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县域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及其衡量标准
　　三、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经历的历程
　　（一）上世纪80年代——县域经济发展第一阶段
　　（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县域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三）进入21世纪——县域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进入第四阶段
　　四、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五、我国县域发展概况
　　六、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一）晋江：运动服饰与运动鞋生产制造基地
　　（二）义乌：全球小商品制造集聚生产基地
　　（三）慈溪：小家电全产业链生产制造基地
　　（四）昆山：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基地
　　七、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高
　　（二）县域产业集聚平台不足
　　（三）县域人口流失趋势加重
　　八、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健全县域经济发展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
　　（二）坚持因地制宜走符合地方实际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三）以改革创新全面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均衡化
　　（五）加快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进程
　　（六）提升县域产业平台产业和就业承载能力
　　参考文献
　　 
　　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我国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义乌市、慈溪市和福建省晋江市4个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突破100万，成功拿到了大城市“入场券”。在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四个县级市强势跻身大城市彰显了县域经济的巨大潜力，也给未来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又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因此，聚焦探讨新时代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县域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所谓县域经济，是一种县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具体讲，就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形成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以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发展主题和方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实现县域内各个产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从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县域经济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动性，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县域经济具有基础性地位。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包括小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县域经济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经济单元，它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支持，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次，县域经济具有综合性特点。县域内有统一行政规划和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包含工业、商业、农业等产业部门，形成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但县域经济不能实施“大而全”战略，应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重点发展特色产业，形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再次，县域经济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每个县域都有其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传统、特定资源相关联，经济发展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落后省份和发达省份之间，而且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区各县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也很大。相当一部分县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选择经济发展路径，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最后，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开放能动性优势。县域经济不是各自为政，而应以市场为导向，以优化县域经济结构为手段，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使其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具有顽强生命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新的切入点，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及其衡量标准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立足县域要素禀赋基础，参与国民经济产业分工，发挥各县比较优势与特色，实现县域间分工基础上的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在分工基础上开展专业化生产以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以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不断提高县域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坚持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主要有四：
　　一是体现资源禀赋的地域分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重新倡导扬长避短、各尽所能的基本宗旨。要以利用资源条件与发挥比较优势为发展起点，围绕资源禀赋建立产业基础，并以此形成和延伸产业链，形成建立在地域分工基础上的县域产业发展体系。
　　二是追求产业的规模经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专业化发展理念，抓住体现地方特色与优势且为数不多的产业门类做大做强、做精做深，形成规模优势，彰显地域特色。
　　三是促进要素的合理利用。县域经济发展要合理利用土地、劳动、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必贪大求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合理配置、利用要素资源，提高亩均投入产出水平，以较小的发展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水平。
　　四是实现生态的永续发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其产业体系建立与产业链的延伸要充分体现绿色发展理念，追求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是县域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三、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经历的历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一）上世纪80年代——县域经济发展第一阶段
