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韧性”和“韧性城市”是国际社会在防灾减灾领域使用频率很高的两个概念，进一步强调韧性理念、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成为全球发展的共同议题和共同战略选择。韧性城市起源于生态领域，随后引入城市研究。“韧性”一词体现了城市应对由全球化和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策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1项目标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住区。韧性城市也成为城市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方向和要求。综合而言，韧性城市的核心就是从急性冲击和慢性压力中适应、恢复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其中，急性冲击主要是事先难以预测判断、突然发生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事件，如暴雨洪涝灾害、极端高温等；慢性压力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性的、速度相对缓慢的挑战和难题，如就业、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压力等。韧性城市要求城市根据冲击和压力的特点，制定综合有效的方案和措施，切实保障居民利益，提升城市应对能力和水平，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随着韧性城市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纽约、伦敦、东京、北京等超大城市均出台了韧性城市建设规划，我国《“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建设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
　　 
　　 
　　顶层设计
　　 
　　到2030年推动建成一批高水平韧性城市
　　昨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意见》共部署11项重点任务，旨在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承受适应能力强、恢复速度快的韧性城市，增强城市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
　　《意见》明确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对韧性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到2030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建成一批高水平韧性城市，城市安全韧性持续提升，城市运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智慧、更高效。
　　统筹管网与水网、防洪与排涝
　　《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其中，统筹管网与水网、防洪与排涝，健全城区排涝通道、泵站、闸门、排水管网与周边江河湖海、水库等应急洪涝联排联调机制，推动地下设施、城市轨道交通及其连接通道等重点设施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强化地下车库等防淹、防盗、防断电功能。
　　《意见》指出，深入开展市政基础设施普查，建立设施信息动态更新机制，全面掌握现状底数和管养状况；因地制宜对城镇供水、排水、供电、燃气、热力、消火栓（消防水鹤）、地下综合管廊等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和智能化管理。同时，要加快重点公共区域和道路视频监控等安防设备智能化改造。
　　深入推进“5G+车联网”发展
　　《意见》指出，以支撑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和改善城市出行为切入点，建设城市道路、建筑、公共设施融合感知体系。聚合多类城市数据，为智能交通、智能停车、城市管理等提供支撑。
　　其中，要深入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车联网”发展，逐步稳妥推广应用辅助驾驶、自动驾驶，加快布设城市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系统，提升车路协同水平；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多场景应用，满足智能交通需求。
　　同时，加强城市物流配送设施的规划、建设、改造，建设集约、高效、智慧的绿色配送体系。此外，要加快停车设施智能化改造和建设。
　　建立健全住区安全治理体系
　　《意见》提出，要发展智慧住区。建立健全数字赋能、多方参与的住区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对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住区消防车通道、安全疏散体系等隐患防治，提升城市住区韧性。
　　支持有条件的住区结合完整社区建设，实施公共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与管理，提高智慧化安全防范、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包括支持智能信包箱（快件箱）等自助服务终端在住区布局；鼓励对出入住区人员、车辆等进行智能服务和秩序维护；引导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
　　同时，提升房屋建筑管理智慧化水平。依托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和底图，全面动态掌握房屋建筑安全隐患底数，重点排查老旧住宅电梯、老旧房屋设施抗震性能、建筑消防设施、消防登高作业面和疏散通道等安全隐患，形成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数字档案。
　　提升智能家居设备适用性安全性
　　《意见》指出，开展数字家庭建设。以住宅为载体，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实现系统平台、家居产品互联互通，加快构建跨终端共享的统一操作系统生态，提升智能家居设备的适用性、安全性，满足居民用电用火用气用水安全、环境与健康监测等需求。
　　同时，加强智能信息综合布线，加大住宅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投入力度，提升电力和信息网络连接能力，满足数字家庭系统需求。
　　对新建全装修住宅，明确户内设置基本智能产品要求，鼓励预留居家异常行为监控、紧急呼叫、健康管理等智能产品的设置条件。同时，新建住宅依照相关标准同步配建光纤到户和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意见》鼓励既有住宅参照新建住宅设置智能产品，对传统家居产品进行电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在数字家庭建设中，要充分尊重居民个人意愿，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
　　探索建立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商业模式
　　《意见》明确要求，创新管理手段、模式和理念，探索建立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运作机制和商业模式。
　　创新完善投融资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推动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强化政策引导。
　　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方式增加中长期信贷投放，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此外，要加强数据资源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利用，夯实城市建设运营治理数字化底座，充分依托底座开发业务应用，防止形成数据壁垒，避免开展重复建设。鼓励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新，及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北京青年报》2024年12月6日）
　　 
　　 
　　评论研究
　　 
　　韧性城市建设的意义、进展与展望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面临的灾害风险也日益复杂多样，建设韧性城市成为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有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为科学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把握城市安全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不断提升城市韧性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方面全过程。
　　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社会，城市成为各种自然与人为灾害风险的高发区域。气象、地质等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各种突发事件等都与城市安全运行密切关联。出现在局部范围的单一灾害风险演变为蔓延整个城市甚至更大范围的危机事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为提高。建设韧性城市，就是要建设在灾害风险面前具备承受、适应和快速恢复能力的城市。
