划者致力于鼓励租赁公司拆除他们的一些不动产，联邦的资金为该项目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行性，用来帮助东德城市追赶西德城市的东部复兴资金使租赁公司能够拆除城市边缘物业来对旧债进行分期付款。同时，通过国际建筑展览，城市可以低成本获得工程顾问和评估。
　　马格德堡规划师从城市整体层面着眼——城市边缘区基础设施的低效利用与巨大花费的显著对比使他们决心降低城市边缘密度。同时，该措施可以增加城市中心区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该城市在沿河区域投资新的基础设施，用以提高生活质量，并且为城市中心区和周边地区吸引更多的居民和公司。
　　总之，在马格德堡市应对收缩的措施实施后，城市市区人口显著增加，城市居住密度和基础设施利用率显著提高。这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的公共开支，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融合，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对马格德堡的城市规划师来说，项目本身并不直接拉动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似乎是在人们生活中心区域投资并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必然结果。这与美国规划师投资即为了带来刺激性的增长理念十分不同。
　　(三)英国利物浦城市收缩现象与经验
　　利物浦原本只是默西河口东侧的一个小镇，但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天然良港。18世纪的奴隶贸易令利物浦成为将奴隶运送到美洲和澳洲的中转港口，其因此开始繁荣起来。此后，利物浦成为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大量的爱尔兰人、犹太人和中国移民在这里定居。随后，工业革命更促进了利物浦的繁荣发展。1857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航运中心，45%的英国贸易和80%的棉花进口发生在利物浦。利物浦成为了由贸易带动和以产业为主导经济的国际港口城市，以及英国最繁荣和最大的港口城市。
　　1.利物浦城市收缩现象
　　造成利物浦城市收缩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来自战争的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切断了其贸易交通要道，所以利物浦港口的重要性显著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使利物浦内城严重被毁。其次是“集装箱革命”(1956~1965年)有效地缩短了港口上下货时间，造成大量工人下岗，曾经对利物浦城市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厂房及仓库被大量空置。最后是为了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利物浦政府提出了清除贫民窟的计划，使成千上万的家庭从中心城区迁到郊区“新城”。
　　利物浦具有典型的由去工业化引起的城市收缩现象，如空置的内城、关闭的仓库、落后的基础设施、消极的产业和贸易环境、高失业率、巨大的人口流失及持续衰退的经济。
　　20世纪70年代，“集装箱革命”的到来预示着利物浦码头的衰落，其狭窄的仓库空间限制了码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利物浦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至英国城市的首位，其城市收缩和衰败蔓延至整个城市。
　　2.利物浦城市收缩现象的应对经验
　　20世纪80年代后，利物浦开始致力于城市复苏，并转向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旨在通过文化和旅游产业扭转城市收缩的不利局面。
　　(1)由发展公司统筹规划，实现城市整体的复兴。
　　20世纪90年代，利物浦开始了城市的整体复兴计划。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利物浦愿景经济发展公司(Liverpool Vision)，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展开了利物浦市区重建的总体规划。利物浦愿景经济发展公司的目标是重新创造和激活整个城市的各个方面—创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和游览场所、建立动态的经济基础和投资环境、加强利物浦的国际知名度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及成为一个充满创意和才华的城市。
　　根据公司的目标，利物浦的城市复兴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保持和利用历史及文化沉淀(如历史建筑)，重新打造宜居的环境，以吸引人们回到内城；二是利用利物浦独特而有优势的身份象征(如甲壳虫乐队)，吸引游客和重新激活收缩区域。这两种方法让利物浦的城市复兴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目前，利物浦是英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人们随处都能享受到其浓厚的文化氛围。
　　(2)建筑改造融入新功能，实现新旧环境的升级。
　　利物浦一号购物中心(Liverpool One)是英国BDP设计公司在2008年设计的零售业再生项目，是由一栋位于城市收缩区域的废弃建筑物改造而成的。该项目的目的是复兴内城和促进利物浦成为欧洲领先的城市。因此，它充分利用了原始的街道肌理和在历史的网格上设计新的商业综合体。目前，利物浦一号购物中心已经成为游客必去的地标性建筑，也吸引了当地人回到市中心。其提供了3300个建造职位及5000个日程运营的职位。
　　利物浦一号购物中心的成功之处在于将零售经济的提升与历史建筑群的再生结合在一起，突破了原有建筑的单一功能，成为一个城市区域的综合复兴区。
　　(3)利用城市文化名片，激活旅游城市。
　　令利物浦享誉世界的名片是披头士乐队。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物浦试图探索新的方式重新激活老城无人区。Cavern片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创造性的区域。作为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Cavern是因著名的马修街和披头士乐队(马修街上最流行的场所是Cavern俱乐部，在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曾在此进行多达292次的演出)而繁华的街区，现被转化为文化休闲街区。如今，这片区域充满着文化与音乐的氛围，且随处可见一系列艺术雕塑。自1996年以来，每到夏天，众多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到利物浦参加马修街音乐艺术节(欧洲最大的免费音乐节之一)。经过对利物浦重要文化元素—披头士乐队的重新策划，Cavern片区已成为利物浦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地区之一。
　　在城市转型过程中，除了Cavern片区，利物浦成功地运用其“名片”结合空间元素(如海滨、历史建筑、船坞、仓库)和文化元素(如音乐、体育、创意)等寻求自身的再生模式。2003年，利物浦成功当选为2008年欧洲文化之都，并在2004年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海事遗产。这些荣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利物浦正在进行的城市再生计划，并增强了当地居民进一步改善城市的信心。经过几十年一系列的城市改造活动，如今利物浦已摆脱了城市收缩的局面，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
