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3日，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经过艰难的谈判，近200个国家在最后一刻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开启了国际社会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征程。
　　此次COP26在哪些方面取得了突破，在哪些方面仍需继续努力？印度提出将“逐步淘汰”煤炭使用改为“逐步减少”，意味着什么？各国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减排目标、能源安全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承诺是否取得进展？中美达成的气候行动联合宣言有怎样的意义？
　　针对这些问题，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区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绿色基础设施海外投资”项目负责人张菁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气候治理不可停留在纸面
　　21世纪：刚刚闭幕的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符合你的预期吗？在哪些方面取得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在哪些方面是需要继续努力的？
　　李硕：这次会议释放出的最重要的信号是，国际社会对于加快气候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了，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已日渐影响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这种诉求增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温控1.5摄氏度的目标得到了更多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成为了COP26上的一个重要的口号。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存在两个不平衡，这是近年来气候行动过程中一直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个不平衡是，在气候适应和气候资金等问题上，政治注意力、政治重视不平衡，还有很多的短板，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需要被兑现。第二个不平衡是，行动力度和贯彻执行之间的不平衡，有很多国家提出了高雄心的气候目标，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以及国内政策有没有根据这些目标进行调整，这些都有待观察。如果国际气候治理沦为一种口号，仅仅停留在纸面上，那显然是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的。
　　21世纪：在谈判的最后一刻，印度提出就淘汰煤炭的措辞进行修改，将“逐步淘汰”煤炭使用改为“逐步减少”。印度环境部长布彭德•亚达夫强调，印度在努力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很难结束煤炭使用和化石燃料补贴。你对此怎么看？
　　李硕：这是本次气候大会最后阶段最引人关注的一幕，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印度提出将“逐步淘汰”煤炭使用改为“逐步减少”，得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淘汰煤炭、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确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的，真正的问题是在平衡点在哪里。这恐怕对不同的国家暂时是不同的。
　　对中国来说，需要意识到的是，我们过去的那种依赖现有资源禀赋的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如果要继续这么做的话，会在国际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去煤”正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
　　21世纪：以目前的科技水平，绝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近期，欧洲遭遇的能源危机也证明，化石能源退得太快会影响能源供应安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应该尤其注意在实现减排目标和降低化石能源比例之间的平衡？
　　李硕：我举一个例子。德国是全球第四大煤炭消费国，而且是一个依然有很多重工业的发达国家。但2020年，德国宣布计划在2038年前完全淘汰煤炭，而且在新的大选后很有可能把时间提前到2030年。由此可见，完全淘汰煤炭消费并不是一个科幻故事，已经发生在重要的煤炭消费国的身上。
　　对于中国的煤炭消费，很多国家希望知道的是，中国现在对未来煤炭消费的预判跟五年前有没有显著的区别？当前，气候危机日渐紧迫，很多岛屿国家可能再过十年就不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要的能源消费国、煤炭消费国、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能否将自己的能源曲线做出更多的调整，这显然是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在国际气候治理中，尽管最终的驱动力是各国国内的经济、环境、政治等因素，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各国也承担着国际责任。
　　格拉斯哥协议在中美气候宣言基础上更进一步
　　21世纪：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目前，发达国家气候融资落实的情况如何？
　　李硕：发达国家没有完全兑现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承诺。在COP26之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发达国家2019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8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高于上一年的780亿美元，但仍低于其承诺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的目标，存在很大的赤字。而且在COP26上，总体来讲，发达国家确实在气候资金问题上左躲右闪。我们确实需要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21世纪：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都强调，“减排”问题不仅仅是“气候问题”，而且涉及“发展权”。在没有提供足够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不断要求发展中国家加速能源转型步伐，是否会引发更多的对立情绪和地缘政治风险？
　　李硕：COP26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过去，在气候谈判中，有些发展中国家往往会提出，只有发达国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它们才能加速减排。但现在，以往热衷于这样交易的国家已经不再坚持这样的立场了。它们现在的立场是，一方面继续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在自主加速减排。
　　如果所有国家都不减排，尤其是G20国家，那乍得、尼日尔这样的国家很可能就没了，或者它们的农业经济就没了。所以资金固然重要，但形势严峻，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在全球气候行动明显加速的情况下，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不在减排问题上进一步加速，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上负面的国际舆论。
　　21世纪：在COP26期间，中美两国于11月10日联合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被很多媒体称为令人意外的惊喜。你怎么看这份宣言释放出的信号？
　　李硕：这次会议还出现的一个变化是，中美气候互动已经不再是全球多边进程的黄金标准，而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兜底保障。中美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前联合发布气候声明并不是第一次，这个模式在《巴黎协定》前就被运用过，而且解决了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很多的问题。当时，中美气候声明的文字被直接复制、粘贴到《巴黎协定》之中，这说明中美的双边产出成为了国际进程的黄金标准。但在COP26落幕前几天发布的中美气候声明，关于明年要不要重审各国气候目标的表述实际上比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最终形成的决议要弱。这说明，在中美两国达成的共识基础上，多边进程往前又迈进了一步。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转？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美双边关系在2015年之后发生变化，而且各自的气候行动也受到很多国内因素的限制；另一个原因是，在多边进程中，中美之外的国家对气候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耐受度远远低于中美，这使得多边进程的标准最终被拉高到中美的标准之上。这个新的趋势恐怕将不会是短期的。
　　中国境外能源投资政策转变将带来新商机
　　21世纪：不久前，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近年来，中国在境外参与煤电项目的规模有多大？是否已经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新政的出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能源投资者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菁：根据绿色和平“海外煤电投资数据库”显示，截至2021年5月，中国参与的建设中及投运的境外煤电项目超过156GW，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外投资政策的调整及受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中国的境外煤电投资量开始下降。以公共资金为例，2017年开始，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开发银行对海外煤电项目的资金支持从近70亿美元减少至不到10亿美元。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东道国开始制定能源转型规划，在未来电力结构中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中国“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承诺，为推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携手探索更加灵活的低碳转型的模式创造了重要的政策窗口，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上的技术经验可以为东道国电力设施建设、规划提供有益参考。
　　同时，中国境外能源投资政策的转变，也对中方开展海外投资项目的企业、金融机构提出新的要求和方向。这需要中国投资者对东道国能源电力供需现状以及未来规划有全面深入的认识。目前，中国投资者进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融资模式和资金量都相对有限，因此，通过对接东道国和国内投资者之间的需求，探索更灵活多样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商业模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和参与者，将会是未来需要中方投资者和东道国共同探索的议题。
　　21世纪：不久前，绿色和平“绿色基础设施海外投资”项目发布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浪潮下，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风险与机遇》，指出南亚、东南亚国家大多面临装机冗余和电力缺口并行的问题。能否向有意在这些地区参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几条投资建议？
　　张菁：南亚、东南亚区域是未来全球电力需求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该区域面临的装机冗余和电力缺口并行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电力消费的快速增长与目前装机利用率低、电网落后等系统性矛盾造成的。虽然很多国家制定了增加可再生能源占比的远景规划，但若系统性矛盾得不到解决，即使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加，但实际发电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还有可能出现弃风、弃光的情况。
　　可再生能源在海外能源投资项目中占比逐渐增加，将会是一个必然和长期的趋势，对于中方投资者来说，应抓住机遇，依托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把握住全球低碳转型趋势，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同时，鉴于南亚、东南亚区域电力系统存在的问题，建议中方投资者根据东道国的实际需求，扩大投资视野，探索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可能性，以及更加灵活的融资模式。
　　（《21世纪经济报道》2021-11-19，郑青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