　　我国提出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是应对当前城市灾害风险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促进城市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公共安全事件易发、频发和多发期，灾害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联动性进一步增加，潜在风险和新隐患增多，防控难度加大，对城市安全治理构成新的挑战。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城市人口、资本、技术和能量等各类要素高度集中，城市运行系统日趋复杂，一旦遭遇突发事件等，就可能对城市居民日常生产生活造成广泛而严重的影响。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风险和新问题，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更为迫切。这是立足当前城市安全发展形势，提高我国城市面对灾害风险的承受、适应和快速恢复能力的必要举措，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也是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从世界范围看，近年来，旨在推动城市更加包容、安全和可持续的韧性理念也在许多国家受到关注并付诸实践，成为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趋势。比如，美国提出增强国家韧性，强调建设一个安全韧性的国家，使整个国家具有预防、保护、响应和恢复能力。纽约发布《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计划，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和建筑、经济恢复、社区准备和响应、环境保护和恢复、社区重建和韧性等方面的规划。日本提出构筑“强大而有韧性的国土和经济社会”的总体目标。东京制定《东京都国土强韧化地域规划》，建立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提高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此外，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荷兰鹿特丹等也纷纷开展韧性城市建设。
　　我国韧性城市建设在迎接挑战中加快推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开展城市现代化试点示范，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韧性城市成为新时代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
　　近年来，我国韧性城市建设加快推进。《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南》国家标准（GB/T40947—2021）于2022年5月1日开始实施，明确安全韧性城市的概念、评价内容及具体依据，为我国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开展城市安全韧性的衡量对比提供了标准支撑。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南京等多个城市纷纷出台韧性城市相关政策或规划，从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等多个方面发力。比如，北京市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北京市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2022年—2035年）》等政策文件，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谋划提升城市整体韧性，把构建安全可靠、灵活转换、快速恢复、有机组织、适应未来的首都韧性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作为发展目标。《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加强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增强抵御灾害事故、处置突发事件、危机管理能力，提高城市韧性”。《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坚持集约型、内涵式、绿色低碳发展，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牢牢守住超大城市运行安全底线，提高城市韧性”。
　　同时也要看到，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尽管我国韧性城市建设在规划、制度、标准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韧性城市建设涉及城市数量还相对较少、相关经验不足、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当前正处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安全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因素与未知风险不断增加，韧性城市建设涉及的工作面更加广泛、统筹难度更大。落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抓住影响城市安全运行的关键领域、突出问题，以点的突破带动面的提高，进一步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建设方法与路径，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这方面，一些城市就以重点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为切口，在全面增强城市韧性上取得一定成效。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工程系统，涉及燃气、供水、排水、交通、通信、供电、桥梁等领域，其安全运行对城市至关重要，是重大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有关经验做法已在合肥、沈阳、南京、青岛、佛山等全国多个城市推广应用，成功预警管道泄漏等各类突发险情，有效推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主动防控转型，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让城市安全运行更加强韧
　　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要善于从全局上谋势、在关键处落子，从技术、管理、文化等重点方面提升城市的应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让城市安全运行更加强韧。
　　科技创新是增强城市韧性的重要基础。提升研究创新能力、积极应用新技术手段，可以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有效技术支撑。要加强对城市突发事件孕育、演化、致灾规律与时空特征的研究，深入把握城市灾害风险在各种事件影响下的演化过程与破坏模式。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组建城市韧性研究机构，打造城市韧性研究的战略科技力量。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5G、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围绕风险评估、监测预警、救援处置、综合保障等多方面研发关键技术、装备和平台，大力推进公共安全风险感知装备、减灾装备、救援装备研发和应用。积极发展软件开发、智能制造、安全装备等关联产业，打造公共安全科技服务基地和公共安全产业集群。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装备研制、研发基地、产业发展互促共进，实现上中下游良性互动，全面提升科技对韧性城市的支撑能力。
　　管理提升是增强城市韧性的重要手段。科学有效的城市安全管理可以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要顺应当前城市安全发展趋势及其对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新要求，做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全生命周期安全的顶层设计，加强韧性城市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加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应急体系建设，以加强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治、城市生命线风险监测预警为重点，全面提升城市抵御自然灾害和防控安全生产事故的综合防范能力。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市场调节的城市基层安全风险治理模式，增强社区韧性，设立社区应急服务站，加强基层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夯实城市治理体系末梢的风险应对能力、安全防护能力，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培育安全文化是增强城市韧性的重要支撑。科技是硬支撑，文化是软实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根基在人民，要靠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素质，筑起人人懂安全、时时为安全、事事保安全、处处要安全的思想防线。这就需要加强常态化制度化公共安全教育，通过市民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弘扬安全文化，全方位增强市民安全意识。这是城市安全治理抓源头、抓防范、抓薄弱环节的重要体现。要推动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鼓励建设具有城市特色的安全文化教育体验基地、场馆，把安全文化元素融入公园、街道、社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提升市民安全素质和避险技能，推动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尽责，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为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提供有利文化条件。