　　一方面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乡镇工业，极大激发了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但也埋下了“小、散、乱”的布局隐患。
　　（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县域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一方面巩固农村改革成效，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另一方面以各类园区为代表，逐步向工业园区化、农业基地化、城镇集中化转变，初步形成专业集中的园区经济，成为经济强县的重要支撑。
　　（三）进入21世纪——县域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
　　区域持续分化、不平衡性加大。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并出台相应政策，县域经济受到关注。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县域经济逐步融入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加速；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受制于基础条件不够完备，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城乡一体化融合以及改革滞后等，县域经济虽也取得长足发展，但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差距，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进入第四阶段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于资源整合能力差、顶层统筹设计不足等问题，县域经济的先天不足逐步显现，而分工专业、各具特色的精品小城镇成为带动农村产业转型、结构调整的新亮点。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发布，为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根据规划，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应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建设，进一步补齐补强县城短板弱项，建设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人口集聚能力较强的县城，加快就地城镇化进程。再经过一个时期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与邻近大中城市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促进城镇体系完善、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总之，把强县与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贯通起来，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强做优县域经济。
　　五、我国县域发展概况
　　壹城经济咨询中心（壹城智库）发布的《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指出，截至2021年底，中国内地共有县域1866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0%左右，占中国大陆人口和GDP比重分别为52.5%和38.3%。中国县域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总体上呈现出集聚的趋势，一是只有少数县域人口显现出人口集聚优势。二是县域内人口在向县城集中。
　　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GDP超过千亿的县域共计45个，国土面积为7.9万平方公里，GDP为7.3万亿元，总人口约0.53亿。45个千亿县域的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75人，人均GDP为13.7万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倍和1.7倍。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2000人的县域包括福建的石狮和晋江，以及江苏昆山；人均GDP超过20万的县域有5个，分别是江苏江阴、陕西神木、贵州仁怀、江苏昆山和江苏张家港。45个千亿级县域中，43个位于“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发展的城市群。国家重点发展的城市群中，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珠三角和成渝没有千亿级别的县域；发展壮大类城市群，关中平原、北部湾2个城市群没有千亿级别的县域；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7个城市群也没有千亿级别的县域。
　　2022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百强县市中，包括76个县级市，22个县，2个旗。入选县市最多的仍然是江苏和浙江，分别有25个和22个县域位列百强。这意味着，江苏全部40个县市中，60%以上入选百强；浙江全部53个县市中，40%以上入选百强。此外，山东有14个县域、福建有7个县域入选百强。榜单上的其他县域包括：河北、河南、湖南、安徽四省各4个，四川3个，内蒙古、湖北、江西、贵州四省各2个，吉林、辽宁、陕西、广东和云南各有1个。
　　按照传统的南北方划分，南方占73席，北方占27席。按照四大板块划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各占73席、16席、9席和2席。按照重点城市群划分，长三角城市群40席，京津冀城市群4席，长江中游城市群8席，粤闽浙沿海城市群9席，成渝城市群3席，珠三角城市群1席。
　　从人口流动来看，尽管高质量发展百强县是县域发展的佼佼者，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县域存在人口流失现象。江苏如皋、启东等20个县域，不但存在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的现象，而且过去10年，常住人口处于减少的过程中。人口流向是由发展机会、城市品质决定的，但归根结底是由经济运行效率决定的。人口的普遍外流表明，尽管百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相对较强，但与中心城市、大城市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由于外流人口往往是素质较高的年轻人口，因此，人口流失一方面会加快本地人口老龄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县域经济活力，损害县域长期经济增长。
　　高质量发展前10强县域，生活着1600万人，创造了2.8万亿GDP，人均GDP高达17万元。10强县域均呈现人口净流入和人口持续增长状态。2010—2020年，10个县域人口增长了262万，义乌、昆山、慈溪、太仓、江阴和常熟的人口增长率均超过10%。义乌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77468元，从与全国主要城市的对比来看，仅略低于上海，远高于北京、深圳和广州。而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和慈溪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都超过了6万元。
　　截至2021年底，全国还有1301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和3个自治旗，共计1470个建制县（旗）。在严控“撤县建市设区”的背景下，对1470个尚未改为市或市辖区的县级行政区划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把握全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推动城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国土空间的普遍繁荣。
　　六、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义乌、昆山、慈溪和晋江4个县域的省外流入人口超过70万人，远多于其他县域。这四个县级市刚好是全国4个城区人口超过100万、跻身大城市行列的县级市。
　　（一）晋江：运动服饰与运动鞋生产制造基地
　　2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晋江经验”的引领下，晋江市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推进产城人融合，走出了一条县域全面发展的典范之路。
　　“晋江经验”指引下的泉州市，晋江、南安、石狮、惠安、安溪等县域经济突破上行，带动泉州实体经济持续壮大。20年来，泉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从2002年1081亿元，到2013年突破5000亿元、2020年突破1万亿元、2021年达11304亿元。目前，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安溪5个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行列，其中晋江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第四。
