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央提出要顺应中心城市发展趋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2021年以来，石家庄、福州、贵阳、太原、南昌等多座省会城市频频发力做大做强省会，“持续增强省会经济实力，把石家庄打造成为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太原市要进一步强化省会意识、龙头意识，当好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深入实施强首府战略，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或是完善顶层设计，或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或是制定路线图，无不希冀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获得更多主动权。
　　一、实施“强省会”战略的主要途径
　　“强省会”战略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当地政府采取行政或经济手段来壮大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并加速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方式和策略。“强省会”战略在全国多个省份愈演愈烈，各地纷纷出台了多种政策来做强省会城市，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城市面积、通过撤县设区来增强市区实力、通过参加“抢人才大战”来吸引人才以及通过争取国家级战略平台等方式来获得优惠政策等等。
　　(一)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城市面积
　　“强省会”战略中最为直接的手段便是对行政区划进行重新调整，其中合肥、济南、成都、西安和长春动作幅度较大。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不仅能在短时间内给省会城市直接带来大量的土地、人口等要素，还能把原有地区的产业、产值、基础设施等各种现有成果直接“收入囊中”，是所有“强省会”战略中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方式。以济南为例，虽然2019年合并莱芜后，济南仍然是全国首位度最低的省会城市之一，但是其GDP体量已经在2019年底首度跻身全国前20强，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济南的“存在感”。
　　(二)通过撤县设区来增强市区实力
　　在我国，县(包括县级市)是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行政区划建制，而区是与城市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行政区划建制。通过撤县设区不仅可以扩大城市的行政区划面积，而且在统筹分配财政资源的过程中，能将更多财政资源集中于市辖区内，进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在做强省会城市的过程中，撤县设区被广泛采用。在全国27个省份中，有20个省会城市通过不同程度的“撤县设区”来扩张其城市规模，其中，有7个省会城市先后撤销了4个及其以上的县来设立市辖区。通过撤县设区，这些省会城市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
　　(三)通过参与“抢人才大战”来促进高端人力资源集聚
　　近年来，不少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积极参与“抢人才大战”，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加大住房补贴、增加就业保障等方式来吸引人才。杭州是“抢人才大战”中率先起跑的城市，随后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紧跟步伐，陆续出台了各自的人才新政。“抢人才大战”的爆发使我国的人才资源不断向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加速聚集。“抢”到更多人才，有利于人口要素的聚集，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且高素质劳动力的增加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同时还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趋势，提高省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通过争取国家级战略平台来获得政策支持
　　国家级战略平台具有服务国家战略意图和目标的基本功能属性，在国家战略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载体区域。近年来，国家先后在不同城市设立“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和“国家中心城市”，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获得这三大“头衔”的绝大多数都是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例如，“国家中心城市”除四个直辖市外，获得此称号的城市还有：广州、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三大国家级战略平台的设立对省会城市甚至整个省域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正面意义和促进作用。争取到这些“头衔”的省会城市不仅知名度大幅度上升，随之而来的行政和市场资源也能助推其经济进一步增长。
　　二、区域发展进入“强省会时代”
　　近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强调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省会”是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推进“强省会”战略，锻造带动区域发展的强力引擎，已经成为多个省区加快区域发展的共同选择，如山东、福建、广西等省区，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强省会”的引擎作用日益凸显，区域发展因此而进入“强省会时代”。
　　(一)各省实施“强省会”战略
　　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2021年2月，《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强省会战略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走在全省首位、全国前列，在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黄河流域的核心引擎功能显著增强，在省会经济圈的辐射度、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中心度、黄河流域的影响度、国家区域发展大局的参与度显著提升。
　　2021年5月，贵州省出台《贵阳市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贵阳将围绕五大任务全力推动“强省会”，不断增强城市影响力、发展带动力和区域竞争力，到2025年，奋力打造成为首位度高的省会城市、影响力大的中心城市、生态性强的功能城市、幸福感足的宜业城市。
　　2021年7月，河北省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支持省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石家庄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围绕“三区一基地”定位，紧密对接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着力增强省会综合经济实力和吸引辐射带动功能，当好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排头兵和领头雁。