　　(四)英国谢菲尔德城市收缩现象与经验
　　谢菲尔德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钢铁城市之一。18世纪40年代坩埚钢和镀银钢技术使钢铁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谢菲尔德工业重镇的地位也得到提高。19世纪，由于钢铁行业的扩张，谢菲尔德的人口显著增长。从1801年的60095人增加到1901年的451195人。1893年，谢菲尔德被授予城市宪章。19世纪40年代，铁路的出现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都给谢菲尔德带来了制造业发展的新机遇，并让小型钢铁厂的产品得以出口到更大的市场，使得谢菲尔德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顺利成为钢铁主城。
　　1.谢菲尔德城市收缩现象
　　但是，战争造成了谢菲尔德城市的收缩。由于其武器制造中心的重要地位，在1940年谢菲尔德遭受了严重的袭击(Sheffield Blitz)，导致大量市民死亡和无数建筑物被彻底毁坏。战争结束后，制造武器的钢铁技术不再被需要，这导致谢菲尔德的失业率大大增加，以及钢铁行业的衰落。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遭受贫穷，在城市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贫民窟。随后，在大规模的贫民窟清理活动中，大量市民搬出市区，造成了城市的收缩。
　　2.谢菲尔德城市收缩现象的应对经验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谢菲尔德试图重新振兴整个城市。其更新的内容包括经济、城市环境、绿地空间、文化、创意产业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1)发展文教创意产业，实现城市转型。
　　文化产业区(Cultural Industrie Quarter)是谢菲尔德一号(Sheffield One)负责的市区重建项目，目的是将工业收缩区转变成文化创意区。首先，文化产业区吸引了不同的创意产业，包括媒体、电影、艺术、音乐、设计和摄影等，并且它也被部分改建成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学生中心。这些创意产业的聚集提高了谢菲尔德的文化影响力。其次，在1995年，由谢菲尔德市议会领导的城市之心(Heart of the City)项目被设计成布满公共空间、商业建筑和办公室的心脏地区。该项目已有成功的城市再生产物—1998年建成的和平花园、2001年建成的千禧画廊、2003年建成的冬季花园和2006年建成的位于千禧广场的雕塑“雨”。目前，城市中心已成为谢菲尔德最受欢迎的休闲区之一。此外，谢菲尔德的另一个目标是成为国际教育中心：在过去十年，谢菲尔德致力于发展教育产业，主要是吸引国际学生到谢菲尔德大学和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学习。这不仅成功地提高了其教育声誉还增加了城市的活力，包括激活房屋租赁市场和市区夜生活。
　　(2)改造建筑，融入新功能，实现工业文化的延续。
　　由于其悠长的工业历史，工业遗产的再生是谢菲尔德城市转型的关键。密集的工业区多处于城市中心区的边缘，多被改造为工业博物馆及工作室。改造后的建筑立面仍保留原来的构件及肌理，内部被改装为活泼多样的博物场馆。由凯勒姆岛工业博物馆(Kelham Island Industrial Museum)和威尔金森•艾尔建筑事务所(Wilkinson Eyre)改造设计的麦格纳科学探险中心(Magna Science Adventure Centre)赋予了其所处收缩区域新的活力，成为谢菲尔德的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当地居民、学生和游客前往。
　　(3)社区及学校积极参与，进行多层次软性规划。
　　一方面，一些老工业区中的厂房被改造成新的工作空间，活化了功能及提升了社区环境。例如，波特兰工厂(Portland Works)现在成了创意工作室—小型企业、独立艺术家的工作场地和当地社区活动的举办地。在波特兰工厂举办的社区活动(Inside the Triangle Festival)聚集了大学师生、社区居民、艺术家、小企业家和员工等，活动的定期举办激活了该收缩社区，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另一方面，学校在专业教学中注重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性，并提供相关课程及实践项目，且民间机构也会注重与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一向注重建筑教育扎根于城市，如一年一度的“活项目”(Live Projects)硕士课程的设置。这个课程由学生与客户(当地社区团体、慈善机构、卫生机构和区域当局)合作，进行实际项目的操作(多为社区尺度的更新计划)。2012年的Furnace公园项目(Furnace Park)就是对一个在工业区废弃的公园进行复兴策划，其客户是工业区内的民间机构—SKINN(一个旨在提高所处收缩工业区的生活品质的非营利性机构)。这些项目引导民众深入地认识该区域的收缩情况，并参与到城市的规划及改造中。
　　(五)美国底特律收缩城市规划解析
　　1.收缩城市规划背景
　　底特律位于美国中西部密歇根州，曾是经美国汽车工业的代名词，拥有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等三大汽车巨头｡早期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生产线工作模式使得汽车工业进入了大量生产阶段，1900-1950年间底特律的人口从285000人増长到1850000，出现了标志性的经济和人口大爆发｡
　　从1950年开始，城市市中心区工厂分散，同时由于战略军事等原因，部分白人开始向郊区转移，成为美国最早经历人口从市中心转移到城郊的城市，中心城市开始收缩，随人白人搬迀，底特律非裔人口増长到了总人口的1/3｡
　　1970-1980期间，石油危机和来自于外国生产企业的竞争给底特律“汽车城”带来巨大的危机，但他们还是以已经运营了很多年的旧工作方法来应对，而未能在现代服务业和汽车产业链横向衍生转变，由此带来结构性失业､城市S心化等问题｡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房产税和消费税在短期内缩减大半，社会矛盾加重､大量居民外迀､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底特律产业结构调整的彻底失败｡
　　底特律在1950年到2010年失去了61%的人口，平均房价2006年2010年下降了66%，人均享有的公园空间在全美排名最末｡大约20平方英里的可居住土地闲置，36%的商业用地闲置，22%的工业区用地闲置，三分之一的城市区域被遗弃｡但这座城市仍然有71.4万居民，他们的适应力很强，并且在努力改变城市的发展前景｡
　　2.规划思路概述
　　《2012底特律战略框架规划一一底特律未来城》(下文简称《战略框架规划》)在底特律“破产”之际提出，与常规空间规划如总体规划不同，《战略框架规划》以接受底特律未来不会重新获得近200万的高峰人口为前提，以针对性的解决现有城市问题为出发点，以认识并适应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为目标，确立了一套政策方向和行动计划｡《战略框架规划》内容包含五个规划要素，分别为经济增长要素､土地使用要素､城市系统和环境要素､邻里要素､土地和建筑物资产要素；此外还包含一个公众参与与城市发展目标阶段性预测等内容｡
　　经济增长要素为所有底特律人提供了较为公平的发展环境，以支持底特律经济的发展，并且吸引新的企业与居民｡主要包含五条策略：支持有希望带来就业增长的四项支柱产业､在地方成立核心投资中心与就业中心､鼓励本地创业与少数个体企业､提高工人教育与专业技术水平､转变城市土地为经济资产｡