　　20年来，晋江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作为地理面积仅占全省1/200的县级市，晋江的县域经济实力持续稳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坐拥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4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建成2个千亿元、5个百亿元产业集群，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中小城市建设的样板。
　　20年来，晋江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77亿元增长至2986亿元，年均增长11.6%；财政总收入从20亿元提高到257亿元，年均增长14.4%，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四强，引领我省县域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2022年上半年，晋江克服疫情影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1.30亿元。晋江市力争到2025年，工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突破300亿元，继续谱写晋江县域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二）义乌：全球小商品制造集聚生产基地
　　义乌由“鸡毛换糖”开始，发展小商品经济，推动商业资本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张，推进区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
　　全球小商品制造集聚生产基地的义乌，商户云集。数据显示，义乌的省外流入人口达到了88万人，占义乌常住人口比重高达47.3%，也就是说，大约每2人中，就有1人来自省外。义乌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产业优势，主要以小商品为特色来发展，而小商品的覆盖面比较强，不仅是全国，更拓展到全球去，能级的提升，集聚了大量商户。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义乌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3903.05亿元，增长24.7％；出口3659.12亿元，增长21.8％。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3715.05亿元，同比增长18.9%，其中电子商务内贸交易额2701.48亿元，同比增长19.9%；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1013.57亿元，同比增长16.4%。
　　（三）慈溪：小家电全产业链生产制造基地
　　慈溪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获得“家电之都”“轴承王国”“轻纺基地”等美誉。慈溪的省外流入人口达到了77.8万人，占慈溪常住人口比重达到了42.5%，这一比重仅次于义乌。慈溪与青岛、顺德并称为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其中，2021年慈溪生产家用电风扇1467.84万台，增长36.9%；家用电热烘烤器具5111.85万台，增长9.2%；家用电热取暖器具1064.04万台，增长37.8%。今年慈溪取暖器出口尤其是出口到欧盟的大幅增长，引起广泛关注。
　　（四）昆山：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基地
　　昆山市素有“中国最强县”之称，GDP连续18年居县域第一。昆山抓住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两大产业。2021年年末，昆山拥有1个千亿级IT（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产业集群和1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全年生产计算机整机4529.10万台、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3380.20万部。发达的产业基础上，昆山集聚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昆山的省外流入人口达到了78.3万人，位居第二，占昆山常住人口的37.4%。同时，昆山常住人口中，还有32.4万人来自省内其他县。两部分合计达到了110.7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过半。此外，由于距离上海较近，昆山的外来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工作在上海、居住在昆山。
　　制造业是昆山的立身之本，依托上海的发展带动，昆山迅速崛起了大量的企业。除此之外，2021年昆山试验区管理机构、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昆山高端装备制造基地）获批落地。昆山开发区、昆山高新区获授“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发展区”。2021年，昆山规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284.48亿元。昆山市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分别达5546.2亿元和2781.7亿元。在昆山2411家规上工业企业中，产值总量超亿元、十亿元和百亿元企业分别为1099家、131家和13家。2021年末，昆山累计上市挂牌企业129家，其中境内上市26家，境外上市（柜）14家，新三板挂牌89家。
　　七、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高
　　我国县域在经济实力和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不平衡性突出。据《2019赛迪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我国县域经济总量达到39.1万亿元，其中百强县以不到全国2%的土地和7%的人口，创造了25%的县域GDP。这意味着剩余的1800个左右的县域单元，总共创造了29.3万亿元的GDP，每个县的GDP贡献率不足百强县平均水平的1/6。百强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经济的强弱，在百强县分布上明显呈现东强西弱的局面，东部地区有71个县市进入百强县，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仅分别有19个、7个和3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强，则省域经济也就越强，反之那些缺少较强县域的省份，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穷县市在产业竞争中因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营商环境等方面缺陷往往落败于强县市，最终收入分配格局会遵循产业发展形成路径依赖，继而进一步制约县域消费潜力的释放。
　　（二）县域产业集聚平台不足
　　我国县域在产业集聚平台建设上存在着平台少、层次低的问题，不仅自身孕育产业能力不足，而且在承接产业转移、打造稳定产业链方面，与市辖区或省会城市等大中城市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开发区是我国地方承接产业转移和实现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形式，但是在经历开发区整顿后，县级以下大量的开发区被裁撤关闭，导致县域层面的开发区总量较少、层次较低，对产业的吸引力在下降。据统计，在我国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仅有47个位于县域层面（37个位于县级市、10个位于县），仅占国家级开发区总量的21%，而有国家级开发区的县不足3%，超过96%的县仅有省级开发区或者没有开发区。由于县域层面缺少高等级、高质量的产业集聚平台，导致县域吸引产业的竞争力弱，县域产业园区主要是以零散中小企业为主，而难以承载大型企业。这导致县域承载就业人口的空间小，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从发展实际看，产业平台载体越少、承载产业发展能力越差的地区，人口流失也就越严重。
　　（三）县域人口流失趋势加重
　　在县域城镇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另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县域总人口的流失。据恒大研究院2018年对全国不同等级城市行政单元的一项研究，我国城市人口存在着一二线城市大幅流入、五六线城市快速流出的趋势，2011-2016年，以县域为主的五六线城市常住人口分别下降了0.4个和0.6个百分点。与高等级城市相比，县域城镇虽然“近水楼台”，但是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就业空间较小等，县域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仍然有限。虽然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县域城镇人口在增长，但是县域常住人口减少却是普遍现象，而且从长远来看，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也是一个基本趋势，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不断成熟，县域城镇人口增长必将放缓，县域总人口的流失状况将会更加突出。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县域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并根据人口流动配置相关要素资源，避免资源要素的浪费。