　　（《中国建设报》2024年6月14日）
　　 
　　 
　　实践经验
　　 
　　国内外韧性城市实践
　　在韧性城市实践方面，国内外也有不少经验和案例。在国际行动层面，联合国减灾署发起的“让城市更具韧性：我的城市准备就绪”行动目前已涉及4000余城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0韧性城市世纪挑战”挑选100座城市作为试点，帮助城市进行韧性规划与建设。目前，我国有4座城市入选，分别是湖北黄石、四川德阳、浙江海盐、浙江义乌。
　　在国家层面，日本提出了构筑“强大而有韧性的国土和经济社会”的总体目标，将“强韧化国土”概念确定为“国土、社会经济及日常生活在应对灾害或事故时不会受到致命的破坏而瘫痪，并且能够快速恢复”，并将其分解为4个基本目标：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的生命；保障国家及社会重要功能不受致命损害并能继续运作；保证国民财产与公共设施受灾最小化；迅速恢复的能力。基于以上理念，国土强韧化规划从宏观、长远的视角，根据灾害类型和地域的情况，确立防灾对策，整合“自助、共助、公助”各类救助资源的关系，优化防灾资源，除了灾时防灾减灾的效果要能充分发挥，在平时情况下也应重视“维持性对策”的制定，保证其增进居民福利、协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维持景观等功能，合理利用全社会资本，推进策略的有效实施。美国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2014年《国土安全报告》中均提出增强国家韧性，强调建设一个安全韧性的国家，使整个国家具有预防、保护、响应和恢复能力。英国制定了国家韧性计划，由首相担任部长级韧性小组组长，旨在提高英国遭受突发紧急情况时的应对和恢复能力。澳大利亚在2011年实施了《灾害韧性国家战略》，旨在提高民众应对野火、洪涝、暴风等灾害的能力。我国在2013年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主要目标在于增强我国的适应能力，落实基础设施、农业、水资源等重点任务，形成适应区域格局等。
　　在城市层面，2013年纽约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A Stronger,More Re-silient New York），面向气候变化韧性，受到了国际范围的关注，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和建筑、经济恢复、社区准备和响应、环境保护和恢复、社区重建和韧性等方面的规划。荷兰鹿特丹发布的《鹿特丹气候防护规划》着眼于水，致力于使鹿特丹成为水管理创新型城市，该规划分为洪水管理、可达性、适应性建筑、城市水系统和城市气候5个主题，每个主题下设时间节点明确的行动计划，以加强鹿特丹的空间适应性、社会适应性、提升创新性管理的能力。英国伦敦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布了《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的规划，该规划分析了伦敦当前面临的风险，重点从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生态系统服务、经济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提高城市韧性水平，其中绿化行动相应于城市“灰色基础设施”，提出了“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美国芝加哥也提出了“芝加哥气候行动计划”，该计划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核心目标，成立“芝加哥气候行动计划工作小组”，对建筑、清洁与可再生能源、交通、废物和工业污染、适应策略几个领域提出了应对策略。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英国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设立“中国地震带自然灾害恢复力研究”合作基金项目，旨在推动地震带山区防灾减灾的科研项目。
　　总结国内外安全韧性城市代表性理论和论述，本研究将安全韧性城市的概念表述为：安全韧性城市系指城市自身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对其经济社会、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冲击和压力，能在遭受重大灾害后维持城市的基本功能、结构和系统，并能在灾后迅速恢复、进行适应性调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安全韧性城市可以减少公众的伤亡损失，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摘自《构建“安全韧性城市”：概念、理论与实施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国际韧性城市建设实践
　　韧性城市建设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面对日益频发的各类风险，国际上许多国家根据自身特点，推出相应规划政策，提高城市韧性，以应对本国所面临的危机风险。国外对韧性城市建设的举措与经验，为其他国家完善韧性城市战略、实现韧性城市目标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日本：谋转型 重预案 强韧性
　　日本，岛屿多，四面环海，是一个极易遭受包括地震、台风、海啸、火山爆发等多种自然灾害侵袭的国家。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为日本带来了防灾减灾理念的转变，日本政府认识到仅基于“防护”理念出发、以基础设施整备为中心的对策，不足以有效减轻人员伤亡和灾后经济损失。为应对地震海啸、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冲击，日本在全国推进了国土强韧化规划编制，用以指导韧性城市建设。
　　东京作为日本最大城市和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密度高，自然灾害隐患大，伤亡损失风险高，城市防灾减灾是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2014年12月，日本东京发布《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战略报告》，旨在到2030年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都市。报告提出，为保障东京奥运会赛事顺利举办，制定了一系列防地震等自然灾害、维护公共治安的应急预案，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东京的城市韧性。同时，该报告分别从基础设施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制度韧性四个方面提出了多项韧性城市建设举措。在基础设施韧性方面，重点是完善交通要道的道路设施建设。在经济韧性方面，践行低碳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社会韧性方面，重点阐明了提高建筑抗震抗灾的等级。在制度韧性方面，以完善治安监控与安保志愿队伍建设为重点。为进一步加强城市韧性，2016年，东京出台了《东京都国土强韧化地域规划》，对东京行政管辖区域进行脆弱性评估，针对性提出了韧性提升方案，同时要求提高建筑抗震抗灾等级，做好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预案与准备工作。2021年，东京发布《东京防灾规划2021》，提出强化先进信息技术应用，大力推进智慧防灾；响应传染病疫情控制新形势，探索传统防灾避难策略转型；根据近年灾害事故发生趋势，强化台风、洪水应对措施；优化规划成果展示方式，进一步培育全民防灾的氛围。该规划的编制思路、理念和策略细节对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应对过程中，上述国家均根据自身特点，从基础设施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空间韧性、生态韧性、治理韧性等方面，推出相应规划政策，以提高城市韧性。这些探索与实践为其他国家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不过，任何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应加强国际合作与协作，共建全球韧性，共同打造能够及时有效抵御危机并兼具包容性的未来城市。
　　新加坡——建设“海绵城市”，管住水更留住水
　　今年3月，根据全球知名房地产服务提供商“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的年度“城市韧性指数”，新加坡的城市韧性指数在全球排名第六，较2021年上升6位。
　　2017年，新加坡政府推出“未来城市计划”，拨款1.5亿新加坡元(1新加坡元约合0.76美元)推进韧性城市建设。2023年，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制定的2025年发展总蓝图草案将增强城市韧性作为发展重点，具体措施包括发展地下空间、善用土地和加强设施规划，以及研究海岸防护和城市热岛效应、应对气候变化。其中，建设“海绵城市”是新加坡提高城市韧性的重要举措之一。
　　新加坡地势平坦，年均降雨量达2400毫米，过去几乎每年雨季市中心都会迎来数次内涝。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不断完善传统蓄排水设施，拓宽主要河流、加固混凝土河道、修建水库收集雨水，洪涝灾害逐步得到抑制。
　　2006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发起“活力、美观、清洁水计划”(以下简称“ABC水计划”)，新加坡的“海绵城市”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根据该计划，新加坡政府设定100多个具体项目，将水库池塘、排水河道、湿地洼地等同城市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新加坡全国都成为集水区”，以实现整体性的水资源管理。据悉，“ABC水计划”项目目前已完成30多个，政府预计在2030年前完成全部项目。
　　完工于2010年的盛港浮动湿地是“ABC水计划”的重点工程。该湿地面积约为半个足球场，建造于榜鹅水库内，有效改善了水库水质，收集了更多雨水，并将水库周边的社区、公园连接起来。
　　此外，由废旧垃圾填埋场改造而成的罗弄哈鲁士湿地、因完善的雨水回收利用系统而获新加坡总统设计奖的邱德拔医院、“将植物装进建筑里”并成为新加坡新地标的滨海湾城市花园等，都是“ABC水计划”所实施的项目。