　　土地利用要素为城市现状用地与潜力用地提供土地使用策略，在三个不同规模层面组织各种潜在的土地利用类型：第一个层次为框架区域，根据土地的自然特征和市场特征，划分土地框架区域图，以引领全市范围的土地投资决策；第二个层次为土地利用类型，为城市内的土地使用提供未来愿景，包括邻里用地､工业用地与景观用地；第三个层次为土地开发类型，将土地划分为4种不同的开发类型：住宅､商业､景观､工业｡此外还包括为这座城市创建一个新的多元化的开放空间系统，重新定义走廊和街道等｡
　　城市系统与环境要素旨在提高服务设施对整个城市的供给能力｡通过改造城市的水､废品､能源和交通运输系统网络，迈向更具可持续性､高效发展的城市｡如积极创造创新景观､在区域内建立包含多种模式的交通网络等｡
　　社区邻里要素目的在于创造多样化的邻里风格和选择，从而吸引各类型的人｡主要策略有建立高密度的､可步行混合用途的街区，在功能过时的工业社区融入艺术和工业形成“live+make”，在传统的历史型社区内更新设施等｡
　　土地和建筑物要素旨在提供一种综合方法，将将底特律的空地变成未来的潜在资产，要求所有持有土地的不同机构围绕单一的共同愿景调整其使命｡包括将空置公共土地与建筑向就业区域转变､让景观干预成为复兴的关键､使用创新监管工具加强土地开发等｡
　　《战略框架规划》中土地利用要素中的框架区域划分､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开发方式公共､开放空间创建等，延展了国内总体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土地利用､城市“双修”中的“城市修补”与“生态修复”，以及包含了一整套面向城市收缩的规划方法体系，对国内相关规划有较强的指引作用，下文将详细论述土地使用与开发的五个策略｡
　　3.土地使用与开发策略
　　底特律虽然有大量空置土地，但人均公园面积却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基础服务设施，如开放空间､娱乐设施､学校等，当初建造是为了适应目前底特律两倍以上的人口，规模过大与维护费用过高使得在目前状况下不能持续使用｡除此之外，由于底特律过去的工业定位，以及当时缺乏考量的决策和做法给较贫穷地区带来了严重拥环境污染，种种何题都在诉求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
　　《战略框架规划》认为土地是底特律最大的资产，为实现底特律的可持续转型，应当建立用地之间的联系，提出刺激经济増长的策略；整合城市系统，提供开放空间并加强邻里关系，并由一个全新的决策和雎寳体系提供支持，以便快速应对商业发展机会､居民生括质量提升需求等，以下为策略的详细内容｡
　　(1)划定土地框架区域
　　公共､私人非营利组织以及慈善鄯门需要全面了解底特律全境现有和预期的土地便用条件，以指导战略性我资以获得长期的效益，“框架区域地图”为其提供了基本工具。
　　框架区域地图通过研究和绘制城市住宅､工业和商业用地的现状与市场情况而制定，边界由土地空置状况决定，同时重大基础设施或土地利用差异所造成的邻里识别和物理上的分离也对其有影响｡依据现状空缺与预测的空缺程度，框梁区地图有助于制定最恰的战略投资范围，以便为土地使用决貴者和投资者提供信息｡
　　最终评估出来前底特律市地区与街区的空置情况包含4种类型：低空置区，中等空置区，高空置区和大中心区域｡大中心区域最为突出，虽然仍有较多的土地空置，但其市场蕴藏着最大的机会；空置率最高的地区是现有建筑遭到明显侵蚀并且土地经常处于休耕状态，对土地空置率最高的地区转型，可以大大提高目前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质量；中等空置区占有最大的土地面积，也拥有最多的人口，通过部署稳定住房市场的战略､保持邻里外观和公共安全，可以为该地区提供一些较好的城市住虏选择；最低空置率的地区在人口和住房价值方面一直保持稳定，并且与地区对手吏具竞争力｡
　　(3)划分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为决策者提供次高级的工具，同时还为该城市未来的土地利用地图和分区规划图提供基础。底特律框架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不是传统的通过对城市房产进行分类，而是通过规定更大范围的开发强度和可允许的开发类型为原则来建立各种社区，同时引入了新的士地利用类型，如重新利用空地或废弃的工业区进行创新或生产性用途，生成创新生态景观区、“LIVE+MAKE”生活制造区，大的类型包含社区型用地、工业型用地和景观型用地三种。每个社区类型都针对住宅，商业和景观用途的特定数值比例划定子类型，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如社区型邻里型用地，分为居住型社区邻里用地与混合型社区邻里用地，其中居住型社区邻里又可划分为绿色住区､传统低密度社区、传统高密度社区､绿色混合高层社区；其中的传统低密度社区包含底特律的几个历史街区，《战略框架规划》对其建筑漢型､商业空间组合､公共空间使用，来来发展空间需求均有相应的说明｡
　　(3)引入新型开发类型
　　开发类型作用于框架区域与土地使用类型，有助于引导投资发展到城市最适宜的区域，主要包括四种类型：住宅开发､商业\零售开发､工业开发､景观开发，这四类拥有多种开发类型，每种土地利用都有可能的开发类型组合而成。例如高空置率区域，通过高空置率地区所描述的现状､市场条件以及土地使用愿景，住宅与商业用途大概率被排除在发展之外，因此主要为景观型用地，并非所有形式的投资都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发生，但城市的所有部分都能得到最适宜的投资形式来实现土地利用潜力。
　　在具体开发类型上鼓励实验､创业和创新，如以景观为基础的开发类型为打造特色开放空间提供了新的机会；各种规模的蓝色和绿色基础设施，从小型保留池塘到低洼湖泊，可穿插在传统的开发项目中，以满足居民对雨水管理和高质量设施的需求；碳森林和工业缓冲器的开发可以帮助清理主要污染区域周围的空气；实验田，城市农场，水产养殖可在空置土地注入生产用途，并为底特律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4)创造多样开放空间系统
　　底特律的公园及设施随着人口的减少已不符合现在的需求，由于预算紧张，甚至都不能得到常规的维护，因此急需新的策略，以减轻维持现有基础设施的负担，使其运营和维护成本更低，并且提供新的成本较低的混合类型的娱乐场所；同时需要改变空置土地用于生产性用途，以改善生态方面的问题｡建立一个新的开放空间网络对改善诸多问题非常有效｡
　　底特律开放空间网络将由—系列相互联系的元素组成，不仅包括传统公园，还包括一系列创新使用的公园，如蓝色和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大型生态､生产景观等，可清洁暴雨洪水，改善空气质量，提供多样的娱乐机会，为当地野生动物和迁徙鸟类提供栖息地，清洁受污染的土壤并改善环境条件，开展研究基地并提供就业培训机会，为底特律赋予新的身份。
　　(5)完善高效运输网络
　　与住宅用地类似，底特律的商业和运输在过去的50年里出现了大量的撤资。人口减少导致运输系统过剩，过量的空间使底特律有机会反思将其作为城市走廊的潜力，如将多种服务和功能结合在一个可重新利用的走廊中，以适应不同类型的出行，包括骑自行车和步行；创建一个“完全街道”网络，提供一套更为有效的交通选择，并满足对绿色空间和高品质街道设计的需求。此外，路权中的多余空间可容纳蓝色基础设施，如通过洼地收集雨水溢出；根据现状/市场条件和未来的土地利用愿景，在步行节点或面向汽车的条带上进行适量的商业开发｡
　　(六)美国克利夫兰——增长主义目标导向下投资具有增长效益项目的策略范式
　　作为美国典型的收缩城市，克利夫兰延续了美国传统的增长主义价值观，规划师传达着一种接受收缩等同于放弃的意识，城市规划通常聚焦于为更多土地和人口制定的城市再增长发展计划。
　　克利夫兰重要的项目主要有欧几里得交通工程(Euclid Corridor)和滨道工程(Detroit-Shoreway)。欧几里得大道位于克利夫兰市区，是该区域高速运输的重要节点，这里也是圆周大学(Circle University，克利夫兰的医疗和文化中心)两个中心机构的所在地——克利夫兰临床研究中心和医院。欧几德里大道区域拥有克利夫兰大多数工作岗位，同时分布着城市大部分高端物业。政府通过交通手段来应对该区域出现的收缩现象——欧几里得交通工程。该工程通过一条7英里(约11km)长的快速公交(BRT)系统将克利夫兰市中心与圆周大学连接，旨在为人们提供安全快捷的出行方式，同时强调步行导向的城市设计准则的运用。与欧几里得的交通手段不同，滨道工程采用了地区再开发手段。该计划是一个关于旧电池厂的棕地再开发项目，其目标是将西滨道打造为滨水慢行道路，提供一种在郊区无法体会到的邻里体验。
