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和发展趋势
　　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依据某一种技术经济联系而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形态，即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技术研发设计—中间品制造—产成品装配流通—终端消费—回收循环等多个环节。产业链的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有关分工的论述。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链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活动，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把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了企业间分工的重要作用，这应该是现代产业链理论的真正来源。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经济超预期衰退，对全球产业链体系带来严重冲击。一方面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迫暂停或中断，充分暴露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和短板；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普涨引发超通胀预期，对各国的国家产业链安全构成更大挑战。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重塑加快，欧美等在全球产业链重构方面强化产业政策和公共部门科技创新投资，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展开全方位竞争。目前我们正身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的后疫情时代，多重复杂因素耦合，预示着全球化重塑正在加快。全球产业链的加快重塑重组，也将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向集群化、区域化、安全化、内链化发展：
　　一是集群化。疫情爆发前全球产业链主要是由市场自由配置资源要素形成的水平分工，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较多，运输距离过大，一旦遇到全球性的危机，比如此次的新冠疫情，将带来全球产业链断链脱节等风险。疫情后，产业将依托于全球各地已经形成较为齐全的基础设施、生产基础以及成熟环境，对资源要素进行结构性配置，实现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集群发展。
　　二是区域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国家之间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是合理的。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已经形成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如国家之间的战略不信任，将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大幅缩短，次区域化将替代全球化。
　　三是安全化。疫情后，各国纷纷意识国家分工的脆弱性。过去主要是追求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则，现在更应注重社会成本最低的原则，把追求产业安全可控作为配置产业的重要标准。跨国企业更多地要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前提下更加倾向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可靠性。
　　四是内链化。疫后原有产业链的稳定将被打破，产业链将在纵向缩短、横向集聚发展。不同国家和企业的分工，链条上不同分工环节将逐步收缩到内部或者区域群体，全球化形式也将主要利用内需来完成。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潜在危机
　　重新审视当前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格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以欧美核心技术和雄厚资本为主导，通过世界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融入到现有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但是，在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十分薄弱，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贸易分工的不公平现象较为突出。许多的资源型国家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短期内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建立起较为初级的工业生产体系，但长此以往却陷入发展困境，付出了资源能源耗竭、生态环境破坏、技术迭代落后等长期的发展代价。因此，全球贸易分工的合理性，贸易规则的不公平性问题正在侵蚀全球产业链的融合，这也是“逆全球化”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且存不确定性
　　经过疫情冲击和产业链供应安全的考验，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包括美国、日本等国政府开始通过政策引导产业链回归本土，着力提升价值链稳定性。如美国就多次呼吁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并从科技产业政策、投资和科技限制、科技竞争法案等强化核心产业链优势地位。纵观全球产业链体系，欧美仍占据产业链价值链的主导地位，这也给未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根据最新数据，2020年全球前十半导体企业中，美国企业6家；营收总值看，美国6家企业占比59.2%。整体看，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产业链环节欧美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贸易战”和“科技脱钩”背景下竞争格外激烈。
　　(二)西方国家推动产业链的负面效果
　　除了生产制造环节面临的“断链”风险，资源能源网络的不平衡结构将持续困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从发展预期看，大国宽松政策退出仍面临两难境地，一边是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企业债务纾困需求不减，贸然退出会引发企业和住户部门债务违约风险，影响产业链生产端；一边是通胀指标快速上行，市场投资和企业生产摇摆不定，一旦出现突然加息或资本外流加剧，会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上下游正常经营。目前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势不减，导致原材料进口价格飙升，欧美维持宽松政策叠加复苏预期增强将加剧大宗商品供需错配的矛盾，驱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暂未出现减弱的预期，这进一步抬升进出口的双重成本压力，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平衡。
　　(三)地缘政治依旧深刻影响
　　疫情前中美“贸易摩擦”扰动全球市场，促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全球产业链有了新的认识，如何在安全与发展之间保持平衡成为当务之急。疫情加速了全球化重塑的趋势，其中地缘政治开始左右全球产业链布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纷纷以资源能源控制权、科技知识产权、贸易保护等多种形式“塑造”全球产业链生态，在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蓄意设置政策门槛和投资限制。如近期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2021战略竞争法案》矛头均指向我国核心产业链。拜登政府已提出多个涉及到产业链安全的计划，包括对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矿产和药品等四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100天审查，很有可能继续强化特朗普政府时期2018年退出的《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等。2020年欧盟通过的中长期预算提案和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同年9月发布的《欧盟战略技术和行业所需的关键原材料：前瞻性研究》报告、《关键原材料行动计划》和修订的关键原材料清单旨在构建具有韧劲的原材料价值链，同时减少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原材料的依赖。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均在疫情期间加快建立稀土、矿产和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计划，保障关键原材料不中断，力保其形成新的产业链资源精准优势。同时，美国开始制定和推进“产业链联盟”策略，借助G7框架强调确保产业链安全审查的共识，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国家在核心产业链方面设定更高标准，建构排他性竞争机制以及强化科技竞争战略，对我国核心产业链价值链提升形成遏制。