　　除了大型项目，“ABC水计划”还将新加坡部分河流的混凝土河道重新改为蜿蜒曲折的天然河道，并在河道周边修建洼地、水塘，形成供民众休闲的城市公园。新加坡国立大学可持续设计专家基什纳尼表示，新加坡不仅要“管住水”，还要“留住水”，这就需要有效发挥自然蓄水的功能，这也是“海绵城市”的标志之一。
　　新加坡目前的蓄水和供水量可满足全国用水需求的30%。新加坡公用事业局预计，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新加坡有望在2060年实现用水自给自足。
　　英国：打造韧性的“人、空间、过程”
　　洪水、风暴潮、干旱是英国常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近年来，气候变化增加了英国出现强降雨和风暴潮的可能性。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欧洲第一大城和最大经济中心，气候变化、疾病疫情、经济紧缩等都可能影响伦敦的长治久安，给城市发展的美好愿景带来挑战。
　　实际上，伦敦从2002年开始每年举办“伦敦韧性峰会”，并逐步探索建立了一套以“伦敦韧性峰会”为中心，包括伦敦地区韧性项目委员会、风险顾问小组、韧性工作组、消防和应急规划局等7个不同性质机构在内的城市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以提高城市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能力。2011年，为了提高城市应对极端气候能力和市民生活质量，伦敦发布了《城市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规划。该规划在系统性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的基础上，从经济、环境、健康和基础设施四个维度出发，围绕预防、准备、响应和复原四个阶段制定了相应措施，目的是降低干旱、高温和洪水三类极端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对城市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根据这一规划，伦敦已经布局了一套多机构应急基础设施，并针对适应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在市中心设置世界上第一个24小时超低排放区、将伦敦规划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城市等。2013年伦敦入选“全球100韧性城市”，出台了《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的政策报告，并依此建立了一系列政策执行机构，还针对社区制定了相关的韧性建设措施，通过多方面措施增强城市整体的适应能力。2015年3月，伦敦发布《伦敦规划》，提出构建连接市区与周边区域的大伦敦，以分工合作促进城市区域发展。在基础设施韧性方面增强内伦敦与外伦敦的联结；在经济韧性方面，严格执行二氧化碳减排制度，设定差异化的减排目标；在社会韧性方面，加强合作实现医疗资源与保障性住房的最大化供给，关注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制度韧性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大伦敦区域的政府协调机制。2020年2月，伦敦公布了首份完整的韧性战略——《伦敦城市韧性战略2020》，提出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系统性地提高城市的韧性。相比之前的行动计划，该战略不仅考虑了突发灾害的应对措施，也考虑了更加广泛和长期的城市抗风险能力，并思考如何应对这些风险以及如何使城市和市民做好准备。该战略综合考虑了人、空间、过程三个韧性方面，在人的韧性方面强调打造更韧性的社区，空间的韧性方面关注打造更韧性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过程的韧性方面注重设计更韧性的治理举措。伦敦回归以“人”为核心的城市愿景，强调可持续的良性增长，突出空间政策的实用性和落地性，体现了韧性城市的思想，为伦敦应对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打牢基础。
　　荷兰：“与水共存”韧性建设
　　荷兰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位于海平面以下，其最低点在鹿特丹附近。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荷兰因海洋而商贸繁荣，也因海洋而深受水患困扰。如果不设法找出与水和平共处的方法，海水随时有可能摧毁这个国家。
　　长期以来，防洪治水是荷兰政府的第一要务。1953年一场特大风暴袭击了荷兰，暴风和海潮引发特大洪水，荷兰南部的泽兰省、南荷兰省的很多村庄被淹没，造成重大损失。此次灾害使荷兰遭受重创，促使荷兰政府加强了对海岸防御方法的研究，启动开发了三角洲工程。该工程是位于荷兰西南地区的庞大防潮防洪工程，建造有水坝、水闸、堤防、防洪闸等，以减少海水倒灌与内河水位上涨的发生，保护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的入海口。工程历时数十年，倾国库之力，使昔日的岛屿和内陆连成一个半岛，阻断了海水的侵袭。但是，该工程带来了防洪成效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如妨碍船只出行、生物多样性锐减、湿地资源丧失等。1993—1995年，受暴雨、融雪增加等影响，莱茵河及其支流水位高涨，沿线的荷兰接连遭遇大水灾，境内河水水位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下游的堤防几近溃堤，疏散了25万居民，造成近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让荷兰政府不禁思考，面对洪水，建造足够高的堤坝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必须重新审视城市和水的关系。因此，荷兰政府转变理念，从“与水抗争”转变为“与水共存”。相关技术路径，从“硬”质的工程设施，逐渐转向了“软”性的生态综合策略，并不断将水治理与空间规划融合，以应对灾害风险的发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荷兰的洪水管理体系和防洪工程不断优化，有效预防了洪水风险、增强了水体自我调节能力、改善了沿岸生态环境。此外，从防洪工程的规划、建设、管理和维护，到洪水的预警预报、抗洪抢险，灾后救济等各阶段，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执行部门，保证了抢险救灾的有序进行。
　　位于荷兰最低点的鹿特丹提供了良好示范。为应对气候带来的灾难威胁，鹿特丹在2008年将“韧性”纳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进程中，出台了《鹿特丹气候保护（RCP）计划》，致力于建立防御系统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2016年鹿特丹发布了“韧性城市战略”，重点在于关注城市水资源的脆弱性。鹿特丹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并不是一味的与水对抗，而是充分利用水的优势，打造了水上住宅、水上广场、多功能屋顶和地下蓄水设施等具有创新性、世界领先的解决方案，促进实现城市韧性目标。其中，浮动展馆是鹿特丹水上城市的标杆项目，该房屋可随着水位涨落上下移动轻松应对洪水灾害，并利用太阳能和水资源解决能源问题。
　　（摘自《应对灾害风险 建设韧性城市》，《人民日报》2024年10月10日；《国际韧性城市建设实践》，《中国减灾》2024年第6期）
　　 
　　 
　　问题分析
　　 
　　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严峻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使得传统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韧性治理理念逐渐引起重视。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跨部门合作与协调、公众参与及社会创新、敏锐的风险识别力，以及快速的环境适应和恢复能力等特征。我国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
　　一、韧性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
　　我国韧性城市建设多数处于规划启蒙期，表现为技术水平低、韧性政策不具体、基础设施覆盖率低且抗灾能力弱、公众未达成韧性共识；部分城市处于规划设计发展期，表现为高新技术研发实力弱、应用水平低，政策战略为短中期、约束力不足，基础设施智能化不足，公众参与渠道较少；极少数城市处于要素整合成长期，表现为适应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综合治理能力欠缺，建设成果评估不足，基础设施覆盖领域不均匀、分类不清晰，多利益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城市韧性的本质是人的韧性、组织的韧性以及治理的韧性。目前，韧性城市建设规划通常重视对空间、对“物”的规划设计，对与“人”有关的规划不够，公众的参与度也不高。韧性城市不仅要关注物质空间建设，还要关注居民的心理健康，帮助人们减少心理压力和焦虑，以减轻由此带来的各种健康问题。
　　二、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在应急管理组织系统、管理制度、资源保障等方面的韧性不足。
　　应急管理组织系统韧性不足表现为城市应急管理主体不够多元化，自组织能力不强，各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在应急管理主体中政府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应急管理主体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政府在城市应急管理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能够广泛动员力量，获得及时的支持与响应，但是，各主体之间业已形成的协调机制和应急预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2015年8月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造成重大伤亡，各相关部门缺少协同合作，没有从全局对城市应急管理工作进行系统掌控，甚至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情况，这次事故给人们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
