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总人口达到141178万人；城镇居住人口90199万人，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受教育状况持续改善……5月11日出炉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凸显10年间我国人口变化一系列新特点。在当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从此次人口普查结果看，我国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仍然存在，发展动力依旧强劲。
　　与此同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今后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我国将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业内指出，随着优化人口结构系列长期政策的陆续落地，我国人口质量红利将进一步拓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人口增至14.1亿 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202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介绍，过去十年间，我国人口实现了从13亿人到14亿人的跨越，人口总量增加了7206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5.38%，年均增长0.53%。
　　此外，我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人口城乡结构方面，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上升了0.75个百分点。
　　“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不仅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带来消费生产模式的改变，成为推动现代化进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迁移流动活跃意味着流动迁移的成本在下降、制度壁垒在削弱，有利于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劳动年龄人口达8.8亿 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表示。
　　曾玉平指出，从总量上看，七人普与六人普相比，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但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仍然较大，达到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也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不过，宁吉喆也坦言，我国人口发展面临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数据显示，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同时，过去十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人口增速放缓。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此次人口普查数据基本符合市场预期。最近10年人口保持低速增长，虽然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人口结构明显改善。人口老龄化趋势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告别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以质量弥补数量。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旸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人口红利包括三个维度：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的正向影响；总抚养比降低对储蓄率、投资率和资本存量的正向影响、教育年限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由于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升，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对经济增长潜力带来的负向影响。
　　多重政策持续助力 深入挖掘人才红利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已经成为下一步施策重点。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纲要还提出，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宁吉喆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他还指出，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
　　付一夫认为，近些年国人受教育程度比以往有了明显提升，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要通过发挥知识、技能等方面优势，创造新的红利，同时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他建议，一是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均等化，通过财政支持、政策扶持等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二是稳步有序推进延迟退休，比如充分发挥知识技能型等人才在岗位上的技能积累优势；三是完善人才培训建设体系，发展壮大人才队伍；四是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让更多人享受城市优质资源，提升人力资本整体质量。
　　杨舸指出，尽管我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带来较大挑战。这需要通过人口红利转变成人才红利来进行弥补。不过，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还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或者机制保障。比如，缓解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让人才培养更贴近于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同时，要创造更公平更公正的制度环境，打造更合理的产业结构。
　　（《经济参考报》2021-05-12，王文博、班娟娟）
　　 
　　#阅读延伸# 平均家庭户规模跌破3，专家解读缩减态势为何加剧
　　核心提示：在生育率持续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家庭规模的下降主要受到家庭户数快速增长的影响。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有一组数据也值得特别关注：户别人口。
　　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2928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
　　通过每10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和每5年一次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可追踪到中国家庭户的变化轨迹，并从中透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历次普查数据相比照会发现，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进一步缩减。这将挑战家庭应该有的能力，抚育能力和养老能力。”5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健在“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专家研讨会上表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一直呈现缩减态势，从1964年的户均4.43人降至1990年的3.96人，2010年进一步降至3.10人。家庭户规模在1990年到2005年之间缩减幅度较大，之后缩减趋缓，2015年平均家庭户规模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持平。按照七人普数据，2020年这一态势被打破，平均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减至2.62人，较上次普查/抽样调查户均减少了0.48人。
　　据宋健介绍，中国家庭户规模的缩小被认为与计划生育有关。长期施行的普遍一孩政策压缩了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因此减少了家庭人口规模。
　　“在生育率持续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家庭规模的下降主要受到家庭户数快速增长的影响。虽然家庭户人口总数和家庭户总数都呈现增加态势，但家庭户数的增加更为迅速，特别是在2005年之前，家庭户数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之后，年均增长率迅速下降，但仍不低于家庭户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相较而言，家庭户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从未超过2%。”宋健表示。
　　此外，宋健认为，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反映了立户水平的提高，这与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开启的住房制度改革，使更多的中国人得以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必再拥挤在一个屋檐下；与此同时，日益普遍的迁移流动也使原本居于一户的家庭成员分散多处。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不仅推动了家庭户规模的缩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结构，如单人户和夫妻户的比例大幅增加。
　　不过，宋健认为，家庭户是居住在一户的家庭成员统计，户均规模减小映射了怎样的家庭变化，特别是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时称。
　　（第一财经网2021-05-11，马晓华）
　　 
　　#相关报道# 中国人口这十年：生育率较低、老龄化加深、流向更集聚
　　核心提示：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自六普以来这10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哪些变化？
　　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结果，并就相关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七普”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性别结构持续改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增加了压力。