　　2021年10月中旬，福建省发布《关于支持福州实施强省会战略的若干意见》，支持福州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大力支持福州做大做强，增强省会城市辐射带动力，积极推进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中当龙头、走前列、作示范。
　　自2019年广西提出南宁“强首府”战略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场合、重要文件里都将“强首府”置于关键位置。2021年11月，最新印发的《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提出，广西不仅要“深入实施强首府战略，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还将“推动柳州、桂林升级发展，建设广西副中心城市”。
　　2021年11月，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一核两副三带四区”区域经济格局，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实施强省会战略。
　　(二)“强省会”成为各地“十四五”期间的战略性安排
　　“强省会”战略是一个对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非常有效的战略。根据2021年第三季度GDP数据，中国的十强省会城市是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长沙、郑州、济南、合肥、西安。这些城市所在的省域，刚好是直辖市以外中国经济最强的10个省。可见，省会强则省域强，省域强也支撑着省会城市的发展。山东、福建、河南、江西、贵州等众多省份把“强省会”战略写入“十四五”规划，并划定省会城市未来5年的目标定位。如山东省“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济南实施“强省会”战略，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福建提出，“十四五”期间，将通过“强省会”和“强门户”，争创国家中心城市；贵州省“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实施贵阳“强省会”五年行动。
　　那么，“强省会”为何会成为各地“十四五”期间的战略性安排？
　　从城市化发展趋势看，提高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已成为各地培育建设城市群和都市圈的重要抓手，省会城市作为区域内行政资源、人才资源、科技资源、金融资源等发展要素的集中承载地，在成为省域发展引擎方面，有着先天优势。从省会城市的发展现状看，目前确实有一些省会城市在省内“存在感”不强，突出表现在经济总量、人口数量等核心指标方面没有占据“排头兵”的地位。同时，部分省会城市在城市功能、品质以及美誉度等层面，也没有体现出区域中心优势。
　　三、实施“强省会”战略的现实价值
　　(一)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于通过省会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全省域经济发展。省会城市在省域中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其经济发展速度对整个省域经济影响较大。同时，省会城市是一个省的门户城市，省会的发达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省的形象，如西安的古都文化和特色饮食是陕西省对外交流的名片，而成都的繁华、安逸和现代化则是人们对四川的第一印象。“强省会”战略的实施，不仅能让省会城市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能使省会城市在基础设施、人才资源、产业发展等方面对周边城市产生良好的溢出效应，进而更好地带动周边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例如，自2007年湖北开始建设“武汉都市圈”以来，充分发挥了武汉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建立了“1+8”城市圈发展模式。
　　(二)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于增加省会城市经济体量，拉高其城市发展排名。相较于省内其他城市，省会市政府在动用经济资源方面有着显著的政治优势。随着虹吸效应越来越强，周边要素和资源不断向省会城市聚集，集聚效应的增强又促使其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上升，省会城市在全国城市中的发展排名也随之攀升。例如，安徽省会合肥市凭借着“强省会”战略，近年来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发展排名节节攀升。从2009—2019年各个省会城市的GDP平均增速来看，合肥的平均增速为11.95%，比同期其他26个省会城市平均增速的均值高出1.90个百分点；从全国省会城市的GDP排名来看，合肥从2009年的第15名上升到2019年的第9名，增幅为全国第一。“强省会”战略带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刺激着各个省会城市进一步加大实施该战略的力度，以便在“GDP竞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三)实施“强省会”战略为省会城市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更多要素储备。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强省会”战略的实施为省会城市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土地等要素储备，这为省会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充分的要素资源保障，使省会城市加速释放城镇化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例如，近年来，以西安、成都等为代表的省会城市纷纷参与的“抢人才大战”，仅2017年，成都新增户籍人口便高达36.43万人，广州新增27.38万人，西安新增20.15万人。西安市仅2016—2017年城区面积就增加了266.66平方公里，增幅达49.20%，而全国省会城市平均增幅仅为4.23%；西安市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幅也分别高出全国省会城市平均增幅。
　　四、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可能弊端
　　“强省会”有助于集聚各要素资源，打造省域核心增长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创新发展，但也可能在“虹吸效应”下使要素过度向省会集中，加剧资源配置不平衡，扩大省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制约省域创新发展。
　　(一)“强省会”战略的推动多是利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其中，最常见的便是通过行政区的重新调整来使省会城市获得土地及其附带资源，例如省会城市撤县设区、代管周边区县等，或者利用省会政治优势出台相关规划来获得政策红利。这些通过实施强而有力的政策来推动的“强省会”战略，可能会造成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制定脱离实际，加剧地区间恶性竞争。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强省会”战略中，市场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被大大削弱，某些经济活动不一定符合市场运行规律。一味用行政手段推行“强省会”战略，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成都天府新区的规划，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力，经测算，天府新区的人均水资源量为831立方米/人，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缺水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属于重度缺水区。可见，若一味强调行政指标的完成，不仅可能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可能违背市场运行规律，降低经济运行效率。