　　应急管理制度的韧性不足表现为有些制度的宏观性和原则性较强，缺少针对性和操作性；有的城市制定的预案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对预案重点、救援行动具体细则等内容的表述不是很明晰，真正能对具体的实践有指导性的预案偏少。当城市面临安全风险时，这些预案往往缺乏实际操作价值。
　　应急管理资源保障韧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应急基础设施冗余度不够，早期较低标准的城市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城市的需求。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于应急基础设施的需求在短期内更是急剧上升，大大超过设施的承载量，由于没有储备多余的设施设备进行补充替代，往往造成城市应急基础设施功能瘫痪。城市应急基础设施冗余度不够还体现在其布局不合理、整体配置有待优化等方面。城市内部不同区域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应急基础设施布局不科学、不平衡，缺乏整体性和均衡性，有的地方设施配备充分甚至还有的处于闲置状态，有的地方又不足，无法满足群众的应急需求。
　　三、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
　　大城市中人口、建筑和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容易降低城市韧性，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应用是解决大城市病的一剂良药。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大城市尚未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以北京为例，北京是国内首个将韧性城市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但是，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和人口分布明显不平衡。2019年约有70%的就业人口聚集在主城六区，各区常住人口密度比值最大可达到100倍，城市发展仍是以主城六区为中心的大组团模式为主导。此外，随着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城市自身原有功能已不能完全满足需求，传统的基于层级结构的空间结构组织已很难适应突发事件下区域城市之间的协同合作，城市空间结构亟待优化。
　　再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副省级城市宁波为例，城市公共空间韧性不足，表现为大型避难场所保障不足和应急空间预留不足。从灾害应对情况来看，当2021年强台风“烟花”来临时，宁波现有的部分避难场所使用功能相对单一，受灾时安置面积不足，规范化建设达标率不足70%，且缺少区域性转移安置预案，面对长时间、大面积灾害难以及时有效地保障转移安置空间；从空间保障能力看，宁波主城核心区、北仑及大榭岛港区、城郊及乡村存在综合医院未覆盖区域，且缺少可作为临时隔离、观察点及方舱医院的大型公共建筑，也尚未预留常态化疾控中心和大型方舱医院用地，存在疫情防治漏洞。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结构要进行优化，不仅要在制定新规划时全面考虑，还要对原有空间的结构与功能进行必要的优化、调整，做到结构与功能相适应。
　　四、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是指一定时期内城市资源禀赋、国土空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防灾水平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是衡量城市发展潜力、城市韧性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城市承载能力问题在韧性城市治理体系中涉及面广，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危机应对至关重要。
　　我国人口基数巨大，并且过度集中在特定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导致资源过度消耗、拥堵、住房短缺等问题。这种不平衡的人口分布使得城市更加脆弱，难以有效分配资源和应对危机。同时，人口在城市区域的过度集聚导致生态系统承载力的超负荷，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破坏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人们消费能力、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人均生态足迹需求快速增加，导致城市综合承载力严重不足，在环保、融资、用工、教育、就医、交通、能源等诸多方面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以环保为例，企业数量增加，排放增加；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增长，资源消耗增加；流动人口增加，生活垃圾增加；城市快速建设，建筑垃圾增加；汽车保有量增加，尾气排放增加。这必然导致城市资源、基础设施快速消耗，不得不承受巨大压力而超负荷运转。
　　城市承载力问题在韧性城市治理体系中是一个综合性、多层次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各方共同努力，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城市需要。
　　（摘自《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对策建议
　　 
　　建设韧性城市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多部门联动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行动
　　一方面，对公众开展韧性城市建设宣传，将城市韧性理念进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推广与普及，加强参与式智慧市民的培育，激励各主体参与社区韧性城市建设工作。另一方面，通过立法、规划导则、监管文件或倡议等方式，将韧性解决方案融入智慧城市治理发展手段、纳入多层级空间发展规划，加强行政体制的功能发挥，制定纵向“市—职能部门—街道—企业”及横向同级部门协作的应急联动体系，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尤其需穿透至社区层面，稳步提升基层应对风险、增强城市韧性的能力，积极发挥共治优势。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评价体系，发挥好海绵城市基础性作用
　　一方面，基于科学性、可行性以及主客观评价等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评价体系，开展全过程监测反馈机制。具体而言，指标体系应涵盖生存韧性和发展韧性两大维度。生存维度指标主要刻画城乡系统对于自然等灾害事件的防控和应对能力，包括社区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设施韧性和制度韧性；发展维度指标主要反应城乡系统的适应变化、防患于未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涵盖预判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转化能力与合作能力。另一方面，利用海绵城市的现有基础，进一步加强城市韧性建设。在海绵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将其防灾减灾的目标提升为城市韧性建设，并以此优化海绵城市的实践路径。
　　三、优化韧性城市空间布局，提升韧性城市科技支撑力
　　一方面，优化韧性城市科学化精细化的空间布局。增强城市韧性需要建设推广分布式、去中心、并联式的设施，为产业功能多样性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提高重复覆盖居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以及服务系统等的关注度，在空间维度上分散布局基础设施，增加城市的冗余性，避免城市遭遇集中破坏。另一方面，利用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城市承载力，加强韧性城市的智慧治理。建立健全城市遇险数据库，全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评价体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最新的监测预警技术，对城市的重点区域进行跟踪监测与分析，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灾害的重点区域进行提前预警，最大限度地减小灾难所带来的各类损失。
　　（摘自《韧性城市建设：国际经验和借鉴》，《中国产经》2022年第16期）
　　 
　　 
　　韧性城市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树立城市动态风险防范意识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包含多个要素和子系统，它们之间紧密关联。城市的脆弱性和韧性是其重要特征，而韧性城市更强调应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城市应具备有效的预防、应对和恢复体系，以便在经历灾难后迅速恢复并增强大安全防范能力。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中，安全应放在首位，并秉持“人民城市”的理念。要全面理解城市韧性的内涵，转变传统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观念，形成符合韧性城市要求的综合治理意识。韧性城市建设需树立两个新的风险治理理念：一是“预防为主、与抗救灾相结合”，综合考虑预防、应对和恢复等各方面；二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强调公众参与和共同治理，让市民成为城市风险治理的重要力量。
