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零工经济的兴起、疫情影响下远程办公的进一步普及，以及个体对自由和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数字游牧”正在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新兴的生活方式。而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群体被称为“数字游民”。英国The Instant Group发布的报告《2024最适宜数字游民的城市》显示，全球已经有超过3500万名数字游民，且呈现较大的增长潜力。据《“数字游民”与全球经济发展（2023）》预测，到2025年，全球“数字游民”人数将达到1亿。现如今，这一西方舶来的“数字游民”概念及其相关实践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频繁涌现，逐渐为大众所熟知。一批数字游民基地也在中国破土而出，成为众多县城、乡村的文旅新标签。各地也越来越关注“数字游民”这一群体，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吸引招揽他们。什么是“数字游民”？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分析这股数字游民热潮？本专题聚焦中国青年数字游民在国内的生成与实践，以飨读者。
　　 
　　 
　　评论研究
　　 
　　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
　　1997年，前日立公司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David Manners）首次提出了“数字游民”这个概念。两位作者预测，“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他们的房子，去拥抱一种通过互联网创造收入，在全世界移动套利的全新生活方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数字游牧在全球日渐流行。在中国，数字游民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数字游民”？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分析这股数字游民热潮？本文将回应这三个核心问题，以期对数字游民“热”展开全面的“冷”思考，揭示出这种生活方式的复杂纹理和多面现实。
　　一、作为“创意一族”的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他们不受传统工作地点的束缚，通常从事创造性和趣味性的工作，能够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以实现工作和休闲的动态平衡。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达到3500万人。预计到2035年，这一人群的规模将超过10亿。近两年来，中国的数字游民群体数量亦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综合多方面数据估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人数大约在7000万到1亿之间。
　　青年群体构成了全球数字游民的主力军，占总人数的58%，其中“千禧一代”（1981—1996年间出生）占37%，“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占21%。他们更倾向于把旅行和探索世界当成日常生活，而不是在某个地方定居并购置房产。大多数数字游民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创意内容的生产或提供各种专业服务。他们中有自媒体创作者、短视频博主、网络营销专家、程序员、自由撰稿人、远程翻译、培训师、插画师等。这些人通常具备各种核心的专业技能，如内容创作、媒体营销、网站开发、软件编程等。此外，以自媒体创作者为例，他们需要快速捕捉市场需求，因此他们的日常工作离不开与商家和社区用户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说，除了专业能力外，数字游民往往还拥有良好的沟通技巧、运营能力、社交技能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力等。他们也被称为“知识型游民”（knowmad），是数字时代的“创意一族”。
　　二、数字游民“热”的原因
　　这两年，国内数字游民火了起来，一大批数字游民基地在中国众多城市和农村地区破土而出。仅原乡映客一家公司，就在北京中关村、广州花都、浙江泰顺和浦江、河南光山、江西浮梁和武宁、湖北赤壁、山东烟台、内蒙乌兰布和等地创建了不同规模的数字游民空间，并在国内打造了一个完整连贯的数字游民流动空间网络。在这些“数字游民牧场”中，数字游民一起工作和生活，共同营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场景，这对于那些受困于办公室中固定“格子间”的年轻人来说，具有难以抵抗的“魔力”。随着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将其生活方式通过图片、文章和视频分享在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等网络平台，网络上关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内容爆炸式增长。简单搜索“数字游民”一词，就能发现大量带有“自由职业者”“全球旅居”“只工作不上班”“在一线城市赚钱，在三线城市消费”等标签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数字游牧这一新型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数字游民现象的火爆并不是偶然，也绝非一夜之功。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数字游牧生活方式？首先，数字游牧提供了人们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可能。数字游民可以携带笔记本电脑，在任何一个网络连接稳定的地方，根据个人的计划安排工作时间，在工作上拥有了极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同时，他们选择在不同的环境中工作，这既能激发出他们新的创意和灵感，又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尤其是在职场人士普遍承受着996工作模式的巨大压力时，重获时间的控制权和工作的主导权显得尤为吸引人，这也是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数字游牧有助于人们实现工作和休闲的最佳平衡。它是一种叠加态的生活方式，其魅力在于数字游民可以在旅行中工作、在工作时旅行，实现“在快乐的地方工作，到美好的地方生活”的理想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工作和休闲的平衡为其显著的特点，不但能缓解人们的疲劳感和职业倦怠感，更重要的是，它能更好地促进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发展。
　　再次，数字游民能够通过在不同空间中自由流动，实现高品质生活。斯科特·科恩（Scott Cohen）等学者指出，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游动”。大多数数字游民遵循地理套利（geo-arbitrage）的逻辑，即利用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在物价相对较低的地区生活，实现货币价值的最大化。不仅如此，通过自由流动，数字游民得以亲近各地的自然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和谐。他们还可以从旅居地的社会活动、传统节庆和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这也成为他们拓宽视野和丰富人生经历的重要方式。
　　最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数字游牧视为摆脱内卷的重要途径。当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剧，一些年轻人陷入了精神内耗，造成了难以摆脱的焦虑感和虚无感。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数字游牧成为了人们“逃离企业世界，探索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以此来对抗日益内卷化的工作和生活。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城市内卷有多严重，也预示着明天让人摆脱内卷的需求有多旺盛”。因此，国内许多二三线城市或农村地区，凭借其良好的生态环境、简单的人际关系和诗意的生活，被视为“现代都市打工人的避卷天堂”。
　　三、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
　　思考一：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问题。美国决策咨询机构MBO Partners在2021年9月发布的《继续寻找数字游民》（The Digital Nomad Search Continues）报告指出，大多数数字游民持续这种生活方式的时间不会超过3年，这不禁引发我们对其可持续性问题的反思。