　　三、我国产业链重构
　　(一)我国产业链发展历史
　　中国产业链布局大致经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1.1949~1964年：156项项目阶段。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展了“156项项目”，优先发展重工业，保障国家国防安全。从区域布局来看，“156项项目”分布于17个省，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2.73%、24.84%、28.10%和44.33%，投资重点在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
　　2.1965~1978年：三线建设阶段。为了国防战备，中国在内地的十几个省份开展了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三线地区新增固定资产1145亿元，占到全国的33.58%，西部地区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区域，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80.56%。
　　3.1978~1998年：东部率先改革开放。在此阶段东部GDP占全国的份额从43.56%提高到52.67%，产业向东部集聚。
　　4.1999~2008年：区域协调发展。为了缩小区域间差距，中国政府自20世纪末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先后推行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
　　5.2008年以后：产业向海外转移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产能过剩、企业运营成本快速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意愿不断提高。“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均推动中国产业向外转移。
　　(二)我国产业链重构的必要性
　　疫后产业链重构已到关键节点。疫情期间，海外产业链遭遇到较大的困难，疫情封锁叠加部分国家和地区贸易、科技等领域的限制性措施，促使全球产业链出现了较大的风险，并由此抬升国际贸易成本，导致区域贸易摩擦和争端有所加剧。
　　从时间轴来看，我国在此次疫情中也遭遇到了两次冲击，第一阶段是国内疫情出现导致的经济活动停滞，带来国内产业链暂停的损失；第二阶段是海外疫情失控引致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海外疫情扩散对我国中高端产业影响的严重性取决于冲击的长度和强度，比如高度依赖国外中间品进口的半导体产业、汽车产业等。从长期看，虽然外贸形势较好，但仍需加快产业链体系重构，以中高端产业链价值链为发展导向，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含金量”。
　　当然，由于海外疫情扩散的复杂性和艰难状况，短期内修复海外产业链的难度较大，整个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化的趋势或有将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疫后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且出现分化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21年和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将达8.4%、5.6%，明显高于主要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复苏的预期增强，在面对复苏分化的背景下，我国大型企业应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链生态重构布局，加快产业升级改造和制造业的创新研发，吸引外资的模式会逐渐从“成本驱动型”向“市场驱动型”“制度驱动型”转变。同时，由于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如高端科技出口限制措施加码以及不断收紧的科研合作项目削弱了核心产业链的稳定供应，而全球范围内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升了全球产业链的贸易成本，增加了新的壁垒。产业链竞争亟待新的战略突围。从未来前景看，我国仍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中心支点，
　　(三)我国具备产业链重构的优势
　　我国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生产基础、具有竞争力的制造能力以及发达的全球运输网络，在疫情期间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仅为我国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支持，而且为全球抗疫作出重要贡献。
　　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全球产业链体系重构的目标，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基础更为深厚，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经济增速保持前列的大型经济体，我国的未来经济实力仍处于上升期，尽管速度会有所放缓，但在体量庞大的基数效应和较稳定的中速增长支撑下，我国大规模的产业链升级将沿着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深入实施，助推先进制造业奠定发展；
　　二是我国具备深厚的制造资源和工程师红利，虽然我国逐步转向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退，但基于我国大专院校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工程师红利开始显现，这也给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人力资源、科技基础，并借助制造优势而充分释放增长潜能；
　　三是我国内生性改革的动力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向凸显了决策层对经济内生性增长的高度关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无论是“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导向，还是政策层对国有企业改革、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等，更加重视从经济发展内部寻求破题之道，加快激活全要素生产率，为产业链重构提供政策保障。
　　我国产业链体系的比较优势还凸显在两大方面：
　　1.产业体量大、产业链完备
　　在嵌入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产业链。中国经过多年的自主发展，形成了最长、最大、相对最完整的产业链。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22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种，目前有约23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了我国经济体系的巨大韧性，甚至在外界不可控因素冲击下仍能够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2.新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