　　我们应该转变思路，培养综合风险防范意识应对多重复杂灾害。除了常见的洪水、地震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灾害等，我们还要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同时也要预测城市的潜在风险并提前做好准备，有些事情发生概率可能不大，但是只要关乎社会安危的、存在不确定性的任何风险都应谨小慎微。除此之外我们应对风险灾害的思路应该转变，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注重灾前的预防工作，更重要的是灾害发生时如何自救和应对以及灾害发生后如何恢复城市面貌。这是韧性城市建设的动态发展全过程，无论是在灾害发生前的预防阶段还是发生时的应对阶段还是发生后的解决恢复阶段，都要做好充分应对措施以提高城市韧性水平。
　　二、软硬兼顾全面提升城市结构韧性
　　第一，加大工程投资力度，对韧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提高城市抗灾御灾能力等。此外，还专门为年久失修的老式建筑物、老旧住宅、城市中的落后村庄房屋等提出了改造翻新的措施，政府提供补贴政策，以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硬件标准，同时老旧的危房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一举措不仅可以根除隐藏在其中的潜在风险，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和舒适度，还有助于提高城市的整体韧性。
　　第二，在面临可能发生的灾害风险时保持理性和沉着，这需要政府和人民一起努力，面向全体市民来提升社会韧性。社会韧性涉及危机认知、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社会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的忧患意识和防范能力；深入基层社区，为宣传韧性城市提供公共空间和活动场所，倡导全民参与了解韧性城市建设，促进社会交往和合作能力；针对低收入、弱势和边缘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完善有关韧性城市的制度建设，增强政府在突发城市灾害应对中的韧性。确保政府在发生灾害时能够准确获取数据信息，充分了解掌握灾害发生情况，领导全民抗灾有序正常进行。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全周期治理机制，明确不同阶段和部门的职责；搭建数据信息整合平台，提高决策科学性和透明度；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增强整体应对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
　　三、搭建智能化的韧性建设平台
　　科学的预测和情景模拟在当今生活中的地位愈发的重要，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因此，在现有智能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增加城市韧性指标模块，结合城市体检参数设置、国土空间规划数据系统搭建数据库，对灾害类型进行分类梳理已导入到数据库当中，通过对这些灾害进行耦合分析，得出更加精准的灾害带来的影响程度，进行风险评估和决策分析。进而，可以形成一个监测预警体系，尽可能地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损害。
　　四、注重全面闭环治理
　　第一，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排查，研发城市风险动态感知系统，并进一步升级同步到手机软件中，不仅仅是政府还有全体市民都可以早发现问题做出一定预防措施；针对城市各个区域制定适合的应急预案并相应增加物资储备，鼓励各社区企业开展应对不同灾难的不同实战演练，减轻灾害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第二，建立反馈机制，提高城市风险治理的学习力、转型力。通过灾难应对，不断增强城市韧性，为未来更大风险做好准备。对灾难的损失进行评估，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提升防范措施；因城因地制宜，强化研究，构建更具韧性的运行制度和政策体系；加强人们应急防范知识的学习，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免费教育培训班，加大社会宣传，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韧性城市建设。
　　（摘自《探析韧性城市建设经验及发展研究策略》，《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24年第19期）
　　 
　　 
　　构建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对策
　　一、升级建设规划，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韧性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针对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优化常规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完善冗余设计和互联备用设施的空间布局。对于跨区域的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在统筹周边城市的基础上，预留地上、地下空间，提升应对灾害的能力。同时，将可持续发展原则融入韧性城市建设规划中，包括推动低碳经济转型、提高能源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注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积极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改进城市管理和服务。通过构建智慧市政体系，强化设施的智能管控和主动御灾属性，例如，预留道路热力管线防范道路冰灾、通过排水井探测病毒传播等。针对设施本身，通过新材料、新工艺的运用，强化设施抵御灾害的性能，提高城市的智能化水平。要将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要求落实在新的规划设计中，或落实在原有规划的升级中。
　　规划设计涉及多学科、多部门，因此，升级建设规划，就要通过建立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合作平台，加强政府部门、城市规划机构、学术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制定新的建设规划还是升级原有规划，都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公众参与力度，整合各类资源，提高规划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同时，做好韧性城市规划监测和评估工作，定期对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规划策略，确保韧性城市建设规划的持续改进。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群发展程度、阶段与过程的空间反映。只有正确认识城市空间结构的特征及发展趋势，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城市的发展演化规律，从而促进我国城市韧性治理体系的建设。一是鼓励在城市中实施混合用途发展策略，即将住宅、商业、办公、文化和娱乐等不同功能的建筑物融合在一起。通过更紧凑的城市布局和高密度建筑来有效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减少城市的空间占用与交通距离，提高交通效率，以及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可及性。二是增加城市的公共空间和绿化区域，如公园、广场、步行街等。这些区域不仅可以供居民休闲娱乐，还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提高了空气质量和生活质量。三是鼓励区域发展和分散式城市布局，将城市功能和人口分散到不同区域，减少城市中心的压力和拥堵。发展次中心和新兴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选择。同时，利用智能城市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例如，通过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智能建筑管理系统和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等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
　　二、加强基础设施韧性，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基础设施韧性强调危机发生时能够抵御冲击，确保城市在面对诸如自然灾害、技术故障等挑战时能够维持基本运行。加强基础设施韧性是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建设的关键，也是服务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一是进行风险评估，科学规划设施建设。应该对城市地下空间、老旧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进行全面评估，以识别基础设施系统的脆弱性和潜在威胁，消除设施安全隐患。基于这些评估，制定相应的韧性基础设施规划，补齐城市基础功能短板，加强基础设施跨区域共建共治共享。同时，提高基础设施的多样性，采取分布式、并联式建设的方式，包括不同类型的能源供应、水资源管理系统、交通方式和通信网络，这有助于降低依赖性，一旦某个系统受到损害，其他系统可以继续运行。二是强化基础设施精细管理，推动城市智慧化发展。采用智能技术来监测和管理基础设施系统，例如，使用传感器和数据分析来实时监测设备状态，以提前发现问题并进行维修。鼓励推动使用绿色和可再生能源，以减少对有限资源的依赖，提高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实现低碳排放，增强城市对能源危机的韧性。三是建立紧急响应机制，实现跨部门协作，以确保各个基础设施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韧性，确保基础设施在遭遇冲击时迅速修复并重新启动。