　　(二)“强省会”战略加剧了区域和城市间的不平衡。行政区划的直接调整使得资源快速向省会城市集中，周边城市原有要素大幅度减少，这可能会造成资源区域分布的扭曲。最初表现为土地、人口、GDP、投资等“硬”要素不断向省会城市转移，随着政策的推进，技术、信息、政策等“软”要素也会向省会城市倾斜，进而导致其他城市与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区域和城市间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同时，资源不断向省会城市集中，也会加强其集聚效应，促使周边要素进一步自主地向省会城市加速流动。在这种聚集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的情况下，省会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而其他城市发展难以提速，地区间的不平衡可能进一步加剧。例如，河南省会郑州市在2009年全国省会城市GDP排名中列第9位，到2019年上升到了第6位，而河南省这10年来一直保持在全国第5位没有变化。这说明，郑州的崛起并没有对周边城市和全省经济的发展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相反，郑州的快速发展还拉大了其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加剧了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从人均GDP来看，2009年郑州只比河南全省的人均GDP高出23569元，但是到了2019年，郑州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6751元，二者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41倍。
　　(三)“强省会”战略推动的城市化容易造成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省会城市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尤其是通过行政区域的重新调整、出台政策来吸引人口和企业等行为，极易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虽然省会城市的土地、人口、经济体量都在大幅增加，但是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增速则相对较慢。这种人为的、行政推动的城市化，往往过于重视城市面积和人口扩张，而忽视了与之配套的公共服务供给，很容易使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能满足城市化的要求，从而降低了城市化质量。例如，四川省成都市2016—2017年城区面积和城区人口的增幅分别为6.93%和7.68%，但用气普及率从95.01%下降到93.7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14.23%下降到13.66%；在用水人口增加13.12%的同时，城市生活用水供应却减少了5.03%。多个数据都反映出在“强省会”战略下，省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增速往往难以赶上其土地和人口的城镇化速度。其原因在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难度低、见效快，并且是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而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投入大、回收慢，并且在政绩考核中权重相对较低，因此通过不断吸纳人口和土地来推进城镇化，便成了众多省会城市的首选策略。
　　(四)“强省会”战略可能引起省会城市间以及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GDP竞争，加剧生产倾向，而忽略环境保护。在“强省会”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对大企业的招商引资是主要手段之一。于是，各城市竞相发展GDP带动效应大的产业，比如有多个省会城市都已明确将汽车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最终的结果就是各地产业同构严重，市场竞争恶化，产品更新换代跟不上市场的步伐。另外，还可能会盲目引进一些GDP产出高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的产业，比如石油化工产业等，进而导致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当前不少省份实施的“强省会”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摊大饼”，往往导致“大而不强”。例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增强实力的省会城市，合并的地区往往发展相对滞后，以致在人均指标等方面合并后不及合并前。
　　五、福建省实施强省会战略
　　2020年，福州成功晋级万亿俱乐部城市。2020年6月，福州成为全国第二个获得国家批复的都市圈规划。2021年上半年，福州经济总量达到5011.09亿元，位居中国城市经济总量第23位。2021年3月，《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鼓励福州创建国家中心城市，以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发展，实现空间、人口、经济规模倍增式跨越，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区域发展引擎。
　　(一)福州迈入万亿城市之列
　　拉动福州突破万亿的“三架马车”：“数字经济”“海上福州”“平台福州”。
　　1.“数字经济”
　　在多年积累下，福州数字经济频频取得国家认可。2015年福州被网信办确定为我国新型智慧城市三个标杆试点城市之一，依托数字经济的扎实基础和澎湃动能，福州已经提出将建设“全国数字应用第一城”。2018年我国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便在福州举办，此后福州凭借该峰会的金字招牌，连续斩获近400个相关项目，百度、字节跳动等区域总部纷纷跟进福州；目前福州数字经济总规模已达4600多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超过45%。
　　2.“海上福州”
　　20多年来，福州坚定不移推动“海上福州”战略，2020年福州海洋经济已达2850亿元，形成四大千亿级临港工业基地。在多个临港工业基地的背后，福州高技术船舶、高端海工装备等新兴产业已渐成领跑全国之势。目前，福州正全力打造国际深水港、加快临港产业发展、启动福州机场二期建设，这三大措施为福州海洋经济保驾护航，到“十四五”末福州将力争海洋生产总值突破4300亿元，实现由海洋资源大市迈入海洋经济强市的跨越。
　　3.“平台福州”
　　作为福建省会，福州人才、信息、资金等核心要素高度聚集，加之数字经济的领先地位，具有打造“平台经济”的先发优势，福州正利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汇聚省会资源优势，构建以平台经济为形态的现代化服务体系。
　　(二)福州争创国家中心城市的焦虑
　　以强省会为支持，福建明确了福州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在福州“十四五”规划中，福州明确提出将通过“强省会”和“强门户”战略来争创国家中心城市。这背后，有着福州在城市行政级别上的焦虑。