　　分省市来看，10年来，中国25个省份人口增加，其中，广东、山东两地的人口超过1亿人。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会上总结了此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六大特点，分别是，人口增速放缓但仍保持平稳增长；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素质不断提升；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性别结构得到改善；少儿人数量增加，比重上升；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
　　对于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他进一步表示，今后中国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同时，人口增长还受人口年龄结构、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4年下跌，2016~2020年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和1200万人。
　　根据“七普”结果，近1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而同时，当前国内生育率水平已处于较低水平。
　　从老龄人口总量上来看，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其中，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是超过了1000万人。
　　与上个十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宁吉喆称，比如，人口老龄化从挑战方面看，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这都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而且，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他说。
　　数据显示，10年以来，在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13.90%，比十年前提高了4.98个百分点。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劳动人口也随之减少。从总量上看，与2010年相比，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面对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应如何应对措施？是否会考虑放开生育政策？
　　对此，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在会上答记者问时称，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应当全面、客观地来看待。
　　具体来看，其一，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还是较大、就业压力依然不小；其二，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三，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此外，虽然“七普”结果显示，近10年来，中国少儿人数量增加，比重上升，但从生育率来看，受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期，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
　　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深、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等现象，去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进一步加强对东北人口问题的研究
　　“七普”结果显示，近十年来，中国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从流向来看，东部地区吸纳流动人口保持高位，而省内近距离的人口流动增长加速。
　　根据“七普”结果，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
　　在总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仅占1/3，剩下的为省内的流动人口。与2010年相比，省内流动人口增加1.16亿人，增长85.70%；跨省流动人口增加3896万人，增长45.37%。
　　“省内流动的人口比跨省流动人口增长快很多。省内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61.15%，提高到66.78%，上升了5.63个百分点，大约2/3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省内近距离流动。”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在会上称。
　　分地区来看，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仍比较高。其中，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到73.54%，中部地区吸纳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纳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纳468万人，占比3.75%。
　　“从流向上，近十来年来，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宁吉喆称，人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于东北地区人口流出率高、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的现象，宁吉喆认为，既要看到东北地区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对其他地区包括东北地区的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韧性仍在，潜力很大。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人口问题的研究，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变化中存在的机遇，来服务东北的经济社会发展。”他说。
　　（第一财经网2021-05-11，吴斯旻）
　　 
　　#阅读延伸# 梁建章解读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核心提示：尽管这次普查报告的生育率数据看似低得令人惊讶，但在仔细分析背后的各种因素之后，就会发现一点也不奇怪。而且伴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生育最低的国家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
　　刚刚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
　　应当说，这个生育率数据本身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更为可怕的是，1.3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在这个生育率数据中，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
　　所谓的堆积效应，是指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此前曾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尤其考虑到身体条件对于生育的影响，很多即将错过育龄的中年妇女，往往会在政策解禁后的第一时间就预备生育二孩，从而会在特定时间内带来额外的生育率。
　　对于堆积效应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根据2019年的数据来估算——201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47，其中一孩生育率0.659，二孩生育率0.664，三孩及以上生育率0.146。这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二孩率高于一孩率。
　　按照常理，没有“一孩”也就不存在“二孩”，所以自然状态下的二孩率必然小于一孩率，实际大约只有一孩率的一半（因为根据调查显示，生一孩的家庭中只有不到一半有意愿生二孩）。所以面对上述反常数据，可以大致推算出，堆积效应使得近几年的生育率比自然生育率多了0.2-0.3个孩子。
　　按此推算，虽然2020年的生育率为1.3，但去除堆积效应后，自然生育率只有1.0-1.1（精确地计算要等详细的人口普查数据）。这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1.6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少了0.5个孩子。就算跟少子化严重的日本相比，也要比他们的1.4还少0.3个孩子。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严峻。
　　再次强调，虽然1200万的出生人口比上一代人少了一半，但这不是底，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在2020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在1985到1998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未来十年，中国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相比现在将锐减30%以上。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也许是全世界最低。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开始印证上述预测。
　　首先，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到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面对这些严酷的数据，有些学者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中国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群？其实根据我们近几年的研究，中国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一点也不奇怪。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但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呢？除了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所形成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奇高。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超过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超过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就拿幼托机构举例，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中国非常缺少托儿机构。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里的养育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2010年只有0.7，今年北京刚刚发布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又下降了24%，这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低生育率。如果北京的生育率是其他城市的先兆，那么中国城市的生育率真可以说是深不见底。