　　为提高基础设施韧性，使其在应急管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还需要建立健全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进一步明确纵向上各级政府、横向上各部门和机构的应急管理职责，并确保其协同运作，如此，才能建立高效可靠的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掌握灾害事件的发生和演变情况，提前预警和采取相应的紧急响应措施，确保各级政府、救援队伍、医疗机构等相关单位之间的紧密配合和协同行动。
　　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在提高城市韧性中的作用，还要在社区之间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和培训，提高应急管理人员和公众的应急意识和应对能力，以提升应急响应的效率。同时，要做好灾后评估和经验总结工作，建立反馈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不断优化应急管理体系。
　　三、加强生态系统韧性，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进一步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城市承载能力的提升对于城市韧性治理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应增加基础设施的数量和提升其质量，包括道路、桥梁、供水、通信等，确保基础设施的可靠性、韧性和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确保合理的建筑布局和城市扩张。有效管理城市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生态系统的韧性在影响城市承载能力的众多因素中十分突出，提高生态系统韧性可以有效地提升城市的承载力。
　　生态系统为城市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环境，如水源、防洪、气候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等，因此，建设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必须夯实生态系统这一发展基础。一是加强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应该致力于保护和恢复城市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湿地、森林、河流和海岸线。同时要注重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建立各种污染物联防联治机制，促进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打赢大气污染、水污染、荒漠化等生态防控攻坚战。二是强化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建立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机制，以及时调整政策和应对措施。制定和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规范的政策文件，开发城市绿色空间，鼓励城市绿化计划和城市农业建设，提升城市内部的生态多样性。同时，推广绿色交通，建立城市绿地、社区花园和屋顶花园等绿色建筑，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减轻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冲击。三是加强对民众的环保教育，倡导低碳出行和绿色消费理念，提高民众对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培育城市绿色生活方式，深入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使城市居民更积极地参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
　　加强城市经济韧性是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城市经济韧性是城市受到经济挑战或者不确定的冲击后能够维持稳定并快速恢复，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能力。韧性城市建设必须充分激发经济韧性这一深层活力。一是强化供给侧结构韧性，推动高质量经济转型。建立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巩固传统核心产业，鼓励新兴产业发展。支持科研机构、创新孵化器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升经济创新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增强需求侧结构韧性，提高经济发展动能。着力强化高质量投资，加大对民生建设、生态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居民的工作技能、收入水平，拓宽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新消费热点，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力度，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区域性经济合作体系，共同应对经济挑战。
　　社会韧性指的是城市社会系统在应对危机、挑战和变革时的灵活性、适应性和稳定性，包括居民的组织能力、社区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韧性城市建设必须注重社会韧性这一治理核心。一是强化居民参与，形成共商共建机制。鼓励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决策和问题解决，形成广泛的共识。通过设立居民代表机构等方式，让居民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从而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同时，培育和发展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包括亲情、友情、邻里关系等。社会资本可以在危机发生时提供互助和进行资源共享，增强社区的抵抗力。二是建立社区组织，提升管理质量。坚持党建引领，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建立健全的组织结构，促进社区内部的互动和合作。增强社区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社区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增强民众的就业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在危机发生时，具备一定技能和知识的居民更容易适应新的情况，减少危机带来的冲击。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特殊群体。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保障居民在危机时期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应对不同类型的危机。加强思想教育，提升居民对灾害和紧急情况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包括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准备应急物资等。同时，加强居民的自救互救能力，培养他们在遇到危机时冷静、果断的行动能力。特别关注老年人、残疾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需求，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服务政策，确保他们在遇到危机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韧性城市建设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趋势，不断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成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笔者提出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特征有助于定性识别现代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随着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还会呈现新的特征，还会有新的评价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建设情况的系统和工具。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的问题也可望在未来的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当然，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今后，在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建设中会有这样一些趋势：城市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更具体，更有利于操作；不同城市应根据各自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既考虑具有“韧性”的功能性要求，又考虑文化的特色；既在宏观层面考虑城市总体韧性的建设，又在中观层面考虑城市社区韧性的建设，还在微观层面考虑对人的影响；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评价体系会更加完善，指标体系会更加具有操作性。韧性城市建设没有止境，提升韧性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实践也永无止境。
　　（摘自《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构建“安全韧性城市”的实施路径
　　一、基于现有“安全韧性城市”构建案例的路径探索
　　1.建立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方法与标准