　　克利夫兰大多工程以开发商意志为先导。比如，由于开发商意识到滨道有成为吸引人流空间的潜力，之后与社区发展机构及规划师合作，决定在沿着滨道的街区进行投资。在州政府介入层面，克利夫兰倾向于奖励增长主义导向的待工工程(shovel ready)1。由于改造项目事项繁多、周期较长，因此待工工程资助政策往往会带来计划外的后果：经常性的对于外围凋敝区域的刺激性投资，并忽视对收缩区域的应对。美国的税收规划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定，因此，他们在制定规划中力图保持城市的增长势头，并与其他城市竞争联邦及州政府资金。如果他们接受收缩作为未来的道路，这会引发政府、民众以及投资人信心的下降，并会面临失去州政府资助、个人投资的下降以及人口进一步下跌的危险。
　　克利夫兰规划师无法从整体城市角度来应对收缩，只能将旗舰项目作为城市增长点来应对收缩。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增长主义价值观，他们往往只关心与增长相关的项目，通过有选择性的不作为，资金和精力都流向那些更具增长潜力的旗舰项目，导致衰败地区的收缩持续恶化。
　　总之，克利夫兰的复兴动作都与“大工程”(许多旗舰工程的统称)相关。这些项目以增长主义为目标，致力于在中心城区复兴高端零售业、商务办公，建立高档社区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新办公建筑、居住单元和高端酒店的建设加速了城市绅士化。欧几里得交通工程和滨道工程在克利夫兰实施以后，除了在几个社区带来点状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外，并未延缓克利夫兰郊区化的趋势。同时，克利夫兰原本收缩的地区现象加剧，社会分化及房屋空置现象进一步严重。
　　(七)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2010规划简介
　　1.扬斯敦2010规划的背景介绍
　　扬斯敦位于俄亥俄州的东北部，位于美国工业带上，其兴起的原因也正是由于矿业及工业的发展，并受到了邻近的克利夫兰和匹兹堡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工业转移，扬斯敦开始面临衰退，人口持续减少｡1951年扬斯敦制定了一个全面性的规划并在1974年修订更新｡但是由于这个规划基于城市的增长和扩展，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该规划事实上已经失效了｡
　　2001年，位于城市中心地区的扬斯敦州立大学(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以下简称YSU)在考虑自身的发展和增长，而此时的扬斯敦因为持续20多年的衰退使得城市不得不认真考虑自身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扬斯敦市政府和YSU联合负责，从2002年开始，在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咨询公司的协助下，公众广泛参与的扬斯敦2010规划开始进入制定的过程｡
　　2.城市收缩发展的同时注重增长的培育
　　扬斯敦2010规划是继1951年和1974年规划之后的第一次全市范围规划，其主要出发点有：①承认扬斯敦是个更小的城市；②在新的地区经济中定义扬斯敦的角色；③改善扬斯敦的环境，提高生活品质；④号召公众响应｡
　　一方面，面对持续衰退的状况，扬斯敦2010规划的重点集中于如何收缩发展，营建更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主要包含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①建立城市的绿色空间网络｡使得扬斯敦成为更绿更干净的城市，将原有用于工业的水道改造成为供公众使用的休闲娱乐场所，利用水道改造､荒弃用地改造，将原本分离的公园､开放空间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并使得城市的绿地网络同地区､州以及国家的绿地网络相联系｡②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地区｡在工业棕地的改造方面，扬斯敦在美国具有领先的地位｡在改造的时候，针对原有工厂改造而成的工业艺术公园的出现填补了工业绿地分类｡③建设多样化的邻里｡以促成持续的邻里活力｡④培育具有活力的城市中心｡扬斯敦紧凑的城市中心已经开始逐步复苏｡联邦大街(Federal Street)的更新，新的餐馆､俱乐部和住宅项目使得城市中心正重获活力｡
　　扬斯敦2010规划在城市土地利用上的收缩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住宅用地方面减少了30%｡对于大量荒置的土地和房产，则采取了将其转化为绿地空间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准备收缩的同时，扬斯敦也在积极地寻求发展，一些商业发展计划同步实施｡就内部而言，YSU的发展和扩张可以为城市带来增长，城市中心区在商业孵化项目(Youngstown Business Incubator Program)的实施下，一些科技企业入驻中心商业区从而带来该地区的复兴；就外部而言，市长和其规划者一直在关注地区的合作发展，包括临近的奧斯汀敦(Austin town)､博德曼(Board-man)､肯非尔(Camfield)､坎贝尔(Campbell)和斯特鲁瑟斯(Struthers)｡扬斯敦希望能建立沿马密宁(Mahoning)河流走廊的联合经济发展地区(a joint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trict，简称JEDD)并与这些地方协同发展｡扬斯敦希望在接下去的20年中，JEDD能够提供3750个工作岗位以及4.39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3.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机制：公众参与与土地银行
　　扬斯敦是一个大规模公众参与的规划项目｡规划过程中，扬斯敦整个城市范围依据各个地区的性质总共分为31个邻里，依据其性质及特点，合并成为11个邻里单位｡2004年的夏天和秋天一系列针对这11个邻里单位的规划讨论会进行，超过800人参加了这11个邻里单位规划的讨论会｡到2005年1月，扬斯敦2010规划才完全向公众公开｡在整个过程中，除了扬斯敦市政府和YSU负责组织外，两支主要的力量在引导着规划的进行｡其一是志愿者，他们定期碰头，然后积极地在城市各个领域进行宣传；其二是一个关注邻里规划的工作组，主要致力于提高公众对规划的参与｡此外一些媒体公司和当地电视台､广播台也参与到规划的制定过程中，以扩大规划的影响力｡在规划公开之后，超过5000人参加了规划的讨论制定过程｡
　　土地银行(Land Bank)是美国城市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机构｡土地银行的主要目的是集中､持有､管理以及处置城市或地区中最为麻烦的资产｡其运作模式主要是通过没收拖欠房地产税额超过现有价值的房屋或土地(该程序通常称为property tax foreclosure)，然后经过自身的经营管理，改善其运营状况，将其转变为公共服务性的空间或者出售给私人，以达到改善城市土地及房屋运营状况，并改善城市环境的目的｡土地银行作为官方机构(在一些城市中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通过上述业务维持自身的经营，但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土地银行在其运作过程中，通常优先考虑将持有的土地用于满足公众需求的用途，例如建设社区公园､小型开放空间､非盈利机构等｡对于那些不能吸引私人投资的衰退中的城市而言，土地银行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动力｡