　　现阶段的福州，虽然得到福建省内的大力支持，但福州在影响力上还存在很大短板，城市级别不如“副省级城市”厦门，“存在感”并不是很强。没有“副省级”的行政层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福州发挥区域龙头城市的作用，也不利于福州集聚发展要素资源。如金砖五国领导人会晤、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性会议都在厦门召开，而在福州召开的国际性会议却寥寥无几。
　　从区域格局上来看，福州是华东沿海省会城市中唯一没有被确定为副省级的城市，也是5个非省会计划单列市所在省中，唯一没有被确定为副省级的省会，所以福州渴望能在行政级别上取得突破。因此，福州将发展目标锁定了国家中心城市，希望借助争创国家中心城市，来全面提高福州在区域发展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挥强省会和龙头城市的核心作用，并弥补不是“副省级”城市的短板。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福州在争创国家中心城市，也有不少大城市都提出要争创国家中心城市，如山东明确支持济南争创国家中心城市，辽宁支持沈阳，距离福州几百公里外的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也都在争取国家中心城市。显然，在城市能级、影响力等方面都不占优势的福州要想实现突围，入围国家中心城市任重道远。
　　不过，福州在获得省内“强省会”支持后，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动作来争取国家中心城市。福州“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将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全市建成区从现在的301平方公里扩大至500平方公里，同期城区人口也将力争达到500万，推动跨入特大城市行列。在强门户上，目前福州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已经开工，预计将于2024年建成。作为“一带一路”枢纽门户，福州在全国版图上的门户地位十分突出。
　　(三)福州都市圈未来可期
　　2021年6月，福州都市圈便成为继南京都市圈之后第二个获批的都市圈。
　　福州都市圈规划将构建“一核三中心，两带三湾区”的空间结构，推动山海之间融合互动发展创新沿海都市圈发展新范式。“一核”指的是：以福州主城区——滨海新城、福清、平潭作为都市圈主中心；三中心指的是：莆田、宁德、南平三市中心城区作为都市圈次级中心；“两带”指的是：滨海环湾经济发展带和闽江综合服务发展带，前者沿着海岸线，后者从海岸到内陆，二者都经过福州，都是以福州为中心；“三湾区”指的是：环三都澳临港经济湾区、城区引领的闽江口综合服务湾区、产业引领的湄洲湾先进制造业湾区。这三个湾区都离不开滨海环湾经济发展带，且都是面朝宝岛台湾的湾区。这也是福州都市圈独特的优势，深化和引领两岸融合发展，这在规划中着墨颇多。比如平潭，是全国唯一的对台综合实验区，规划明确指出支持台胞台企参与福州都市圈建设。
　　从数据上看，福州都市圈以全省21.5%的土地容纳33.5%的人口，创造了34.5%的地区生产总值。这也从侧面体现福州对周边(主要指都市圈成员)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一直以来，福建省内的经济格局呈“南重北轻”的局面，而福州都市圈的落地，首次大范围地整合了福建北部的城市，将有利于协调福建省内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拓展福州在全省的主干位置，夯实福州发挥龙头城市的基础。随着福建强省会的深入进行，福州正成为引领福建发展的先锋，福州的未来值得期待。
　　(四)福州将怎样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支持福州实施强省会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支持福州着力建设“六个城”，打响五大国际品牌，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中当龙头、走前列、作示范，争创国家中心城市。
　　《意见》从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建设数字应用第一城、“海上福州”建设、建设产业强市、社会事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对福州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出支持。《意见》提出，到2025年，福州地区生产总值达1.7万亿元以上，年均增长7%以上，常住人口超1000万人，培育6个千亿产业集群，争创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辐射带动福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初步建成具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意见》提出，要增强省会城市辐射带动力，积极推进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创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形成“环线+放射状”轨道交通网络，推进高铁进机场。加快推进温福高铁建设，积极谋划昌福(厦)高铁、福州至龙岩高铁、福州至昆明高铁等铁路项目。推进福州往西内陆地区高速通道(政永高速)建设，开展福州至平潭(闽侯—福清—平潭)、福州至宁德地区的高速第三通道规划建设，提升综合承载能力。
　　《意见》要求，要加快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国际直飞航线及货运航线，努力打造“一带一路”门户枢纽机场。加快建设福州国际深水大港，支持罗源湾、江阴等重点港区整体连片开发建设，促进港口、产业、城市联动发展。推动福州港建设成为国家级大宗商品战略中转基地。加快中印尼“两国双园”建设，争取设立中日(福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意见》支持福州打造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区，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完善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及制度。扩大向台胞颁发金融信用证书试点和两岸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打造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拓展榕台海上货运航线，加大黄岐半岛基础设施和环马祖澳开发建设力度，支持榕马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与马祖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福建侧工程，正式开放黄岐对台客运口岸，推进“台海通道”项目研究论证。
　　《意见》明确，支持福州建设一流大学城，支持闽江学院建设，加快天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学院建设。加快中国福建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等高水平研发平台建设。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争创智联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加快福建师范大学柔性电子省实验室(海峡实验室)建设。支持福州新区、福州软件园等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推进“三创园”、科创走廊建设，打造福州“智谷”。
　　《意见》指出，在教育方面，要办好福州一中、福建师大附中等省属中小学(幼儿园)，在区域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优化福州大学城、滨海新城基础教育学校布点，推动省属学校探索提升新布点学校办学水平，支持建设福耀科技大学，推进打造福建职教城。在医疗方面，推动省属医院在福州新区增加分院或专科院区，支持市属综合性和专科医院建设发展，培育一批省级临床重点学科。在文化事业发展方面，打响闽都文化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品牌，推动三坊七巷申遗，加快福建船政文化城建设，支持开展历史文化保护利用行动，加强修缮保护、推动活化利用、强化传承发展。