　　建立安全韧性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韧性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深入了解城市的安全状况，为推进创建安全韧性城市工作的持续改进提供有效管理工具和评价依据；另一方面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找出城市运行过程中潜在的各种不利因素，及时发现和掌握创建安全韧性城市工作的不足和薄弱环节，识别城市系统中存在的薄弱区域和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条件，针对这些区域和条件，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提升城市安全水平。
　　基于公共安全三角形理论、城市安全系统理论、城市安全韧性三角形模型等理论模型，结合我国城市安全管理与建设的实际，以及各国和国际组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相关规范性文件，本研究形成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与71项三级指标的多维度、多层次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将城市设施安全韧性、城市人员安全韧性、城市管理安全韧性3个评价维度作为3项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每项一级指标的评价要素进行分析，提炼安全韧性城市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从设施角度开展安全韧性评价时，应考虑对于城市功能有重要影响的基础设施，包括建筑工程、交通设施、生命线工程设施、工业企业，此外，还应关注对应急状态下城市功能连续性有重要影响的监测预警设施和应急保障设施。人员既是须首要保护的对象，又是应对过程的能动主体，故对人员安全韧性进行评价时，应对人员的脆弱性和能动性等方面进行分析，下设二级指标包括人口基本属性、社会参与准备、安全感与安全文化。城市管理的安全韧性覆盖顶层设计、应急过程、管理成效、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其下设二级指标包括管理体系建设、预防与响应、风险控制水平、支撑保障投入。围绕安全韧性城市关键特征，突出城市应对、恢复、适应能力，结合数据可获取性、权威性，提出71项三级指标，作为用于开展安全韧性城市评价的具体指标。
　　在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当前相关部门已制定形成了我国首部安全韧性城市国家标准《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南》（GB/T40947-2021），该标准框架包括安全韧性城市评价目的和原则、评价内容和指标、评价方式和过程等，可用于各级政府及其相关管理部门、第三方机构开展的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活动。该标准于2022年5月开始实施，为我国城市韧性评价与提升工作提供了方法和标准化工具。
　　2.推进城市生命线韧性提升
　　城市生命线是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任何环节滞后或失灵都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瘫痪。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抗灾应变能力脆弱。据调查，城市生命线灾害日趋频繁，仅地下管线事故每年就数以千计，平均每天5.6起，全国燃气事故平均每年900起，路面坍塌事故平均每年600多起。
　　为提升城市生命线韧性与安全保障水平，工程界已研发了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关键技术体系，实现了城市生命线运行风险的精准识别、科学预警和高效应对。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关键技术体系包括相邻地下空间燃气泄漏监测预警技术，基于水力模型的爆管分析、漏失监测及影响范围预测技术，多参数耦合分析的桥梁整体模态监测技术，城市路面塌陷防治技术等。基于此，创建了“场景牵引+机制创新+技术突破+产业培育”的“合肥模式”。据2023年2月底的调查，监测区域内事故发生率下降了60%。
　　3.在城市暴雨内涝防治中提升韧性能力
　　我国暴雨洪水集中、洪涝灾害频发，城市洪涝问题历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近20年，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城市看海”现象连年发生，城市洪涝灾害问题日趋严重。2023年7月29日至8月2日，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出现灾害性特大暴雨天气，并引发严重洪涝灾害。频发的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对城市安全韧性能力构成了巨大的考验。当前已经从如下四个方面，开展了旨在提升城市暴雨内涝防治韧性能力的科技支撑研究。
　　一是开展城市降雨内涝积水全过程重现研究。基于地面和高层建筑物基础数据，对城市区域雨水管网与地表内涝积水情况进行了动态模拟分析，基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城市内涝快速仿真模型，实现暴雨内涝时空特征量化快速分析。构建了城市区域暴雨内涝下的韧性预测方法。
　　二是构建了社区韧性压力测试技术的分析框架与标准。以暴雨内涝情景为例，提出了具体的情景构建方法，并在北京九棵树街道、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以及顺义区胜利街道进行暴雨内涝情景下的韧性压力测试，为提升暴雨内涝下的社区韧性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三是开展城市暴雨积水对城市道路交通影响的研究。基于暴雨内涝下易涝点周边多路段交通流仿真建模，揭示了暴雨内涝对易涝点周边多路段交通流的综合影响，并对暴雨—内涝—交通堵塞灾害链进行风险评估。
　　四是开展城市暴雨下地铁积水与人员疏散研究。通过对暴雨内涝下地铁积水过程开展实验与数值模拟，得到了地铁积水过程的定量分析方法，并已开展地下空间人员疏散关键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二、实施“城市强韧工程”，构建主体框架
　　需要实施“城市强韧工程”，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可以从“科技—管理—文化”三个维度推进“城市强韧工程”，它们分别为科技强韧工程、管理强韧工程与文化强韧工程。
　　科技创新是城市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如要对城市安全基础科学规律有更清晰的把握，须应用新技术手段研发技术装备以形成更有效的支撑。科技强韧工程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装备研制、研发基地、产业发展“五位一体”，上中下游良性互动，全面提升安全韧性科技支撑能力。主要具体措施有：基础研究方面，加强韧性城市理论研究，开展安全韧性评估、巨灾情景构建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大力加强城市韧性方面的高端人才培养和高端智库建设；技术创新方面，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新材料和先进制造等新技术在安全韧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装备研制方面，大力发展公共安全风险感知装备、减灾装备、救援装备的研发和应用；研发基地方面，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按照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组建城市韧性研究机构，打造城市安全韧性研究领域战略科技力量；产业发展方面，大力发展软件开发、智能制造、安全装备、物联网等关联产业，打造公共安全科技服务基地和公共安全产业集群等。
　　管理提升是城市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科学有效的城市安全管理可以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风险。管理强韧工程包括韧性城市体制、机制、法制创新工程，城市生命线系统风险监测预警工程，建筑消防社会化服务工程，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治工程以及基层韧性能力增强工程等。城市生命线系统风险监测预警工程以透彻感知风险，实现城市生命线运行安全风险可防可控为目标，涵盖燃气、桥梁、供水、排水、热力、电力、电梯、通信、轨道交通、综合管廊、输油管线等生命线系统，建立城市生命线监测物联网+服务体系，实现整体监测、实时感知、早期预警和高效应对。建筑消防社会化服务工程主要面向高层超高层建筑、消防重点单位、九小场所、物流仓储仓库、集贸市场等建筑，建设远程火灾监测预警系统以及构建“技术+标准+管理”的消防安全服务体系，实现对建筑火灾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治工程主要致力于加强综合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和应急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基层韧性能力增强工程的主要目标是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市场调节的基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模式，以及建设社区一体化网格，构建社会治理体系最末梢的执行能力，夯实基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能力，实现人民群众参与、共建共享共治的新格局。
　　文化培育是城市安全保障的重要方式。文化强韧工程的主要措施包括建设基层微型应急服务站，增强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的力量；建设安全文化博物馆以及构建安全文化教育体系；全方位增强民众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相关科学知识和技能，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形成人人“要安全、讲安全、懂安全、会安全”的局面。
　　（摘自《构建“安全韧性城市”：概念、理论与实施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