　　近年来，虽然中国传统的资源禀赋优势逐步丧失，如低劳动力成本、人口红利等，但新的超越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从生产投入要素看，基于初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劳动力要素形成的成本优势，逐步向以数字等高级生产要素组成的技术优势转变。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国制造业劳均年工资由2009年的4915美元升至2018年的9061美元，其7.00%的年均增速不仅比全球增速高出近6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目前，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庞大，位列世界第二。通过数据生产要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信息化支撑与改造，打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无疑会成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力量。
　　(四)我国产业链重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改变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进程作为后发国家，未来我国向中高端产业链转型的动力会越来越强，面临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多。
　　1.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呈现过早去“工业化”
　　制造业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约有80%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都在制造业，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进步表现最充分的领域，具有显著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是最能体现产业链分工的行业。以制造业来分析中国产业链发展现状更具代表性。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从2010年稳步提升，到2021年之前就已实现绝对数量上的翻一番；但是在GDP占比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峰值31.90%降至2019年28.4%，基本维持在28.00%以上。另外，从制造业增加值总量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遥遥领先。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00%左右，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为17.00%。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比如，中国在钢铁、铜、水泥、化纤、造船、汽车等领域有数百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这些产业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等领域自给率严重不足。再从制造业就业比重来看，2013年起中国制造业城镇就业增长率开始下降，2014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就开始缩减，近年来缩减情况更加明显。伴随产业深度分工与演化，服务型制造业不断壮大，因此，传统意义统计口径下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会出现结构性下降，但在中国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背景下需要高度警惕过早“去工业化”陷阱。
　　2.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整体附加值低
　　虽然中国产业不断向中高端升级，但是总体上产业附加值还有待提高，与制造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初期中国制造业以加工出口贸易为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同时往往会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在制造业内部，以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纺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类产业为例，它们的附加值率远远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由于产品附加价值相对低，中国并没有充分分享到全球化利益。以麦肯锡对iPad和iPhone的价值构成分析为例，其中原材料成本占比为31%，分销和零售成本占比为15.00%。对于一台iPad，苹果公司获取的利润占比为30.00%，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却只占2.00%；而对于一台iPhone，苹果公司的利润占比为58.5%，而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占比仅为1.8%。
　　目前，尽管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有所提高，但在自主开发能力仍较薄弱，研发投入总体不足，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缺乏世界一流的研发资源和技术知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不足，基本上没有掌握新产品开发的主动权。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而且与新兴市场国家也有一定差距。
　　3.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巨大的市场规模、后发模仿技术、低成本要素供给等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后发赶超的“快车道”式发展，但是也带来产业基础能力积累不够的弊端。这造成高端产业发展不足，易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水平低，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严重，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一直是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大短板，包括计量、标准、认证、信息服务等的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算法等产业的核心基础主要依赖国外。这些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手中。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的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高端传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中国制造”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依然存在亟须攻破的技术难关。工业信息化部对中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表明4，32.00%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00%的关键材料依赖进口，大部分计算机和服务器的95.00%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部分存储芯片依赖从外国进口。由于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当前中国许多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问题。
　　(五)我国产业链重构的可行建议
　　1.构建基于独立安全的产业链重构战略
　　目前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更趋于复杂和多变，主要体现在国际权力结构变迁引发的全球化重塑进程正在加快，疫情催生了更多的地缘政治风险，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安全稳定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应在充分掌握全球主要国家产业链调整政策和国内政治气候变化的基础上，构建基于独立安全的产业链重构战略，为国家整体产业链重构制定详细的规划和时间线，抢占高科技研发创新的重要窗口期。包括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置于更高的地位，与国家核心利益、金融安全、非传统安全领域等紧密融合，从战略高度给予产业链重构以方向指导，确保国家产业链重构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根本贯彻执行，更加注重中长期的风险预判和对策研究。同时，建议从制度层面给予产业链体系重构更多的支持保障，既包括内部产业链重构的规划、路线图和实施进程评价，还包括外部全球产业链安全、政策调整和国别风险等评估，提出更具战略性的经济外交对策，并结合区域贸易协定、WTO改革等争取更多话语权，防止因产业链受制于他国引发的安全问题，确保国家核心产业链供需平衡。