　　在1996年的时候，扬斯敦就借鉴克利夫兰的经验，成立了土地银行，用于城市中空置､荒弃的土地和房产以及因断贷而被银行收回的房产的再利用｡2006年俄亥俄州颁布了一项法律，将那些长期荒置的､拖欠房地产税款总额超过市场价值的房屋和土地收归政府，这使得俄亥俄州内的城市土地银行能够快速获取那些被遗弃的土地以用于城市的更新改造；扬斯敦的土地银行亦受益于此｡目前扬斯敦的土地银行由扬斯敦社区发展机构(Youngstown’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gency)运营，管理经营着500-600个空置地块的项目｡在扬斯敦2010规划颁布之后，其规划对于扬斯敦的土地银行在获取土地及房屋方面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应该说，扬斯敦土地银行对于扬斯敦2010规划的实施过程非常重要，它是在土地私有制模式下，当私人投资缺乏的时候，建设城市公共空间和增强邻里活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土地银行也面临相当大的挑战｡由于扬斯敦土地银行本身人员规模的有限和资金的限制，虽受益于2006年俄亥俄州法律，但对于土地和房屋的获取､管理的能力仍相对较小；同时在扬斯敦所在的马霍宁县(Mahoning County)内也存在类似的土地银行｡两者所涉及的范围有所重叠，并且涉及的业务也类似，因此，目前扬斯敦市和马霍宁县正协商成立合作的土地银行以携手解决土地和房产的再利用问题｡尽管如此，面对如此大面积的空置地块需要转化，其难度仍不容小视｡
　　4.面临的一些问题
　　扬斯敦2010规划制定及公布之后，城市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行动，包括：全市范围内的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清理；拆除一些废旧的建筑并改造成为绿地；调整全市范围内区划法，以适应当前的变化；与俄亥俄交通部门进行协商，发展优化城市环境的项目；鼓励邻里制定进一步的规划并付诸实施，等等｡
　　扬斯敦2010规划得到多方关注，但是它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例如，一方面，扬斯敦并没有长期支持社区发展的历史，这点与邻近的匹兹堡和克利夫兰不同；另一方面，扬斯敦近年来成功的几起城市复兴案例都是通过经济策略进行的，这使得扬斯敦从未真正意识到保持适度密度､具有活力的邻里肌理是潜在的经济发展的资源(Kildeeetal.，2009)｡清理荒弃地块和房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手，在难以吸引私人投资的情况以及现有土地银行运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规划的实施；此外，扬斯敦2010规划没有具体的时间进程安排，规划实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何时能有何样的效果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八)日本网络型紧凑城市的发展机制与案例分析
　　1.紧凑城市的发展政策
　　紧凑城市在日本的萌芽应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地方乡村人口涌入城市，20世纪80年代地方中小城市的人口数达到峰值，然后向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社会转变，2000年之后国土交通省也尝试推动政策的转变，除了2006年修订“村庄建设三法”(城市规划法、大规模零售店铺立地法和中心市区活性化法)之外，2014年又通过改订紧凑城市相关三法(城市再生特别措施法、中心市区活性化法和地区公共交通活性化法)来确定未来城市规划的根本思路，明确指出地方城镇开展紧凑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2014年8月又以《城市再生特别措施法》的修订为契机导入选址恰当化规划制度，成为推动网络型紧凑城市规划战略的重要政策环节。地方市町村根据国土交通省的选址恰当化规划所规定的诱导区域设定原则，设定城市功能诱导区域和居住诱导区域，借以辅助紧凑城市的实现。通过紧凑城市和道路网络化的有机结合，激发地区内部公共设施和遏制市区空洞化的活用效果，保障城市的财政性和经济性可持续经营的实现。同时，针对近来空屋不断增加的现实问题，2015年5月国土交通省全面实施《推进空屋等对策的特别措施法》，将符合相应法律条款规定的空屋强制拆除，为紧凑城市的据点化形成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同年8月又在《新国土形成规划》中提出了“紧凑型+网络型”国土空间结构转变基本战略，进一步明确网络型紧凑城市空间结构的具体形象和形成战略(MLIT，2014)。
　　在推动地方城镇向网络型紧凑城市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日本政策主要以下列3条主线来付诸实践：
　　1)实现以紧凑型城市结构为中心的城市形态
　　根据城市的干线道路和公共交通的整顿情况、城市功能的集聚状况等方面的特性来推动紧凑型城市结构的转换。通过轨道体系和高服务水平的干线公交路网等公共交通系统将中心据点相互连接，甚至连都市圈内中心据点之外的其他地区也要尽量通过公共交通来确保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对中心据点的建成区进行改造整顿，通过居住、购物、交流等各种功能的复合布置来推动即使依靠步行也能满足生活需求的生活环境形成。
　　2)推动多样化功能的复合布置和步行空间环境的形成
　　在中心据点布置多样化的高层次城市功能，强化彼此相互补充的功能复合，即便在步行半径内甚至同一个场所，也可以满足居住、工作和休闲娱乐等各个方面的需求。而且，还要充分考虑老龄化社会的主体需求和具体特征，倡导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成为主导出行方式，推动不依赖私家车也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空间环境的形成，构建安全舒适且方便使用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道路体系。
　　3)构建紧凑型城市结构的战略方案
　　紧凑型城市结构的形成需要推进综合性交通战略，特别是摆脱目前过度依赖私家车的状况。与私家车出行相比，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出行方式应具有均等地位，使得市民日常出行能够方便利用这些绿色交通方式。而且，将道路整顿、公共交通导入、步行和自行车使用环境改善等交通政策与城镇建设进行一体化规划，倡导LRT(Light Rail Transit)、BRT(Bus Rapid Transit)等新型公交工具的导入发展，并制定与现有公交系统的连接方案，推动城镇活性化的连接方案及城市开发方式等各个事项(国土交通省，2007)。通过LRT系统逐渐将多样化城市功能整合布置在公共交通节点处，与医院、大学等交通需求量较高的集客设施结合布置，并适当配备公园等公共设施来进行规划设计。
　　2.日本网络型紧凑城市的发展机制与案例分析
　　(1)网络型紧凑城市的发展机制：紧凑化与网络化的结合
　　紧凑城市可分为以据点为中心进行紧凑开发的“一极集中型”和多极分散的“据点集聚型”2种类型，而多极网络型紧凑城市与据点集聚型较为相似。基于传统紧凑城市理念的一极中心型城市是将生活所需设施和居住等集约布置在中心部，而在以据点为中心的多极网络型紧凑城市中，根据选址恰当化规划制度，设定若干个地域据点，通过公共交通将各个地域据点进行有机整合衔接，诱导居住、商业、医疗、福利等多样化城市功能集约布置在各个据点内部(宇都宫市，2015)。
　　多极网络型紧凑城市超越一极集中型紧凑城市的概念限制，将多个紧凑设计的城市据点和地域据点通过有机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连接而成，将医疗、福利设施、商业设施和居住等布置在各个具有人性化尺度的生活据点内部，而生活据点之间、以及生活据点和各个地区之间通过公共交通网络进行衔接，日常生活所需设施尽可能紧凑复合布置，使得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居民能够便捷到达这些设施。除了地域据点和生活据点之外，还强化产业据点、观光据点等具有多样化特征和功能集中布置的各种据点之间的有机衔接。
　　(2)网络型紧凑城市的案例分析