　　有人说，中国不是还有大量农村的年轻人口吗？他们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判断看似正确，但也进一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即使有了这些农村的年轻人，中国的生育率仍然降至如此之低，那么未来当这些年轻人进城以后，生育率只会变得更低。在中国城市化率比较高的东北地区，生育率也只有0.7，作为一个地区也处于世界最低的水平。种种迹象表明，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的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都是世界最低的。而且，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未来会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所面临的养育成本的压力比起城市户籍人口更高。
　　综上所述，如果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相比，中国的养育成本世界最高。所以，尽管这次普查报告的生育率数据看似低得令人惊讶，但在仔细分析背后的各种因素之后，就会发现一点也不奇怪。而且伴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生育最低的国家，比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还要低很多。
　　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我们已经多次论证，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而且仅有放开限制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鼓励生育要有成效，需要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已经预示了放开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政策的目标是大幅度降低养育成本，让人们生得起并养得起孩子，从而缓解迫在眉睫的低生育率陷阱。唯如此，才能令中国经济后继有人，中华文明后继有人。虽然提高生育率是个世界难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发挥体制上和资源上的优势，还是可以解决这个世界难题的。
　　（财新网2021-05-1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
　　 
　　#阅读延伸# 人口数据官宣，这个隐忧必须重视起来
　　核心提示：眼下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正式出炉！
　　近期关于人口的所有疑问和猜测，如今都有了明确答案。
　　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人？人口总数究竟是在增长还是在减少？
　　在5月11日上午10时召开的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正式通报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00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简言之，中国人口总数超过14亿，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并且在过去10年仍保持了低速增长态势。
　　那么，比起“六普”，“七普”数据所显示的人口结构又有了哪些新变化呢？
　　从区域分布层面看，中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人口进一步向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城市群聚集，而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幅度最大。
　　从城乡分布层面看，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为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比为36.11%，城镇人口比2010年上升了14.21个百分点，反映出10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的稳步推进与可喜成就。
　　从性别构成层面看，中国男性和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51.24%和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比起2010年在基本持平的基础上略有降低，反映出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在持续改善。
　　从年龄结构层面看，中国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各自占比分别为17.95%、63.35%、18.70%，比2010年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而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已达到13.5%，比2010年上升4.63个百分点。若是从区域分布角度来审视，除西藏外的其他30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其中，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充分反映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以上便是当前中国人口格局的真实面貌。
　　进一步分析，眼下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即可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该指标翻番，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那么这个地区便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此次“七普”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3.5%，距离“中度老龄化”社会的14%已是近在咫尺。
　　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年轻人口所占比重的逐年降低，而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近些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一路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19年只有10.48‰，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已经是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三年减少。
　　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少子老龄化”特征，而且还有加剧之势。
　　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都会深刻改变人口结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具体而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三：
　　其一，适龄劳动力供给趋减。
　　适龄劳动力，指代那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中国适龄劳动力规模已呈现出缩减之势，这将给国民经济生产活动带来压力。
　　其二，财政负担与日俱增。
　　年轻人减少与老年人增加，会使得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不够用。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政府部门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此外，老龄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将会进一步攀升，继而再度加重财政负担。
　　其三，延缓产业升级步伐。
　　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并且形成了较为特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上述种种绝不是危言耸听，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019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28%，15-64岁人口在近20年里足足减少了一千多万，适龄劳动力的供给严重缺失，建筑、运输、护理等多个行业所需人员与求职人数之比高达3：1，再加上人口生育率的一路下滑，举国上下经济社会颓势尽显。对此，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声称这是“国难当头”。
　　相信所有人都不希望这样的剧情在我们国家上演。
　　要如何才能改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人的生育意愿正不断降低，年轻人不爱生娃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尽管很多专家学者一再呼吁“放开三胎”或是“放开生育”，但归根结底，年轻人不爱生娃的核心原因并非政策的放开与否，而是养育孩子的高成本、住房和育儿方面的福利不健全、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存在冲突等一系列因素。
　　事实上，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国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范围涵盖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主要涵盖四大方面：
　　第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第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第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上述种种，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不过，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至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
　　生育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生育问题，它既是家事，也是国事。要想真正让年轻人放下思想包袱去生育，进而走出少子老龄化的泥泞，势必要针对人们的切实困难采取措施，如此方能对症下药、治本达标。
　　（财新网2021-05-11，金融观察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