　　首先，收入不稳定是影响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在笔者对国内多处数字游民基地的调研中发现，这些基地中的数字游民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包括自由撰稿人、远程翻译、培训师和插画师。他们的收入多以计件方式获得，合作伙伴也不固定。这意味着他们收入不太稳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低。此外，数字游民不仅需要用不稳定的收入来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潜在风险，而且他们通常独自面对各种挑战，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很难说数字游牧助力他们“走向惬意的人生”。其次，一些数字游民在和笔者的访谈中表示，当他们遇到生活变革或有了新的生活目标时（例如结婚、生育），他们可能会结束旅居生活，重新回归稳定的城市生活。最后，情感也是数字游民决定是否长期维系这种生活方式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下一部分将对此问题展开更为充分和详细的讨论。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游民的旅居生活意味着他们不再是短暂的游客，追求的亦非打卡式的体验，相反，他们努力融入当地生活，这对他们快速适应新环境并融入其中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从全球数字游民的实践来看，很多人选择减慢旅行节奏，降低旅行频次。英国学者戴维·库克（Dave Cook）提出了“数字漫游民”（digital slomads）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愿意在一个地方旅居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时间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连结，并以此来减轻旅行带来的压力，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思考二：数字游民的情感困境问题。孤独感已经演变为现代都市人的基本症候，而数字游民由于他们与家庭、工作单位和城市社会等固有社群的联系减弱，尤其容易受孤独的侵袭。除了孤独感，数字游民还面临对未来生活规划的焦虑。他们一边流动，以保持对任何地方的疏离感，一边又渴望扎根某地以获得归属感。这种疏离与归属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常常陷入自由与焦虑交织的情感困境。他们成了一群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不断摇摆的人。有学者提出，数字游民在不停的迁移过程中可能会陷入一种情感“停滞”状态。
　　为了克服孤独和焦虑，弥补人际关系的缺失，许多数字游民选择在共享空间内工作和生活。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共享工作空间和共享生活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增长的原因。将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间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数字游民基地，通常融合了宿舍生活区、共享办公区、多功能娱乐空间、健身房、餐厅和厨房等诸多设施，旨在为数字游民提供全方位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因此广受青睐。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便是典型的代表，它也是国内首个专门为数字游民服务的创意园区。DNA数字游民公社是一个部落式的数字游民工作生活综合园区，由当地闲置的老旧厂房改造而来。它以“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为组织理念进行宣传，旨在打造一个充满活力且聚集志同道合者的社区。前社区主理人许菘将DNA的建设理念凝练为“在一起，数字游民们是彼此的盔甲”。在这里，每天都有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举行，包括主题沙龙、读书会、电影放映会、美食分享活动等。
　　此外，数字游民还与当地政府和乡民合作，共同举办艺术文化市集、建立社区咖啡馆和组织文化体验旅行等活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数字游民的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许菘曾表示：“DNA的心愿是邀请那些曾经被拆散、碎片化生存的人们重新聚集起来，大家一起创造一个没有人是孤岛的小小新世界。”在他看来，这不仅是适应时代变化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幸福感最高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问题是，在数字游民基地，数字游民能否通过各类社交活动将人与人之间的“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呢？这种人际关系的转变能否有效地减轻他们的孤独感和焦虑？在对DNA数字游民公社的调研中，笔者观察到，数字游民人际互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事缘型”交往，即他们以微信群接龙的方式在线上报名参加公社内各种自发的社交活动。一旦报名人数达到预期数，活动便会顺利举行。然而，活动结束后，参与者通常不会在群中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进一步的互动，直到在另一个微信群中报名参加下一个活动，循环往复。
　　因此，这种社交模式呈现出“接入—拔取—再接入”的特征，导致数字游民之间的关系强弱不断转换。这样的社交特性具有暂时性和现实性，形成了一种“即插即用”的“U盘式”情感连结，而不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情感连结。这种情感连结实际上是无法满足数字游民深层次情感需求的，此外，频繁的分离反而可能让他们陷入更深的情感困境。概括来说，虽然数字游民因频繁更换居住地而不断结识新朋友，拓宽社交圈，但这些联系通常是短暂且难以维持的，无法形成深层的人际连接，使得真正的归属感变得遥不可及，孤独和焦虑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思考三：数字游民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奔赴”问题。在对国内众多数字游民基地进行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注意到，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选择入驻乡村，并在那里建立工作室，逐渐转变为数字乡民。这也展现出中西方数字游民群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在国内，许多数字游民选择进入乡村，不仅是出于降低生活成本和实现生活成本与收入平衡的目的，他们也是被乡村宜人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人文情怀和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所吸引。笔者的调研发现，数字游民和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而且两者是可以实现“双向奔赴”的。一方面，乡村能为数字游民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高效的工作条件和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同时也为他们探索人生提供更多可能性，让他们拥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切感受；另一方面，数字游民可以与当地社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运用自己的技能激活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力量，进而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游民涌入乡村不但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年轻化，更重要的是，与传统的人才下乡方式不同，他们大多是科技工作者、艺术家和创业者等高素质人才，与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相连，能够为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例如，在浙江安吉，由数字游民创建的小型工作室孕育出了丰富的文创衍生内容，营造了多元的文化氛围，在推动白茶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不少数字游民通过参与“白茶原艺术市集”和“它们的生活节”等主题活动，为茶饮空间改造、农旅产业升级等方案的制定出谋划策，积极投入到DNA数字游民公社和白茶原创意产业园的建设与运营中。据统计，一年内，活跃于不同平台的数字游民达百人之多，他们为当地村庄创造了20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村集体收入增收了50万元。
　　在河南信阳光山，随着“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的实施，七个研学旅行、康养旅游、交旅融合类重点项目已经成功启动并运行。这些项目有效促进了数字乡民与乡村资源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地方创意品牌和高质量资源的集聚，加速了当地文化产业、特色产业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数字乡民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付伟等学者敏锐地洞察到，数字游民正在从乡村的“融入者”转变为“改造者”，这一变化不仅标志着乡村能级的提升，也体现出乡村对优秀人才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形成了“融入乡村—改造乡村—吸引更多数字乡民”的良性循环。