　　迄今为止，虽然紧凑城市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但2014年日本国土交通白书对紧凑城市的特征进行了相关的阐述。一般来说，紧凑城市具有高密度连接的开发形态，通过公共交通网络连接市区，能够便捷地到达地区服务设施和工作地点等特征的空间结构，而具备这些特征的紧凑型城市类型主要包括多极网络型(如宇都宫市)、“汤圆和串儿”型(如富山市)和绣球型(如北上市)等3种(国土交通省，2014)。其中，除了运用较少且收效甚微的绣球型之外，日本绝大部分地方城市在适应城市收缩进行空间重构过程中，均在开展多极网络型紧凑城市规划建设，作为代表性案例的宇都宫市侧重在宏观上从城市总体布局方面推动土地利用的据点化和城市交通干线的网络化，而采用“汤圆和串儿”型的富山市则主要从微观层面上将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概念进行公式化来形成将来城市空间构想、利用步行圈和公共交通网络来开展紧凑城市建设，是日本率先导入紧凑城市理念并于2012年被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定为世界五大紧凑城市成功案例之一，而且还在2014年成为首个入选为洛克菲勒财团“100个弹性城市”项目的日本城市。如果能将日本普遍采用的多极网络型和“汤圆和串儿”型这2种类型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话，就能从整体上较为全面地掌握日本网络型紧凑城市规划的总体特征和规划方法，故本文选定富山市和宇都宫市开展案例分析。
　　1)富山市：“汤圆和串儿”的网络型紧凑城市结构
　　在私家车普及化和道路建设引发的郊区化居住分散模式、市中心空洞化和衰退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作为县政府驻地的富山市遭遇了日益严重的城市收缩问题。中心区和地域据点稀疏分散各处，而且由于和周边自治体的合并，城市整体面积扩大了6倍，采用传统的单核集中型城市结构已不现实，因为这种城市形态虽然有利于节省财政开支，但不利于注重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的生活空间的形成(栾志理等，2013)。
　　鉴于此，富山市开始逐渐关注郊区化引发的市中心人口减少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性低下等问题，充分利用自身较为丰富的铁路网络公共交通资源，沿着公共交通路线所形成的核心地带强化城市功能的集聚，提出了将TOD开发概念进行公式化阐释的“汤圆与串”目标城市空间构想，通过“串”(公共交通轴)将“汤圆”(市中心和生活中心等主要据点)串联起来，推动“紧凑型城市发展和公共交通轴”将来城市空间构想的实现。
　　为了实现这种由公共交通轴串联的多据点型紧凑城市，富山市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融入三大规划理念：一是设定居住促进地区及该地区的人口目标；二是促进多样化功能向市中心的集聚和地区生活据点的设定；三是设定公共交通轴及公共交通整备和维持方针等(国土交通省，2015)。为促进这三大规划理念在规划实践中的落实，富山市主要制定了三大政策方针：
　　A.让市民从诸多住所选项中自由选择
　　当前人口减少的城市收缩时代，土地开发需求不再高涨，与其强化土地利用相关规制，不如通过诱导方法让市民自主选择住所。针对人口减少现状，自发性采取压缩城市规模的主动收缩思维意识，不再痴迷于以往的城市扩张增长模式和规制来推动城镇建设。而且，不断向市民灌输迁入市中心地区生活的意识，并不再阻止市民到郊区居住，为市民提供在公交站点、公共交通沿线或郊区等不同位置的自由住所选项，通过公共交通活性化和城市功能整合，强化以火车站、公交站点等为中心的步行圈的城市魅力，提升地区魅力和长期性居住诱导能力水平。
　　B.基于公共交通活性化的紧凑型城镇建设
　　通过行政支援，推进紧凑型城镇建设中公共交通的灵活运用。为实现公共交通的活性化，除了最大化活用现有铁路线路之外，还于2006年4月建成日本第一个轻轨系统——富山轻轨，又于2009年12月新建了市内电车环状线路，在公共交通网络的据点处强化居住、商业、业务、文化等各种城市功能的紧凑布置。特别是为改善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与民间企业联袂合作，对在富山市域内乘坐公共交通来往于市中心或市区医院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实行减免100日元的优惠制度。
　　C.通过改造地域据点推进全市紧凑城镇建设
　　改造和完善中心市区及以铁路轨道为主的公共交通沿线地区的中心据点，推动城市各级中心的层次化配置，将城市整体划分为包括中心市区的14个地区生活圈，并将各个地区生活圈建设成单独的紧凑型开发单元，根据选址恰当化规划制度在各个开发单元内部设定“市中心地区”和“公共交通沿线居民促进地区”等基本的居住促进地区，特别是对火车站和公交站点等步行圈范围进一步强化居住的集聚诱导，实现仅通过步行、自行车和据点间的公共交通便可自由便利地出行，让驾车不便的老年人等市民也能安心舒适地生活。而且，还设定市中心、地域生活据点、火车站和公交站的步行圈等为城市功能诱导地区，借以确保和维持居住和日常生活必需的城市功能，提高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和接近性，使得地区外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多样化城市功能设施服务(富山市都市整備部都市政策課，2017)。
　　2)宇都宫市：多中心连接型的多极网络型紧凑城市
　　作为县政府驻地的宇都宫市2010年总人口调查结果显示为51.1739万，2017年人口曲线达到峰值之后转向人口减少。居住、商业和医疗福利等城市功能设施的郊区化分散导致对私家车依赖性增强，铁路和公交车等公共交通使用者不断减少。人口集中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DID)面积也在不断扩大，造成人口低密度分散型市区的形成，约1/3的市民居住在公共交通利用不便的地区，如何解决驾驶不便的老年人交通出行便利性成为重要课题。因此，为了摆脱机动车依存性城市的现状，宇都宫市尝试开启一种崭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推动以公共交通轴为主导的、多中心连接的多极网络型紧凑城市发展构想。
　　在充分考虑当前地区空间结构形成过程和主要整顿状况之后，宇都宫市根据2050年社会发展和城市所需功能的预测结果，开始制定未来城市形成政策和措施，以维持各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多核连接型城市形态来推动网络型紧凑城市的实现。具体来看，主要从据点化形成和网络化促进2个方面来开展规划建设：
　　A.据点化的形成
　　根据市中心和各地区的特性，推动城市中心据点和地域据点的形成。位于城市中心部的市中心据点集聚居住、工作、教学和休闲等所有城市功能，而且各个功能都能够推动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层次性和广域性；在各个地区配置形成的地域据点，发挥支援市民日常生活的主要职能，与居住有关的多样化城市功能结合布置，按照地域特性来提供工作、教育和休闲等相关城市功能。
　　除了城市据点和地域据点之外，还形成了配备工作和教育等城市功能的产业据点，以及配置高层次休闲等城市功能的观光据点，通过作为城市骨架的交通网络来连接和完善各个据点之间的联系。据点形成虽然基本原则上按照城市规划的土地利用分类来布置城市功能，但今后在应对人口减少时代采取对策时将会灵活地推进城市功能的复合和集聚。
　　B.网络化的促进
　　交通网络以连接城市据点和各个地域据点的直线型交通干线为主要框架，构建具有等级层次性的公共交通网络，形成均衡高效的交通道路网络体系。将南北方向连接据点的公共交通干线和东西方向的LRT公交廊道作为市区主要发展轴线，通过南北轴线和东西轴线将城市据点和各个地域据点相互连接，还通过公共交通干线连接城市据点和地域据点、产业据点和观光据点等各类据点，提高市民生活所必需的公共设施和福利设施的公共交通便利性，匹配和提高符合线路所经过地区特性的服务水平，从运输能力、准时性和效率性等方面提高干线和支线的换乘能力(宇都宫市，2016)。
　　同时，为了确保生活性交通出行的便利性，保障和维护上班、上学、看病和购物等日常生活出行的公交线路，强化日常生活周边地区(地域据点、生活据点)的移动便利性，提高地区内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
