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分配制度上，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二十大报告重申共同富裕和完善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无疑提振了市场预期。在当前如何理解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又面临哪些实践挑战？
　　近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举办《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新书发布暨“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认为，当务之急是澄清对共同富裕的各种误读。第一个误读，是有人把促进共同富裕单纯理解为分好蛋糕，强调在“分”的方面下功夫。
　　高培勇表示，“共同富裕”这四个字是可以拆分的，一个是共同，一个是富裕。讲“共同”的时候，说的是公平问题，即如何分好蛋糕；讲“富裕”的时候，说的是效率问题，即如何做大蛋糕。所以，即便就“共同富裕”这四个字而言，也必须把它理解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统一，不能仅局限于“分好蛋糕”这一个方面。进一步讲，做大与分好亦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当前，我们需要强调做大是前提，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共同富裕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离开发展或脱离富裕这个基础，都谈不上共同富裕。
　　第二个误读，是有人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主义，关注已有的发展成果如何加以平均。公平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平等是一种状态的描述，而公平附加了价值判断，包括了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等方面，不能只讲结果公平而忽略了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就当前的中国现状而言，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较之于结果公平更为重要，不能因为强调结果公平而置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于不顾。我们在这一点上有过历史教训。比如，曾经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甚至有过类似的实践。虽然在短期内缩小了贫富差距，但长期来看，必然伤及人们的积极性，伤及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不但未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带来共同贫穷的结果。
　　第三个需要澄清的是共同富裕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谈论任何事情，包括共同富裕，都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讲到市场经济，自然要提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有三个层次，包括所有制、分配方式与市场经济。因此，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去理解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就必须强调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实践，包括理论探索都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底色，并植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
　　第四个需要澄清，促进共同富裕不单纯是分配问题，甚至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如果将当前的促进共同富裕局限于经济问题，那么，它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会被忽略。因此，必须把它放到全局的立场并作为一个全局性问题加以定位，才能展开更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实现共同富裕是世界的愿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谈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不能把它看作马上可以做成的事，但也要看到促进共同富裕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目前，中国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能力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都较大，明显妨碍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刘尚希认为，从实践来看，促进共同富裕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发展任务繁重。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未富先老，未富快老等问题。特别在全球陷入极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下，这种演化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构建中国发展的确定性，仍是我们当前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从体制上看，中国仍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刘尚希说，从社会来看，我们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社会，2021年中国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3.3%。农民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农民问题不尽相同。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刘尚希认为目前仍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农村有商品市场，但没有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抵押市场和产权市场，农村的耕地、住宅地、住房、林地、林木等财产权不可自由交易，无法货币化、资本化。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偏低，在农村积累的财产不能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增值，农民也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增值红利。
　　二是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农民作为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有外出打工的自由，但作为社会成员因受到诸多体制的约束而没有家庭迁徙的自由。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同城平等的就业待遇，农民工家庭在子女上学、老人养老、保障房等方面都不能享受同城平等待遇。社会的发展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人能力的普遍提升，尤其是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受到限制。
　　刘尚希举例称，“农民工家庭即便成为新市民群体，仍与老市民群体的基本权益存在差距，这种社会身份的差异限制了农民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使用，特别在教育方面，由于流动受限而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并非主要依靠技能教育培训。实际上，流动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如果没有流动，农民的技能是难以有效提升的。四十年来，农民工作为生产要素和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有效提升了技能水平，但作为社会成员如何更好地实现自由流动和享受同城平等待遇，将是下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重大课题。
　　三是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二元。产权包括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使用权、转让权等方面。目前，所有权的裂变，从而形成与产权的分离及其产权的交易已经实现，尤其在国有经济中非常明显。国有产权可以交易，农村集体产权不能完全交易，只有耕地可在有限范围内流转。以占有权为中心的所有制向以使用权为中心的所有制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在这个趋势中，农村滞后于城市。因此，农村效率低于城市。两种所有制怎么有效融合，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刘尚希强调“只有破除三个‘二元’，缩小城乡差距才有希望”，只有让农民财产权更充分地流动起来，包括自由选择、交易，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
　　“近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大大减少了种地的农民，同时也实现了农业的工业化，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下阶段还要进一步减少社会身份的农民、集体身份的农民。只有这样，中等收入群体才能扩大，国民能力才能得到普遍提升。只有重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区域结构，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才有前提和基础。因此，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不能只在分配上做文章，必须探讨决定分配结构的更深层次基础是什么，在现阶段就是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来带动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亦表示，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的不平衡，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又是我们面临的最大不充分。讨论农民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涉及农民如何在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刘守英认为，“农民的共同富裕要通过改革来实现。”在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城市和农村加大改革，主动顺应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开放城镇和农村人口在城市与农村的权利。
　　刘守英说：“农村不是创造GDP的主力，也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战场。”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要让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把农民赶回乡村，也不是通过乡村振兴让大量农民回村或加大农村投资，而是让城市和农村进一步开放农民权利。所以，城乡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和城里人的权利差异。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应该是进一步开放对农民的权利，尤其是开放农民在城市的权利，包括就业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在分配制度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应该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现在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发展条件的差距，包括初始的发展环境。
　　刘世锦称，在已有的四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推动‌‌这个群体再增加四到五亿人，‌‌总数达到八到九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即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4-5亿人。有研究表明，在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有3/4的人都是在民营经济就业。
　　“换句话说，如果不加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想要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以前虽然对支持发展民营经济讲了很多理由，今后可能还得加一条理由，即：实现共同富裕。要使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就要比过去更大力度地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金融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初级分配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做大蛋糕。把劳动、资本等要素在各个不同的市场格局中作一个更为合理的分配。目前，我们的金融效率还不够高，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几年，市场人士常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不断减弱，简单地说，就是同样的金融资源投入到经济中，产出越来越少。如果这个问题不得以解决，将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会出现问题，共同富裕更无从谈起。“要推动市场化改革，让国企和民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资源配置的重点是把其投放到最有效率的地方，而不是最有权力的地方。”这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
　　第二个方面是在促进公平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比如，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传统的金融往往被视作一个嫌贫爱富的行业，只喜欢支持那些大公司、有钱人。但我们可以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支持中低收入人群和农村群体。这可能比政府补贴等手段更好、更有效，也更可持续。所以说，普惠金融在助力共同富裕方面还是大有可为。
　　第三个方面是改善社会保障方面。我们一说社会保障，通常会想到社保体系，看政府能提供什么资助或支持。事实上，在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以保险为例，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中，既有公共的、具有强制性的失业救济或退休养老，也有许多市场化手段来提供保险产品。就中国而言，在医疗、养老、失业等领域，除了政府支持建立一个基本保障体系以外，市场还可以做很多工作，这是保险行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关键，也是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
　　(澎湃新闻2022-10-19，樊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