　　当然，在数字游民向数字乡民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几个有待明确和解决的问题。首先，数字游民基地为了吸引数字游民常常将住宿费用定得很低，而住宿费又是基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这些基地很容易因缺乏资金而陷入运营困境。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数字游民基地的生存将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它们亟需形成有效的造血机制。其次，如何处理返乡青年尤其是返乡创业者与数字游民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当前，许多大学生选择回到家乡，利用数字技术和电商运营知识，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地方农产品。这可能与涉足乡村电商的数字游民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和发挥出两个不同群体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最大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持续探索的问题。最后，数字游民与在地乡民之间的关系处理也极为重要。乡村空间资源争夺是否会导致数字游民流入地原住民的不满？是否会带来物价上涨、资源紧张？是否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一系列社会矛盾是否会出现，以及如何建构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直接关系到数字游民在乡村的去留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概言之，如何使数字游民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数字中国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国家战略，任重而道远。这不仅是政府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需要企业、数字游民和乡村全面振兴其他主体、在地乡民、各类社会团体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和探索，以实现“青年带动乡村，乡村赋能青年”的愿景。
　　（摘自《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人民论坛》2024年第7期）
　　 
　　 
　　数字游民空间生产的四重逻辑
　　数字游民是一个新兴的群体，他们凭借远程办公，采取地理套利的形式“游牧”在共享生活社区。研究发现，数字游民和空间的互动形成了四重逻辑：一是数字游民“游牧式”的行动线是在地空间形成的基础；二是游民通过自构关系发展社交关系空间；三是数字游民社区与游民的心理联结逐渐衍生为承载身份认同的精神空间；四是数字游民置身空间的资源置换引发空间的资本化。需要注意的是，四重空间的生产与实践并非全然依照线性的逻辑进行，是具有关系性和过程性的。一方面，在地空间的形成为游民聚集提供了可能，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符合“游牧”惯习的空间设计为社交关系、心理连接以及资源置换提供了前置条件。另一方面，社交空间、精神空间以及资源空间是相互关联、同步发生的。具体而言，数字游民聚集空间具有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倾向于聚集在同类人群中，故建立起具有身份认同的社交关系；同时在空间中的互动也产生了新的社交关系。社交关系的孕育中指向游民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生活愿景，又促成了以自身生活、工作需求与技能作为资源与当地资源产生置换与再生产，从而完成游民空间的再生产。
　　研究进一步认为，数字游民社区是媒介空间“互型”的结果。对于数字游民社区而言，在地社区的功能、秩序、属地认同以及资源置换等是数字游民和实体空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所交织的空间形态。作为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发展中的新兴群体，数字游民既是空间的使用者，也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代表数字生产方式，因此数字游民是涵盖人、技术、关系在内的行动者网络，而社交媒体、在线的行为习惯都应作为影响空间选择和建构的因素，这也成为影响社区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因素。因此，游民、社交媒体和空间三者共同构成空间建构的行动者群组，需要考虑三者互型之下的数字游民空间。这种空间的生成则是数字游民背后的社交媒体空间折射的秩序、关系与线下游民社区空间的布局、装置、秩序的相互影响。
　　因此，研究认为数字游民聚集在专门的游民社区，并非随机事件，而是围绕社交媒体“游牧化”的生存需求展开的。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打破了工作与工作地点、时间的强关联性，为数字游民抽离固定的生活地点提供了可能，但是脱离固定地点并不意味着实体空间的消失。从个体需求来看，数字游民仍然需要稳定的网络、安静的会议环境、宜人的居住环境等，数字游民社区让“游牧”的游民落地，实体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消解了移动中缺失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成为平衡流动和稳定的中介物。而数字游民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其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等在融入当地空间中也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形成列斐伏尔论述的“差异化空间”。数字游民社区地处城乡交界，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流动的人文资源，将自身经验与流动中融合的外部资源整合集中，生成新的在地关系，引发空间的种类、层次和功能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当地空间也呈现一种数字资本化的扩张态势。线下实体空间依托城市乡镇，呈现断点式分布，线上的信息空间呈现碎片化的趋势，主要依托具体的空间生产发布本地游民信息，缺乏综合的信息资源平台，这会导致媒介空间互型中数字资本的强势进入带来的供需不平衡以及资源的浪费。未来关于数字游民社区的探讨可以集中在构建开源共享的大社区模式，让数字游民不能止于“游”，还要通过在地的“建设”消解流动中带来的风险。
　　（摘自《游牧中的“媒介空间”生成：数字游民空间生产的四重逻辑研究》，《新闻记者》2024年第7期）
　　 
　　 
　　2024年NCC社区《全景式数字游民报告》（摘要）
　　数字游民是指那些利用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来远程工作并选择一种地理位置自由的生活方式的人群。他们不受传统办公室的地理限制，可以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同时工作，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融合。
　　报告显示，中国本土数字游民的平均年龄约为31岁，以90后为主体。这一群体普遍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四分之一拥有硕博学历。他们在职场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多数在近一年内选择成为数字游民，追求更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
　　与海外数字游民群体相比，国内数字游民在性别比例上更为均等，男性占比51.77%，女性占比46.10%。在MBTI人格类型中，INFP和ENFP型人格的数字游民比例最高，他们有理想主义者的倾向。
　　数字游民们不仅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更追求精神家园的满足。他们倾向于选择气候宜人、生活成本适中的地方作为游牧地。数字游民社区成为他们寻找归属感和社交联系的重要平台。
　　报告指出，新晋数字游民普遍面临收入阵痛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年收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尽管部分数字游民年收入低于10万，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极高，平均满意度为4.3分，近一半的人打出满分。
　　他们期望建设更好的数字化社会保障和营商环境，对于对接数字游民在流动中的需求至关重要。这包括推进社保和医保的全国互认和数字化，以及提供数字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支持。
　　在数字化的流动性中，乡村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游民社区的建设不仅能为年轻人提供系统性支持，还能促进文化交融，增强归属感。这种双向奔赴的模式重新定义了青年的流动性，激发了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摘自《<全景式数字游民报告>正式发布！在乡野而非庙堂探寻更多可能》,NCC社区微信公众号2024年11月9日）
　　 
　　 
　　地方实践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数字游民国际村
　　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由原乡映客和漕泾镇联手打造，依托漕泾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中关村的科技赋能，着力打造具有“乡村形、都市芯、文化魂、国际范”的中国首个全域全场景数字游民生活示范区、全球数字游民的重要枢纽。
　　漕泾镇是上海首个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水库村是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水库村风景宜人，全村有41条段大小河道，水面率接近40%，村内有70多个独岛、半岛。随着金山区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的深入，水库村的建设已经从过去的住宿、餐饮、健身、娱乐等生活配套“硬投入”，转变到“吸引青年入驻”这一“软投资”上来。