　　六、推动“强省会”战略提质增效的建议
　　(一)“强省会”战略的推进应更加注重地区特性
　　针对发展相对滞后、生态承载力较弱的地区，应当尤其注意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力度和方法。从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度来看，首位度高的地区往往都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如果在这些省份仍然以较为粗放的方式实施“强省会”战略，那么在政策推动力和集聚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下，各种要素和资源持续不断地往省会城市汇聚，最终只会进一步拉大省内不同城市间的差距，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不利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另外，某些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围绕当地的比较优势合理引入和布局产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而不能盲目地“摊大饼”。
　　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如浙江、山东、广东等省份，其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往往较低。在这些省份内，除省会城市外，往往还存在多个副中心城市，或是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梯度城市群。在这些相对发达的地区，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间应进一步加强联系，充分发挥省会城市和首位城市的主导作用，构建城市发展集群网络，引导集群网络内产业合理分工，带动城市群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二)“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应当采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激活各方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增强市场力量对“强省会”战略的支撑。在推进“强省会”战略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考虑当地经济的实际情况，合理批复和规划项目，避免作出有违市场规律、脱离实际环境、过度理想化的决策。
　　在努力提升省会城市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靠要素供给市场和产品需求市场来吸引企业入驻，维护好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不能仅仅通过现有资源的简单重新分配来做强省会城市。在人才和资金方面，不仅要想办法“吸引来”，更要想办法让人才和资金“留下来”。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用政策“吸引”，用市场“培育”，增强人才归属感，提高资金安全感。
　　(三)“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应及时补足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短板
　　我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强省会”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跟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及时补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尤其要增强省会城市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省会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进一步加大省会城市在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力度，尤其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公共领域的支出比例，缓解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矛盾。同时，创新公共领域的投资方式，将市场力量引入公共领域的投资中，使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多样化，增强省会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力。
　　(四)“强省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应加强规划引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各个省份应当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和产业规划，引导本省份经济健康发展。应更加注重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之间、省会经济与整个省域经济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不能一味地只追求省会城市壮大，在规划制定时期要充分考虑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问题，尤其在产业布局、城市规模和地区分工等方面的规划要具有前瞻性。对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进行统一规划，充分利用省会城市这个“增长极”，增强省域市场竞争力，同时利用省会城市的扩散效应来带动和加速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另外，应当在推进“强省会”战略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充分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能盲目为了做大体量而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五)“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应注重产业发展生态体系
　　在事关城市发展的产业布局上，增强省会城市和省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协调，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竞争有序的产业发展生态体系。省会城市在产业布局上需要找准自身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尽量选择带动力强的基础性上游产业以及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努力为省内其他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供中间投入品。这一产业布局过程中尤其需要规避两方面的产业趋同陷阱：一是省会城市与省内其他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同，这往往是大城市虹吸中小城市的先兆；二是省内其他中小城市之间产业结构趋同，虽然在这种情形下省会城市仍可为中小城市提供发展所需的中间投入品，但会导致省内中小城市之间竞争无序，资源错配，不利于城市群整体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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