　　八、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健全县域经济发展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守好“两条底线”的政策制度。县域经济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触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切实落实好党政同责，通过“长牙齿”的制度政策确保守好底线。二是建立和完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强有力的考核制度。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考核实施了强有力的“赛马”模式，给予县级党和政府官员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激励，取得了不错的发展绩效。三是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的完善。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应积极推动制度和组织创新，维护好农民的切身权益，为进城农民留好退路，使得农民广泛参与到县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同步，发挥县域经济应对国民经济重大风险变化的“蓄水池”作用。
　　（二）坚持因地制宜走符合地方实际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我国有将近3,000个县城，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差别巨大，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单一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历史文化以及发展机遇，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东部发达地区和大都市郊区县域政府的财政实力较强，而且有较为强大的科技实力支撑，同国内外经济交往频繁，其定位应该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经济体系。东北地区肩负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政治责任，应紧紧围绕国防、粮食、生态、能源和产业安全需要布局和发展县域经济，在此过程中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部地区应抓住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有利时机，改造提升自身县域经济，着力做好大宗农产品生产、产业聚集区等建设，推进合作经济组织与生产服务体系建设。西部地区可围绕具有西部特色的农、牧、药、旅游和特色工艺发展，不断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
　　（三）以改革创新全面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县域经济历来是整个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单元，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在县域层面的最先实施。东南沿海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充分享受了制度改革的红利，乡镇企业大量涌现推动了东部地区的一些县市率先发展起来，成长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但是大部分县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活力，还需要通过持续的改革创新来调动。一是要把深化改革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构建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治理体系，稳定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二是要注重培育县域经济创新能力。县域经济发展要善于打破固有的发展模式，加大引进创新人才、培育创新主体、打造创新平台的力度，在产业发展上要跟随5G、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提升县域产业质量效益。
　　（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均衡化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载体，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城乡、工农利益的均衡化。一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均衡化。这既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目标，也是检验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尺度。二是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均衡化。这既是城乡间利益均衡的重要方面，也是检验农民是否同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同等享有现代化成果的尺度。三是不同层级城市间利益的均衡化。其重点是促进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开放共享、有机衔接的城市化格局，城市群之间公共服务和优质资源的共享共用也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四是政府公共财政资金配置的均衡化。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享有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政府的财政资金也是其重要资金来源，考虑到当前县域层面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瓶颈的现实，政府财政资金应在一定程度上向县域倾斜，唯有如此，县域才有优质生产要素的集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才会坚实。
　　（五）加快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进程
　　过去我们在政策上要么强调小城镇、要么强调大城市对城镇化的拉动效应，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县城的重要性。县城在县域经济中是区域发展的核心，把县城做大做强做好才能提升本地居民的城镇化进程。对此，一是要持续完善县域中心城市功能，提升城区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集中发展分散性城市服务体系，围绕县域城市居民需求，提供设施齐全、服务完善的新型城市中心，提升城镇居民生活品质。二是加快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地区延伸。县域经济是一体化、融合化的发展，县域城镇化也不应该是一味的让农村居民进入城镇生活。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地区延伸，让县域内农村人口在不进行居住地空间迁移的情况下，也能够享受基本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文明生活。
　　（六）提升县域产业平台产业和就业承载能力
　　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症结在于打造县域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这就需要立足县域比较优势，以打造高质量县域产业平台为手段，以本地资源禀赋为依托，全面提升县域产业经济的竞争力。一是要加大对县域产业发展平台的政策扶持力度，补齐县域内产业平台公共配套设施短板，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配套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推动要素资源向县域产业平台集聚，进一步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二是以县城产业发展平台为核心，打造辐射乡镇、服务中心城市的县域产业集群。县域经济发展不是孤立的发展，而是要站在连接城乡、服务市场的高度上选择符合本地发展的产业方向。要立足本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引进培育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项目，开发利用以本地资源禀赋为依托的产品，将自身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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