　　目前，首期工程建设已顺利完成，为数字游民提供住宿、餐饮、健身、娱乐等全方位生活配套服务。此外，规划推出了充满绿意与创意的“十大类最美工位”，如滨水工位、荷塘工位、咖啡工位等，供游民们办公、学习、社交。
　　（摘自《首批数字游民开启共创生活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开村》，《新民晚报》2024年9月1日；《<当个“数字游民”怎么样>》,《中国青年报》2024年9月18日）
　　安徽黟县：数字游民的“桃花源”
　　黟县，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11月9日、10日，2024第二届数字游民大会在黟县召开。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字游民以及专家、学者等齐聚“桃花源”，共话职业探索、城市与乡村、人工智能与创新等。
　　真金白银支持数字游民共居共创
　　为更好地支持国内外优秀数字游民人才来黟县共居共创，2024年9月，《黟县支持数字游民共居共创政策10条》出台。
　　10条政策中的第1条便是支持与吸引数字游民“来”黟县。鼓励从事数字游民业务经营的企业、机构通过游民社区、驿站等方式大力引进符合准入条件的数字游民群体。对全年引进800人次（每人在黟县连续住满15天为1人次）以上的数字游民企业、机构，经核定给予奖补。
　　支持与吸引数字游民“留”黟县的政策有：设立100万元数字游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数字游民创办市场主体达限纳统的，奖励5万至10万元；设立100万元数字游民创意创新资金池，定期发布奖金任务包，结合完成实际成效进行奖励等。
　　“眼下，这10条政策正在一项项实施。”团黟县县委书记、数字游民专班办公室主任汪泓说，专班收集、整理了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文旅体局等部门的17项任务需求，定向发包给了入驻在该县的“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只要方案审核通过，就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汪泓说。
　　为给数字游民提供更加便利生活与工作条件，黟县还利用古城北街、麻田街等闲置资产，集中打造一批数字游民共居共创空间。
　　打造数字游民之家“样板房”
　　“当前，许多乡村已具备为数字游民提供高品质生活且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工作场景。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选择在乡村定居，转变为数字乡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建华说。
　　在谈到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时，姚建华说，实地调查研究发现，许多数字游民通过创建工作室、实训基地、创业小镇等方式，参与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浪潮中来，并成为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这无疑对中国的乡村发展，特别是数字乡村的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姚建华所言，在黟县的首批数字游民中便有所体现。2024年7月，黟县在“黟川两岸”创意街区打造的数字游民社区，迎来了首批32名数字游民的入驻。原本在北京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曲曲，便是其中之一。“黟县的空气好、蔬菜好，还有独特的文化积淀，与银发青年的康养旅居十分契合。何不在黟县打造一个银发青年版的NCC社区呢？”目前，曲曲已在黟县注册成立公司，项目也已在黟县碧阳镇南屏村落户。
　　“我们期待将来能有更多的数字游民运用自己的技能激活乡村经济、赋能乡村社会与文化发展。”黟县县委书记程寄县说，黟县是回归乡野、治愈心灵、养精蓄锐之地，也是数字游民“金点子”的发光之所，黟县将努力打造数字游民之家“样板房”。
　　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正式成立
　　2024年12月12日，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成立大会在黄山市黟县举行。
　　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由大黄山文化旅游创意发展协会担任发起单位，联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安徽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协会、大黄山NCC·黟县·黑多岛社区、祁门县祁民公社、黄山数字游民公社共同发起，首批成员单位共计约40家。
　　根据统计数据，自2024年度起始至今，安徽全省已初步建成3家数字游民基地，成功举办了4场包括数字游民大会在内的大型活动。在安徽生活与工作的数字游民人数已超过一万，其中安徽省首个数字游民社区黑多岛接待的数字游民人数已突破2000人次。数字游民这一工作方式灵活、生活地点自由、职业类型多样的新型业态，正逐渐得到广大年轻人的青睐。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的成立，适应当前发展趋势，是一项创新性的举措，一次具体的实践，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对于推动数字游民业态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摘自《数字游民的“桃花源”》，《安徽日报》2024年11月11日；《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正式成立》中安在线2024年12月13日）
　　 
　　 
　　浙江安吉溪龙村：DNA数字游民社区
　　溪龙村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东北部，距离上海2.5小时车程，杭州2小时车程。溪龙村是溪龙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安吉白茶的原产地，境内有多处历史文物古迹。村域面积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702人，外来人口3000多人。这里的DNA数字游民社区由一家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而成，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专门为“数字游民”打造的国内首个集群体生活、共享办公、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园区。溪龙村目前以数字游民社区为发展重点，深入推进青年人才招引，积极探索发展路径。这为我国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参考，具备典型性与代表性。
　　结合建设历程和宣传活动情况，将数字游民社区发展过程分为形成（2021.8-2022.5）和完善（2022.5至今）两个阶段。形成阶段，主要是初创团队对社区的筹建和优化，以发起内测和召集游民为主；完善阶段，数字游民社区运营逐步成熟，宣传力度加大，大批数字游民入驻，催生出文创、电商、研学等一系列新业态。
　　（摘自《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发展策略——以浙江安吉溪龙村为例》，《美丽中国，共建共治共享——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乡村规划）》2024年9月7日）
　　 
　　 
　　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天星村：“数字游民”社区
　　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天星村，生活着一群特别的年轻人。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字游民”。
　　所谓“数字游民”是指依赖互联网和数字工具进行远程工作，无需固定办公场所，可自由移动的人群。
　　在天星村的林盘里，到处是“数字游民”可以办公的场地。咖啡厅、书吧、食堂、青年旅舍、共享厨房散布各处，满足大家的用餐、娱乐和休闲生活需要。
　　作为全省最早起步的“数字游民”社区，天星村“数字游民”社区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已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字游民”到此旅居。
　　A起步：探索乡村产业、人才与新生活方式融合发展模式
　　作为四川省最早起步的“数字游民”社区，天星村拥有创舍、匠坊及在野3处空间载体，共享办公空间可同时满足50人办公，青年旅舍提供30余个床位。
　　天星村运营负责人林乔是这里的一名“新村民”，与天星村结缘于2019年。
　　彼时，天星村空间改造及整村运营刚启动。天星村所在的寿安镇是川派盆景的发源地，素有“花木之乡”的美誉，这里的植物编艺有上百年历史，寿安花木编艺公园就建在天星村村口。
　　近年来，随着时代发展，传统植物编艺受到现代审美潮流变化的挑战，如何让小村庄焕发新的生命力？天星村引入专业机构，合作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专业机构”的整村运营主体——四川岚星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林乔和团队就此在天星村扎下了根。
　　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村里的年轻编艺师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深挖传统文化，专注活化创新，将原本品种单一的花篮、花瓶扩展到上百个品种，并走向国际市场，“这样的‘匠人匠心’正是天星村的精神内核。”