　　3.小结
　　日本正视和接纳城市收缩这一客观事实，并将城市收缩纳入城市发展新阶段和新机遇的认知范畴。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网络型紧凑城市规划建设，通过公共交通网络来支撑城市各个中心据点之间的有机联系，以人口变化和人口预测为前提和基础，推动以开发扩张为主的增长主义模式向遵循“选择和集中”的智慧型紧凑收缩模式的转变。
　　土地利用规划方面，推动“据点化”形成战略，在市中心和各个城市片区的特定地区，特别是火车站、公交站等重要交通节点处创建符合地区特性的各种城市功能集约布置的据点(中心据点、片区据点、产业据点和观光据点)，强化居住和主要城市功能在火车站和公交站点的步行圈域的混合集约布置，通过对空屋等废弃空间的拆除整顿来达到适当压缩城市规模的效果，为市民提供在公交站点、公共交通沿线或郊区等诸多自由住所选项。
　　道路交通规划方面，推进道路“网络化”形成战略，构建促进公共交通网络和经济活动的活性化，强化公共交通在各个据点联系互补上的媒介作用，通过公共交通干线连接城市据点、地域据点及其他据点，保障和维护上班、上学、看病和购物等日常生活出行的公交线路，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
　　根据“据点化”和“网络化”两大战略规划，通过推动土地利用的恰当化、城市功能的据点化和据点间网络化的整合规划来促使网络型紧凑城市的实现，根据今后人口减少变化和老龄化社会需求变化的预测结果，动态性地合理精简城市空间规模，提升城市内涵和品质，改善生活地区“宜居性”，形成符合人体尺度的绿色出行空间环境，强化城市行政运营和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主动借助城市收缩的机遇来实现城市的复兴和可持续性发展，建构适合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性未来型城市结构。
　　(九)日本函馆市收缩问题及其复兴型策略
　　1.函馆市概述
　　函馆市，位于日本北海道的南部，面积677.79平方公里，现人口约27万人，函馆市南部为函馆山，西面临海。函馆南部是一个港口，连接本州岛和北海道，在室町时代（1336-1573年），这里发展成一个以船运贸易为生的小村庄。到昭和时代（1603-1868年），函馆的港口一度发展成为日本北部三大港口之一，主要产业为重要的大型航运业、渔业、造船业等。
　　2.收缩应对策略
　　(1)应对策略框架
　　函馆市应对目标为基于低碳可持续的基础上，进行城市的收缩逆转与复兴发展，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体现在，函馆市呈现出突发式收缩，城市大量失业、急需替代产业。可行性体现在，历史上函馆市曾是北海道经济、行政、文化中心，同时也有很多自然、历史文化传统资源。因此，复兴围绕产业转型，函馆市以观光产业带动周边产业，整合工农商业，产学研结合发展，进一步完备综合交通系统，为城市发展引流，促进函馆成为世界交流的据点。函馆都市计画回应了人口减少、低密度化、老龄化、中心地区衰落等问题，提出了以产业转型、吸引投资来发展经济，提供就业岗位；以旧城中心工业区作为历史街区，进行恢复、改造，来抑制内城收缩；进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恢复工业废弃地，以及提高整体绿化品质；以公共交通导向模式发展新的商业核心区等课题。
　　(2)设立都市计画体制
　　函馆市都市计画的执行由函馆市主导，专业机构调整与制定，报告于市议会。市民在前期以工作坊、座谈会参与前期讨论，总体规划完成后，要对市民进行公示。整个过程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强调公众参与。
　　(3)策略一——财政经济策略：产业转型，吸引投资
　　函馆有丰富的资源作为依托，以及交通设施的发展也会为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产业布局依托于交通基础设施整备，同时也成就城市发展。函馆以海洋、水产业的产学研究为主、融合旅游观光产业。
　　由于函馆五稜郭旅游观光业的兴起，函馆市的中心已经由西部地区向北转移到了以函馆站与五稜郭之间的地域。之前以船运业、制造业为主的函馆已经转为发展旅游产业的城市，五稜郭、函馆山夜景为其主要旅游资源。
　　作为对传统经济下降的抵抗，函馆尝试改变它的经济聚焦点，向旅游业发展转变。函馆依托它的半岛自然风景和历史积淀，逐渐成为日本第三大旅游城市，每年吸引大约500万游客。函馆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拥有历史文化遗产，靠近海港和山脉，又有多样化的海产物以及温泉等自然资源，是重要的国际观光城市。函馆120公顷的旧城工业区，成为了历史街区，包含了绝大部分重要建筑，被划在了文化遗产保护区。在历史街区的核心地区，有很多历史标志性建筑：有的木建筑，在海港时代建造，日本和西方建筑结合的风格，还有一些历史性的商铺，红砖仓库以及有海港特色的教堂，位于函馆山河海港之间，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
　　为振兴产业，函馆利用地域优势，2003年3月，函馆产学官协作，制定了产学研共同发展的“函馆国际水产海洋城市构想”，该计划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结构和企业的研究优势，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核心技术，通过对海洋、水产的学术研究，也提高当地市民对水产海洋的认知，形成国际性海洋、水产的学术研究中心城市。为此，建设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如“国际水产•海洋综合研究中心”，作为主要研究基地，同时也作为接待国内外研究者的功能设施，在其周边，规划为民间研究机构设施以及水产振兴设施，形成集群，有利于吸引投资者，此外，还有让市民可以亲身感受海洋科学的其他设施，以及2004年对水产业为主的市町村进行合并，以达到较大规模的全国性水产城市。
　　函馆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2005年第三产业就业构成比为75.3%，提供了大量就业。函馆市围绕“海”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学术研究和水产海洋相关的地域特色的产业相结合，同时，融合函馆的自然、历史观光产业，向国际性水产城市发展。
　　(4)策略二——旧城中心策略：复兴历史街区，减小内城收缩
　　函馆有着丰富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函馆市中心向北偏移后，西南部的旧城工业区逐渐空洞化，成为历史街区。1988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120公顷历史街区的复兴工程。整个西部地区的“系统型基本规划”，对传统建筑保护区进行高度控制，根据不同的功能分为临港景观区、历史景观区、商业区、住宅区，以历史文化旅游商业构筑了西部地区的再繁荣。
　　历史街区的成功，最开始于日本建筑师冈田新一将金森商船红砖仓库改造成“金森历史市场”，将日本邮船公司专用水路和红砖仓库改造成“函馆湾”。设计遵循两点：继承文脉和低容积率开发，这种方式以点带面，给周边的地块留下了开发利用空间，起到了引导开发的作用，逐渐激活了整个3.5km的水际空间。设计首先考虑让当地居民有愉悦生活的氛围，再以此吸引旅游者，而不是反过来。该设计被BELCA（建筑•设备维修保全促进会）评为1993年建筑再利用最优秀奖。此外，很多的红砖仓库都采用了类似的设计规划。
　　在商店街/中心市街的再开发中，地方行政体、企业市民联手进行，除了注重历史建筑的保护，还注意景观、住居环境的整备。这些机构联合机制为：
　　①行政机构：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主体；
　　②居民的作用：作为民间组织或特定非盈利法人组织，进行调查、做出保存计划、筹集资金、提供建议意见、义演宣传等；
　　③企业的作用：提供资金，如函馆的企业为“金森仓库”的改造为历史建筑风格的店铺提供资本，使其成为函馆标志性建筑；
　　④NPO：包括作为保存•再生的主体；支援•中介机构；地区的设计专家。
　　(5)策略三——绿色基础设施策略：恢复工业废地，提高城市品质