　　2.加快完善先进制造业和“新基建”产业政策
　　后疫情时代主要经济体均加大国内产业政策制定和推进工作，并优先于其他经济政策。美国拜登政府提出多项关于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科技创新的投资计划，预计总投资额达6万亿美元；欧盟近期也提出产业链重构的议题，目的在于至少在六个关键领域减少对我国的依存度，这其中包括原材料、半导体、云计算等领先技术，并推动实施“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疫后加快完善先进制造业和“新基建”产业政策变得极为重要，首要的是在“十四五”具体产业政策规划中明确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路线和产业集规划，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新基建”产业政策，以引导政府部门、科技企业、投融资机构和研究智库等加强对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的研发。同时，要针对重点区域和跨区域协同提出产业链布局的规划建议，强化有研发基础和制造资源的地区进行跨行政区域产业链协同，确保相关产业政策落地见效。
　　3.通过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
　　从欧美和日韩国家在发展中高端产业链的成功经验看，科技创新的源动力在于充分释放政府公共部门、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科研院校的科技创新要素，集合政府力量、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科技人才培育等，推动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攻关，抢占全球市场份额，经过数代技术升级在某些利于取得重大突破。于我国而言，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路线图已出，具体各产业政策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应统筹规划，以项目制推进中高端产业链技术、科技应用以及配套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首先，各地根据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要求，结合当地产业链发展实际、科研创新基础和资源等加快制定地方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在产业链发展制度、配套资源投入、成果转化市场建设等提出解决方案；其次，科学合理授权产业链科技创新管理，选聘业内科技专家和学者担纲产业链供应链科技研究牵头人，探索推进市场化科技研发协同机制，借助“独角兽”科技企业、科技初创公司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等，形成产业链升级迭代的市场导向；最后，以数据要素资源整合为切入口，加快生产制造业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场景建设，堆积丰富的数据资源，以优化产业链转型路径，使大数据成为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4.从投融资改革视角强化产业链重构布局
　　系统性的产业链重构离不开高效创新的投融资支持，现阶段关于高新科技研发和生产的投融资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如大量的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低、产出不高，科技创新基金、资本市场科技融资产品、知识产权抵质押以及高科技领域风险投资的占比仍偏低，高度依赖国家资助支持的项目偏多，产业链投融资和供应链金融发展还不充分。因此，加快改革产业链领域的投融资改革就需要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对国家政府层面的科技创新投资基金、科研经费投资等进行优化管理，做好相关项目的评审和考核工作，避免大量科研成果“束之高阁”，让更多的国家科技投资落到产业链提升工程，提高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产出效益；二是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科技创新投融资布局，完善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下的科技企业上市制度，让真正的科技创新企业能够尽快上市，并加强传统银行科技金融、先进制造业和“新基建”投贷联动，创新科技企业投融资工具和信贷政策，给予更多科技产业链投融贷债支持，扩大知识产权抵质押融资规模；三是借助头部企业和本土跨国公司全球投融资链，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产业链科技研发，稳步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升级。
　　5.产业链重构去台湾化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中国大陆2020年从台湾进口了价值高达2006.6亿美元的商品，同比增长16.0%，如果我们的企业对供应链体系的去台湾依赖化毫无准备，那么企业将会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甚至有的企业可能因此倒闭。因为不同的企业经营状况不同，对一些企业来说，一个突发事件就会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更何况如果是连续几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得不到供货这种严重的事件。不只是一个企业，如果一个地区有大量的企业严重的依赖从台湾进口的商品才能维持生产，而这个地区的企业也普遍的缺乏供应链保障准备，那么甚至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统一的号角吹响，不管是国家因为担心广大企业遭受经济损失而投鼠忌器，延缓了进攻时间，影响了战争的突然性，还是国家决定宁肯部分企业损失也要优先保证战争的突然性，快速的结束战争以减少两岸军队和人民的伤亡实现统一，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企业都没有准备，则都会有不必要的损失。
　　此外，台海发生战争并不是唯一风险项，在中美关系目前的情况下，台湾供应链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美国对中国大陆企业进行制裁的武器。从2016年美国第一次打击中兴以来，已经连续不断的给我们上课，说明了供应链体系多元化，去除对美国依赖化的重要性。如果未来美国要求台湾在某些方面配合制裁，台湾很可能会会有较高的配合度，半导体产业已经是前车之鉴，那么其他产业也存在类似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去台湾化不是台企的产品就一律不买，而是要去依赖化，扶持大陆系供应商替代台企，引导台企把产能放在中国大陆的工厂，降低台系供应商份额到安全的区间，以保证自己的供应安全。
　　四、结语
　　全球化格局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疫情前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全球化区域化特征更为突出，地缘政治成为左右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影响因子，且衍生到科技脱钩、贸易争端、产业链替代、回归本土等一系列趋势。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较大范围的“暂停”和“中断”风险，这也给我国重构产业链提出了新的挑战。“逆全球化”思潮下，欧美很可能会采取更加保守和多种战略抵消我国产业链发展优势，包括建立产业链联盟、技术联盟、产业投资限制等针对性举措。疫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势必也会对我国产业链布局带来新的变数，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是长期课题。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强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首次就产业链供应链优化进行了单独讨论，凸显对疫后全球产业链变迁和我国关键产业链竞争力提升的重视。从国际经验和全球五次产业链转移的历史进程看，我国突出产业链重构的核心要义在于确保自身的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需平衡不被外界“打断”，避免被西方排挤出世界大循环圈、产业链，同时利用有利时机向中高端产业链价值链转移。但是，也应高度关注产业链重构中的取舍问题，防止出现中低端制造业外移风险、产业链重构的产业政策差异化以及中高端产业重复建设等，以期国家层面的产业链重构与区域产业链升级配套保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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