　　在此基础上，林乔团队通盘考虑天星村的区位特点、闲置资源及市场趋势等，逐渐明确以“工作与生活融合发展的可持续生态社区”为主导方向，探索乡村产业、人才与新生活方式融合发展的模式。
　　随后，天星村联动村民，盘活改造闲置农房，相继规划落地创舍、匠坊等创新空间。“数字游民”社区也随之落地成型。
　　B生长：在青山绿水间办公，“数字游民”纷至沓来
　　天星村环境优美，不仅为“数字游民”提供了低成本的共享场域，也提供了拥抱自然的小天地，以及独特的乡村社交空间。
　　来自广东的栗子是一名“95后”文创设计师，天星村“数字游民”社区是她今年旅居的第三站。“我从浙江安吉、杭州到了成都温江，每个‘数字游民’社区都有自己的风格，前两者科技感鲜明，聚集AI、编程行业人群，天星村则更加吸引设计、文创等人文类群体。”栗子说，这里处于城乡结合地带，绿植葱茏、生态优美，进可享都市繁华，退则拥田园静谧，加之体量不大，“数字游民”间彼此都很熟稔，有“家”一般的归属感。
　　事实上，“游”是很多“数字游民”的常态，在一个地方居住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一方面，在不同空间中自由流动，可以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与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行业的流动群体在一起，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多样性。”栗子说，这样的跨界交流，可以启发她去学习了解不同领域，激发灵感和创意，不断自我完善和提升。
　　C壮大：已孵化7家创新企业，形成9处新消费场景
　　在历经一年的“数字游民”生活后，来自江西的“蓉漂”吴亚男今年选择留在天星村，转变为“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
　　作为主理人，吴亚男有几项固定职责：推广社区，招募“数字游民”，定时举办各类主题活动。她举例，举办“天星夜话”，主打分享职场生活；开办创新工作坊，旨在分享各自的技能；举办乡村音乐会，让大家展示各自的特长，“为大家的交流互鉴、进步提升搭建平台。”
　　同样选择留下的，还有朱加彬。“来到这里，爱上这里，并留在这里。”朱加彬说，他正在努力成为一名乡村规划师，在田间地头留下自己的作品，也希望通过现代设计唤醒乡村美学。
　　让更多的人才和项目留在乡村、赋能乡村，是天星村和“新村民”的期待。林乔说，通过这几年的整村营造工作，他们吸引了500多名全国各地的“数字游民”、创客达人、社群主理人来访，孵化了7家创新企业，建成5个乡村产学研联合试验基地，形成了咖啡、民宿、露营等9处新消费场景。这些都为天星村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也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土壤。
　　（摘自《林盘里的“数字游民”》，《四川日报》2024年8月2日）
　　 
　　 
　　海外视角
　　 
　　数字游民如何推动度假国家的旅游业和经济转型？
　　新冠疫肺炎情后，出现了一类新的全球旅行者：数字游民。这些人摆脱了办公室工作的束缚，将探索活动与远程工作相结合，利用技术与其他地方保持联系。
　　因此，全球近一半的目的地现在都提供数字游民签证，用美丽的风景、丰富的文化和稳定的网络连接吸引这些工作者。这一趋势最初似乎是暂时的，但事实证明它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尤其是对佛得角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
　　旅游战略的转变
　　旅游业长期以来一直是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通常依赖于寻求阳光和海滩的季节性度假者。然而，疫情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
　　随着国际旅行停摆，许多岛屿面临经济停滞的问题，这促使它们亟需实现多样化发展。数字游牧成为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它提供了全年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了当地对旅游旺季的依赖。此外，与传统游客相比，数字游民通常停留时间更长，在当地消费更多，形成了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
　　佛得角就是拥抱这种变化的国家之一。佛得角地理位置优越，距离欧洲、非洲和美洲都只有几小时的路程，再加上不断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都使其成为远程工作者的理想目的地。
　　除了迷人的海滩、壮美的山脉和热情的文化等显而易见的吸引力之外，佛得角还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战略性投资，在数字游民和当地社区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催化剂
　　数字游民的涌入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能刺激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如改善互联网连接、联合办公空间和科技中心。例如，在佛得角，我们正大力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全新的海底国际光缆Ellalink，以及计划进一步加强与美杜莎海底电缆系统的连接。这些发展不仅支持了数字游民的需求，也促进了当地企业和教育机构的发展。
　　佛得角最近推出的“佛得角远程工作计划”（Remote Working Cabo Verde programme）就是这种方法的典范。该计划旨在吸引数字游民，同时促进当地社区的创新和创业。数字游民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可以经常参与社区项目，如教学工作坊、与当地企业合作等。
　　这种知识和技能的相互交流可以促进社会赋权，对于渴望进入科技领域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例如，佛得角群岛的圣维森特和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数字游民已在数字经济的多个领域举办了研讨会，如网站开发、平面设计和数字营销，为当地企业家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这种文化和技能交流对于发展自给自足的数字经济至关重要。社区因此能够学习、适应和创新，使佛得角的定位不再局限为游客的目的地，更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参与者。
　　公平发展与可持续性
　　数字游牧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挑战，佛得角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必须应对这些挑战。其中最显著的挑战之一是对当地住房市场的影响。
　　外来数字工作者的到来增加了租房需求，也会导致住房成本上升，有可能迫使当地居民迁离或使住房变得难以负担。这种现象在葡萄牙和巴巴多斯等国家也出现过，数字游民的激增给当地房地产市场造成了压力。
　　佛得角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风险，并正在讨论如何规范租赁市场，包括确保为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鼓励专为数字游民设计的共同生活空间建设，从而减轻对传统住房市场的压力。
　　另一个挑战是确保数字游民与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得到公平分配。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不应该导致经济分层，让当地居民感到被排斥在数字转型之外。
　　政府致力于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当地居民的数字技能，降低这种风险。我们的数字经济战略十分重视能力建设和“人才引进”，利用海外侨民吸引外来人才，并赋能当地人才，使其在数字优先的经济中获得长足发展。
　　基础设施是关键因素
　　发展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战略核心。要吸引数字游民，不仅要有优美的景观，还必须提供世界一流的互联网连接和有利于远程工作的环境。在光纤电缆方面的投资以及即将在普拉亚和圣维森特建立的科技园区都是这一努力的重要内容。建设这些园区是为了促进创新，为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源。
　　此外，佛得角的数字游民还能享受极具吸引力的财政激励措施，比如在佛得角生活的第一年，他们从国外赚取的收入可以免税。这一优惠政策再加上稳定的政治环境，使佛得角越来越成为远程工作者追求生活质量和寻求职业发展的理想之地。
　　建设可持续和包容的未来
　　佛得角不断自我革新，是为了吸引数字游民，建立一个可持续、包容的数字经济，让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数字游牧在负责任的管理下，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减少对季节性旅游业的依赖和促进地方创新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展望佛得角的未来发展，我们希望当地人和数字游民可以和谐共处，共享知识和资源。通过创造一个既尊重传统又重视科技的环境，我们可以将佛得角定位为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帮助它们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旅游业和数字经济环境中寻求发展。
　　总之，佛得角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具有前瞻性思维、拥抱未来的国家。通过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战略投资和维护公平增长的政策建设，我们相信，数字游牧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平衡当地社区的需求和新一代旅行者带来的机遇，确保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个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摘自《什么是“数字游民”，他们如何推动度假国家的旅游业和经济转型？》，世界经济论坛微信公众号2024年11月18日）