　　函馆毗邻海港的地区，一方面应确保港口功能，一方面为抑制西部旧城区的收缩，需要在旧工业区进行大规模的旅游产业设施的布局。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城市自然生态恢复和保护，如，径流自然景观保护区，户外自然景观保护区、馆野环境绿地保护区等，注重森林绿地的保护，注重河川流域的保护，维护自然景观用地，为居民提供娱乐、自然体验、交流学习的场所。
　　函馆为促进旅游观光与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优化，进行了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日本绿地系统规划流程遵循“现状调查—分析评价—目标设置—规划布局—实施策略”五大流程。
　　首先，是调查分析，包括地域概况、绿化情况和绿地现状以及市民意向调查三方面，其中，市民意向调查是我国比较容易忽视的环节，它主要从对现有绿地的了解使用状况、对身边绿地的满意度、期望的绿地功能和形态、期望的政策等方面进行。公众参与是日本规划很重要的环节，在函馆绿地规划前期的公众调查中，市民给出了以下意见，比较直观的可以看出市民对于自身周边的绿化环境比较在意。
　　其次，是分析评价，主要从环境保护、游憩、景观塑造和防灾功能四个方面进行评价。不仅要考虑单个绿地的功能，也要对整体的布局结构进行综合评估。由于分析与评价关系着接下来的规划布局的展开，因而这是日本绿地系统规划编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例如，函馆的环保功能主要体现在其优良的水体、山林等地貌以及人文历史的优势方面；在游憩功能上，分析得出函馆市公园的分布不均，是使得游憩系统不完善的主要原因。日本将住区公园根据规模和服务半径分为三个级别：地区公园、近邻公园、街区公园，服务半径分别为1000m、500m、250m。较小尺度的街区公园分布比较均匀，但服务半径较大的地区公园和近邻公园布局不均，在接下来的绿地设计中应着重关注。接着，是对函馆的防灾评价，主要看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对人为灾害如大气污染高速路噪声的阻挡等以及房屋的抗灾性能、公共空间的疏散性能。通过评价，函馆的防灾功能中，避难空间较为均匀，但是缺乏屏障和防火隔离带空间，如15m以上宽的河流、道路，以及大规模开放空间。对函馆景观塑造的评价包括城市代表性景观、眺望点、地标场所的景观、景观周边要素、需要创造城市景观的场所等方面，函馆的代表性夜景、函馆山瞭望台、以及绿地所依托的历史建筑、函馆站与武五稜郭的景观塑造，都使得函馆的具有良好的景观可塑性。
　　然后是目标的设定，根据前述现状调查和分析评价，围绕未来绿地的意向、规划的范围、规划的目标水平来设定目标。函馆设定了以下几个基本方向：加强自然形态的绿地系统结构；构筑生态多样化和低负荷的自然系统；塑造城市个性绿地系统；为日常生活休闲服务的绿地系统；推进营造高品质安全生活的绿地建设；推进公众参与的绿地建设。
　　最后是实施策略与规划布局。人口收缩的西部地区是函馆市的发源地，这里的绿地资源丰富，既有地标函馆山，也有历史工业区和文化街区，以及前述交通商业双核心的函馆站区域。
　　规划提出的实施策略包含5大内容：①改造函馆山：合理的保护以及改造函馆山，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区分出自然用地与可建设用地，分为自然保护区域、市民使用区域、观光设施区域，严格规划非建设用地，保持函馆山的自然风貌，对旅游基础设施进行合理规划。②保护森林用地：维持现有周边的森林用地。③提升历史工业区的宽幅路的景观品质；进行绿化改造，与历史景观融为一体；通过绿化增加城市魅力；通过道路两旁景观植被改造提升城市魅力；进行函馆山坡道的景观植被改造；结合文化与商业氛围，进行靠近海港区域的景观塑造；进行函馆站地区的绿化规划，提升城市门户形象；对主要国道干线的绿化，推进“函馆海岸建设构想”。④城市公园的更新改造：进行函馆公园的再改造；扩大元町公园；对绿岛以及周边的步道进行改造。⑤营造景观丰富的开放空间：有效改善公共建筑设施前的场地。
　　函馆的绿地规划从整体空间格局到局部工业区废地、游憩公园，都为函馆的再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收缩城市的许多工业废弃地以及由于迁移而成为历史的传统街区，其生态恢复作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共同激发城市活力，提高生活品质和观光质量。
　　(6)策略四——公共交通导向策略：发展新核心区，集聚商业人流
　　正如藤井聪所说，铁路交通与城市活力有关，干线公共交通会引起城市的兴衰，铁路干线的兴起，曾一度使函馆的中心由靠近港口的南部向北部靠近铁路区域逐年迁移。城市的活力复兴也需要完备的内外交通体系。
　　函馆城市规划中的区域交通规划构想，以函馆站、五稜郭站等六个枢纽站点为核心，规划为内循环与外循环两大交通系统，枢纽站点之间有干线公交连接。市内有公交、电车，远距离交通方式包括JR、新干线、高速路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公交巴士与有轨电车。根据对居民出行的调查，市民上学、购物、医院、娱乐、访问等出行中选择公共巴士的最多。根据对市民“公共交通的满意度”调查，函馆市对公交与有轨电车的满意度为22.5%，希望通过公共交通系统的改善将满意度提高到25.8%（提高10%）。现公共交通使用率函馆市增设了交通站点，充实了公交系统。在市中心最集中路段，设立了有轨电车，疏解公交巴士的人流压力。
　　在线路规划方面，首先，作为注重旅游产业的城市，函馆将市民与游客出行线路进行统筹规划，函馆站与五稜郭站既是旅游、商业节点，之间路线又是途经了青少年中心等公共设施，两者统筹，增加市民生活与历史、文化、旅游融合的回游性。其次，为最大化公交系统的效率，对旧的已有路线进行整合，合并重复低效线路，对过长的路线在中途设立新的公交转换据点，将原本相同等级的线路分为主干线路、支干线路等不同等级，提高交通效率，降低道路拥堵，保证公交的即时准点性，提高乘车体验。在进行线路调整时，先进行需求预测、必要的调查，与巴士运营商进行关于收益的协商。
　　在具体站点设计上，函馆采用了建设紧凑型城市的TOD模式，将城市交通体系、城市土地混合开发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生态设计三者结合。在大型轨道交通车站周围的步行区域内，土地各种功能混合，融合了居住、文化、商业、以及公共设施等功能，利用公交与有轨电车进行疏导，引导人流方向，并构建适合步行的商业空间，做到交通与商业两个核心功能相结合。并且，小城市更应该利用站点带来的人流量，通过公共交通有效的引导到城市的其他地区。
　　以函馆站为例，它既是城市的交通核心，也构建了城市的商业核心，在其5~10min步行路程半径范围内，建立了以港湾特色街区、文化馆、鱼市、住宅区为一体的核心区，以TOD模式进行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具体规划布局如下：
　　①分层次、有远近的规划布局。将商业、住宅、文化设施依次布置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以函馆站及其交通集散为核心，第一层为酒店、餐饮、商业街区、海港，在步行5min圈内；第二层为早市、居住区，布置在距离商业区、公交站的合理服务范围内；最远层为风景区、绿地公园等。
　　②组织紧凑、多种公共交通方式与函馆站对接。由于函馆转型为旅游城市，函馆站实现了与公共巴士、出租车、有轨电车、租车营业所等市内交通在距离站点200m范围内的快速对接。分别服务于当地居民、游客、远程出行等。根据2013年数据统计，公交巴士和有轨电车承担了函馆车站70%的交通出行量。
　　在具体的交通道路及设备系统中，函馆实行公共交通优先（PTPS，public transport priority system）策略。设置公交车专用车道，在路口设置公交信号控制系统，与公交车相互传递信号，路口信号灯系统根据信号调节指示灯，避让公交。其次，在路边设有违法行车检测、警告系统，以及在公家停靠站设有即将到来的公交提示系统。
　　由于函馆的老龄化程度很高，市电交通注重老年人无障碍设计，采用低地板交通工具。除此，对于去往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公交，设有专门的免费的医院巴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