　　 
　　 
　　对策建议
　　 
　　数字游民社区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乡村在生态、文化等方面优势，激发乡村地区发展的内生动能。随着知识经济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乡村振兴模式——乡村数字游民社区悄然兴起。数字游民社区不仅是数字信息技术革命对乡村生活方式的一种创新拓展，更展现了乡村在新时代经济社会背景下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体现了乡村与现代文明的融合。深入探讨数字游民社区与乡村的契合之处，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数字游民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数字游民，指的是那些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生活方式的人群，他们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和生活。1997年，时任日立公司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首次提出了数字游民概念，定义了这种在数字信息时代下新的游牧式工作与生活方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数字游民数量不断增长，据《数字游民与全球经济发展（2023）》报告预测，全球数字游民人数到2025年将达到一亿。数字游民具有三个鲜明特征：数字化、流动性和工休融合，分别表现为数字游民在数字化的设备和互联网上进行创收；数字游民打破传统办公系统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工作的时间与地点；数字游民的工作与生活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
　　数字游民社区是数字游民生活和工作的聚集地。乡村或小城镇地区以其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数字游民社区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基础。随着数字游民人数不断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批驻扎在乡村的数字游民社区典型案例。在亚洲地区，日本神山町乡村创生模式、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数字游民社区、泰国清迈数字游民社区等已经建成国际上典型的数字游民社区发展模式。
　　近年来，国内也涌现出了一批极具特色的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如四川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河南光山数字游民基地、浙江安吉余村数字游民公社等。数字游民正日益成为当今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新潮流，而数字游民社区作为新生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与路径。
　　数字游民社区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乡村面临着人口外流、产业空心、文化断层以及认同瓦解等诸多困境，数字游民社区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社区，与乡村振兴存在着极高的契合度，能够为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带来全新机遇。数字游民社区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数字游民以其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集聚在乡村形成数字游民社区，他们将乡村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在乡村中追求休憩的港湾和情感的依托。数字游民社区的构建，为知识交流与创意产出提供了一个开放、自由的共创共享平台，不仅能够促进思想的碰撞与文化的交融，还可以唤醒人们的乡土情结，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此外，数字游民为乡村地区带来了新的思潮、文化创意及经济活力，加速乡村经济发展和设施完善，使乡村地区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数字游民社区通过多方面发力构建青年人才返乡参与乡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实现人才回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二是促进乡村资源活化。在城市化浪潮推动下，乡村人口外迁导致房屋空置、土地荒废现象普遍存在，资源的闲置严重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数字游民入驻乡村之后，对乡村闲置房屋、田地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共享工作空间、创意工作室或短期租赁住宅，从而实现乡村空间功能的创新转化，能够有效激活乡村的闲置资产，赋予乡村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意义。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仁里村的现有建设空间，采取点状激活的本土化改造策略，在原有集体性建设用地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规划，成功实现了创客社区与乡村环境的和谐融合。此外，数字游民社区还能通过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为乡村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三是带动乡村产业兴旺。数字游民社区的入驻能够带来人才、资本、技术和运营理念等诸多发展要素，对于激发乡村经济活力、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的作用。数字游民注重生活体验，为了满足他们特定的消费习惯和相应需求，乡村逐渐出现了咖啡店、快餐店以及酒馆等业态，为乡村地区带来了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实现了乡村商业配套设施的完善和消费环境的升级。数字游民利用自身的创意和设计能力，推动文旅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发展，利用数字化手段增强文旅消费体验，实现当地文旅发展。同时，作为互联网催生的创意阶层，数字游民连接了城市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市场等资源，能够通过外部资源的正向溢出效应，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以及乡村电商等新业态的发展，实现乡村产业的升级。
　　四是赋能乡村文化传播。数字游民作为具有显著网络影响力的群体，凭借其强大的互联网社交能力，对乡村文化的传播具有明显的网络扩散效应。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分享乡村生活体验，在吸引同好者关注的同时，通过口碑传播和群体效应能够进一步提升乡村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浙江安吉余村发起“余村云村民”计划，打造城市青年与乡村的云端互动体验，让更多人零距离感受乡村美好生活，成为乡村文旅的宣传窗口。基于这些成功实践，2021年安吉余村入选联合国首批“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此外，数字游民群体是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深度参与和创作内容，将乡村的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公众，能够很好地提升乡村文化的可见度和吸引力，促进全社会对乡村地区的关注。
　　因此，数字游民社区作为新时期优质青年“创客”群体工作与生活的旅居式创新社区，在乡村人才振兴、资源活化、产业兴旺和文化传播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能够有效缩减城市与乡村的鸿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推进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游民社区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已出现若干案例，但整体上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尚未得到广泛推广与深入研究。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进一步促进中国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建设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是要重塑乡村价值定位。在探索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发展时，要重新认识在数字经济、创意经济时代下乡村的价值定位，塑造一种融合乡村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后乡土性”，创造富有情感温度和生活美学的乡村环境来满足数字游民对于理想空间的期待。因此，构建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并不是建设一个全新的乡村，而是在保护乡村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在现代化语境下传承乡村文化和生活方式，留住乡愁记忆，实现传统乡村文化空间的现代价值创新转化。
　　二是要营造乡村社群场景。社区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促进知识共享和文化融合的社会平台。构建互助交流的共享空间和营造包容自由的社群场景，对于促进数字游民社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要打造满足数字游民生活、工作、交流和情感需求的生活场景，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重视自由度和自主性，营造宽松、自由的共创共享氛围，灵活适应不同个体的工作与生活安排。另一方面，要增强数字游民的社区归属感，强化数字游民之间以及与当地村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互动中强化彼此之间的社会连结，实现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构建。
　　三是要完善乡村数字服务。不同于传统的工作方式，数字游民依赖先进的数字化工具和在线协作平台以实现远程工作。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建设数字乡村，是乡村数字游民社区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方面，要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稳定高效的网络服务，打造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满足数字游民的工作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应构建与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服务设施，引入时尚小店、特色书店、餐饮美食、酒吧、咖啡店、民宿等富有青春活力感的文化休闲设施，完善生活配套，满足数字游民多样化、个性化、潮流化的生活工作需求。
　　四是要创新乡村人才政策。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资源，数字游民社区是吸引人才返乡创业的重要平台。要从顶层设计出发，根据各地实际，构建吸引并培育乡村数字游民的政策体系，为乡村“创客”提供创业资金支持、金融支持、住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举措，积极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孵化中心，为数字游民社区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同时，联合知名高校、社会组织，围绕文化创意、艺术乡建、乡村旅游、乡村电商、特色农产品等主题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充分激发数字游民群体的创作才华、创新活力和创业激情。
　　总之，在新时期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有条件的乡村应积极发挥资源优势，打造具有特色的数字游民社区，充分激活乡村闲置空间、生态优势和文旅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摘自《数字游民社区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群言》2024年第11期）
　　 
　　数字游民的引导策略
　　（一）弥合城乡鸿沟，助推“数字游民”向“数字乡民”的转变
　　数字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流动的可能性，促使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对流”，数字游民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可以有更多的联结空间。作为一种打破传统时空格局的全新生活方式，数字游民给厌倦城市生活的青年带来了诗和远方，同时也提振了流入地的“烟火指数”，加快了城乡要素流动和数字技术下沉乡村,客观上推动了乡村产业提档升级与转型，其创新思维更是为乡村发展带来无限的机遇与可能。当地政府需将数字游民这一批反向流动的“城归”人口纳入乡村振兴蓝图，构建“产—乡—人”的有效链接机制。而数字游民作为一种人力资源，与流入地政府的关系可以有传统之外的更多想象空间。在引导策略上应当循序渐进，先建立生产关系再建立程式联系，实现双方的协作与融合。随着社会对数字游民的认知逐渐全面，数字游民与乡村的界限逐渐消散，数字游民逐渐向数字乡民过渡，数字游民或将与乡村要素产生更强的化学反应，共栖编织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共同体。
　　（二）完善支持体系，化解流动语境下“游走”与“嵌入”的矛盾
　　“流动性”属性衍生了“游走”与“嵌入”的冲突。通过不断完善数字游民的保障体系，制定长期吸引游民的特色方案，能够有效促进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融合。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自带枷锁的，“流动性”的属性使得数字游民在“游走”和“嵌入”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心理表征，在情感上表现为进退两难的“孤独”“停滞”状态。一方面，“流动”是数字游民的主动选择，但流动的过程中，医保社保不明晰、新产业的劳资关系不明确、司法保障不完善、网络安全有风险、休闲与工作边界模糊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流动”会产生诸多隐形的代价，成为数字游民意味着要放弃大城市高薪的工作和晋升发展的机会，跳脱原有的社交圈，重塑新的社交关系，生活脱离稳定并与不确定性挂钩，使得其归属感与疏离感不断交织。作为时代发展洪流下产生的新现象，相关法律政策的帮扶不可或缺，不断完善数字游民的保障体系能够增强数字游民的归属感与主人翁意识，使其将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在个体层面上，数字游民要加强流入地个体身份认同以降低主动边缘化趋向，要理性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三）创新基层治理，搭建从“景观”到“理想”的新社区
　　在“市场化”与“公共性”的冲突下，应将数字游民社区纳入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整体框架，纾解边界困境。“在DNA公社生活的一年里，不断有媒体、记者等来打扰，DNA公社就像一个景观一样，拍照、采访是常有的事情，这与我理想的状态逐渐产生背离。”数字游民社区的建设旨在打造一个生态宜居、设施完善且聚集了相同价值观人群的聚集地。而作为社区的开拓者，其意图是聚焦数字游民这一新兴消费群体，挖掘其身上的商业消费价值，这一商业化定位与数字游民群体本身的诉求并不能完全对接，于是作为“理想”的新社区在外界的凝视下被压平为一种“社会景观”。数字游民社区这一名称中有“社区”，但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作为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组织的“社区”有显著区别。虽然“社区”也向入住的数字游民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和资源支持，但其没有被纳入政府基层治理体系的框架，难以获得政府的资金和资源支持，通常都是由市场化主体负责运营。因此在“景观”乌托邦的困境下，应将“数字游民社区”纳入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以此实现商业化和公共性之间的有效平衡。
　　（摘自《数字游民的典型特征、生成原因及引导策略——基于浙江的调查研究》，《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4年第4期）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
　　一、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
　　西方学者在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等核心议题上进行了大量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但也有些未充分讨论的问题，有待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深化。
　　首先，流动性是数字游民的主要特征之一，帮助他们跨越不同物理空间、组织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边界，使他们在职业领域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同时具备更强的工作自主性。不同的研究者对流动性进行了分类和阐述，将他们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这种差异性包括从灵活选择工作地点但不在旅行时工作的数字游民，到完全抛弃永久居留权，全身心投入流动生活的数字游民。这种分类有助于更整全地理解数字游民群体内部多样性及其对流动生活的态度。但仍有问题，比如，数字游民全球流动的动力源于何处?是如赖兴伯格所言的数字游民身份特征，还是他们对改变生活方式、追求自由选择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次，地理套利是数字游民优化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关键策略。它表面上是个体为获得更好生活体验和经济效益所作的理性选择，但其背后却是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问题。数字技术在地理套利中的作用，以及它是否能从本质上解决地理套利可能带来的问题，还是将损失转嫁到无法迁移的人群身上，需要更深层次的分析研究。此外，在数字游民地理套利行为中，如何平衡他们在居住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也是一个有待全面探讨的议题。
　　再次，工作与休闲平衡是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核心挑战之一，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多样化的观点。相关研究关注数字游民通过个人品牌化迅速高效地寻找工作、建立人际网络和提升职业声誉的实践，进而反思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工作伦理对个体工作与休闲的支配作用，这也是工作全方位渗透到休闲时空中的主要原因。尽管有较多研究关注短期内数字游民的工作与休闲平衡，但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仍缺乏从更长时间段或周期出发，系统考察工作与休闲的关系，以及对个体职业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持续影响。
　　最后，线上和线下社区营建是数字游民社交和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关键支撑。相关研究从多个维度阐述数字游民社区如何在信息共享和情感连接方面助力他们更好地应对孤独、减轻工作压力和缓解生活焦虑等问题。然而，两类社区的内部运作和治理机制、社区文化的塑造，以及数字游民情感满足或补偿机制等问题亟待深入探究。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个核心议题存在着密切联系。首先，个体流动与地理套利相关。数字游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在不同生活成本居住地之间的迁移，使他们能够实现“地理套利”，从而履践“在高生活成本地区赚钱，在低生活成本地区消费”的工作生活方式。其次，个体流动和工作与休闲平衡相关。自由流动赋予了数字游民控制自身生活方式的权利，使他们获得了分配工作和休闲时间的自主权。然而，大多数数字游民不得不时刻像运营创业项目一样管理自己高度流动的生活，导致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最后，工作与休闲平衡和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相关。数字游民不仅需要应对工作与休闲平衡被打破后可能带来的“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现实困境，还必须处理因脱离传统固属社群而产生的各种情感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营建数字游民线上和线下社区变得异常必要且迫切。这些社区不仅有助于解决数字游民的孤独问题，为他们提供宝贵的“社交生命线”，同时也成为他们探讨与游牧式工作生活方式相关各类问题的重要平台。这些议题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有待相关学者结合不同国家或地区、年龄、性别、种族、职业、教育背景的数字游民进行深入剖析和反思。
　　二、西方数字游民研究的中国启示
　　虽然中国数字游民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尚不算丰富，但中国学者已经对其中的几个典型职业群体展开了全面且充分的研究。举例来说，在网络主播研究方面，戴颖洁和吕梓剑两位研究者通过对W品牌电商公司的田野调查和13位相关人员的半结构式访谈发现，一方面，网络主播深陷“强制规范”、“工作量化”和“内忧外患”的劳动处境，遭受着品牌方、平台和自我的三重剥削，进而出现主体价值降级、主体自我他塑、主体认同迷失、主体之间竞争等情况，其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全方位下降;另一方面，他们采取虚假打卡、自主跳槽等方式进行反抗，劳资关系因此处于一种长期的、循环的博弈状态。在短视频创作者研究方面，周孟杰借鉴安德烈亚斯·赫普的传播“型态”框架，对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层审视，发现这些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创业等方式推动了乡村“内生性”向数字“内生性”的转型，同时帮助他们对抗算法“幽灵”，整合乡村分散的要素，重新塑造乡村共同体。在网络文学写手研究方面，胡慧和任焰两位学者颇具启发性地指出，平台通过“兴趣梦”与“财富梦”等方式与写手形成劳动“共识”，并以众包生产体制实现资本跨时空、跨阶级的弹性积累，打破了劳动者工作与闲暇的界限，使劳动异化延伸至他们的生活世界。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察觉，西方数字游民研究与中国大陆学者的工作存在诸多共同议题和相似的社会关切。具体来说，数字经济为个体提供了更自主和更灵活的工作机会，但同时也给劳动者带来了不稳定和缺乏社会保障的挑战。这种情况不仅在西方存在，也是当前大多数中国数字游民不得不面对的现状。
　　此外，许多西方国家或地区开始推出针对数字游民的特殊签证和居留许可，旨在吸引这类短期居住者，以缓解新冠疫情对旅游业和相关行业造成的冲击。同样，为了吸引人才、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长期注入，为疫情影响下的数字经济开辟新商机，积极吸纳和拥抱数字游民也成为国内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策略。近几年，数字游民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间在浙江安吉、云南大理、海南万宁等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西方学者对数字游民工作与生活空间的考察和研究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间中，中国数字游民与大多数西方数字游民一样，经常受到工作与休闲边界模糊、情感孤立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与前文提到的不稳定工作状态和缺乏社会保障问题相互缠绕，共同构成了中国数字游民群体在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评述西方数字游民研究成果，或许能为中国大陆学者的相关探讨提供可借鉴的启示，进而更深刻理解和有效应对上述困境，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这也为国际学术界在数字游民议题上展开学术对话和思想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当然，中国学界在借鉴和汲取西方相关理论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政策环境，以及数字游民工作和生活所依托的平台媒体等层面的，也包括中国“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发展规划对于数字游民的深远影响等。理解这些差异对于深入探讨与中国数字游民相关的问题至关重要。
　　首先，虽然中国社会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也呈现出高度流动的特征，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这会导致中国数字游民在面对流动时，与西方数字游民在态度上存在差异。分析和研究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数字游民流动的动机和行为。
　　其次，从政策环境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数字游民在流动时面临西方学界不熟悉的隐性特殊经验。我们亟须关注相关政策对中国数字游民流动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探讨如何优化政策以更好地支持国内数字游民的长期且健康发展。
　　再次，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平台媒体的发展与国家发展规划以及政府的政策监管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这可能会对高度依靠平台媒体的数字游民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我们应深入研究平台媒体对数字游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作用机制，同时也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优化平台经济的政策环境，以支持数字游民的发展和流动方式，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
　　最后，中国当前“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发展规划对数字游民的广泛影响值得关注。当下，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为数字游民提供既有生活品质又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工作场景的能力。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选择在农村定居，转变为“数字乡民”。他们通过创建工作室、实训基地、创业小镇等方式，积极参与到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浪潮中。这无疑对中国的乡村发展，尤其是“数字乡村”的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为中国数字游民研究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士绅化”“地理套利”的新路径，同时也为数字游民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摘自《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作者姚建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