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苦读出贵子”，“高考才能改变命运”，当人们将苦供苦熬苦读、激烈的升学竞争视为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必经之路时，问题的另一面往往被忽视：同样有许多农村学生因为应试教育过早地离开了学校。
　　“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应试教育单一轨道上的比拼，已成为难以取胜的‘龟兔赛跑’。许多过早离开学校的学生，与其说他们是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如说是被应试教育“赶”出了学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西部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19）》（下称《报告》）提出。
　　该《报告》于2019年8月11日在首届“中国西部教育发展论坛”上发布。针对本次论坛的主题“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多位参会的专家、学者、教育实践者强调，为了实现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教育投入应从硬件转向软件，更加关注教育和学生；教育发展应从外部走向内部，更加重视教学质量发展；教育决策应从自上而下走向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组织和社区的重要作用。
　　“能够用钱解决的都解决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感叹。随着近年来财政大力投入，西部省区地方校舍和硬件资源建设、教育经费保障、教师的年轻化、学历达标等均已实现。
　　另一方面，西部教育与中东部教育水平的差距依然没有缩小。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在会上披露，一项对贫困地区学生发展情况和师资队伍的研究显示，即使就全国的连片特困地区看来，西部贫困区县的学业水平仍然显著低于中部、东部贫困区县。
　　西部地方教育迟迟难以实现“质”的突破。在上述背景下，一些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亦开始反思，单一的应试赛道，是否已经决定了西部与东部，农村与城市的结构性落差？而相比起城市教育，农村教育是否更加需要“突围”应试教育？
　　被“应试教育”赶出学校的农村学生
　　《报告》引用的一份国际组织研究报告《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称，发展中国家辍学率高，表面原因如上学难（路途遥远）、上学贵等，寻找背后的原因，其实主要是教育内容与生活的严重脱节，上学对于生活改善和就业无用。“这种脱节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报告》亦认为，应试性的升学教育满足了许多农村学生离开农村的需求，但对于更多升学无望的农村学生，这种教育却是“无用”的，是缺乏实用性和吸引力的，它未能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提供生产技能、职业发展方面的任何帮助。这是农村中学生辍学现象严重的一个深层原因。
　　“农村教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第一个阶段，就是‘有学上’的阶段，然后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之为‘上好学’，但是上好学是要打问号的，因为现在我们面临越来越严酷的应试教育。”
　　杨东平表示。
　　他强调，高难度、枯燥的应试训练，超越了许多农村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他们严重厌学、留级直至辍学。
　　2016年，“农村教育行动”（REAP）发表了有关农村地区的中学生辍学率的研究，公布了对近25000名贫困地区学生跟踪调查的结果。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累计辍学率十分之高。具体而言，在100个初一学生中，到初三时仅剩69名，31人在初中阶段辍学，33人初中毕业后未上高中，最后只有37人从高中毕业。
　　《报告》提出，农村教育的功能、价值和培养目标需要构建和更新。否则，所谓“上好学”的追求不过是复制城市应试教育的模式，在不可能取胜的升学率竞争中挣扎。
　　问题是，农村教育要从何处“突围”应试教育？
　　教育投资的策略和方向严重偏差
　　“到底什么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与情感能力。”杨东平在论坛上直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周金燕在研究中提出，“考试成绩只能解释学校教育对收入影响的18%
　　”。对儿童未来的生活工作而言，坚持力、时间管理、沟通、合作能力等非认知能力会产生更为重要、持久的影响，远远大于智力因素。因而，“将能力默认为认知能力，只重视学业成绩的评估，可能会误导教育投资的策略和方向”。
　　此前，杨东平亦在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上倡导，贫困地区学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学业方面的技能，而是能够让他们提升自己收入前景和身心健康的生活和生存技能，包括财商素养、创业技能、维持自身健康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团队合作等管理能力。
　　而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则认为，考虑到短期内难以大幅提高西部老师的教育水准来实现教育方法的根本变革，为丰富农村儿童的情感和精神世界，“阅读”将是最好、也最易推动的策略。
　　这也是他近期大力推动“农村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的原因。朱永新表示，自己先后考察过百余所深度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尽管绝大多数学校的学生营养午餐都得到了较好解决，但这些中小学的图书馆建设与学生的阅读状况却令人堪忧：图书质量、品质差，学生阅读缺乏专人指导。
　　朱永新认为，阅读是导致学校与学校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他呼吁，“继续做好农村中小学营养午餐的同时，要推出‘精神正餐’的工程，大力推进农村中小学的精神校园的建设。”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李琦则表达了对当下热门的“互联网+”教育扶贫的看法：直播教育、AI教育、教育信息化等“互联网+教育”的手段大大助力了农村的知识教育，但“乡村教育最缺乏的可能还不是知识教育，特别是低龄阶段小孩急需的素养教育”。李琦认为，要真正提升素质和情感教育，还是需要从“人跟人的接触”的接触入手，重视中小幼儿阶段老师的培养。
　　乡村教育实验进行时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村教育新实践已经开始。
　　贵州省正安县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的校长肖诗坚在论坛上介绍了兴隆实验小学的教育实验。该校创立于2017年初，现有学生82人，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离异家庭，三分之二为留守儿童。2019年6月，兴隆实验学校两位毕业生被两所优质县中免试录取，该校学生在统一考试中取得全镇第一名，并在全县69所小学中排名21。
　　在肖诗坚看来，目前教育资源投入的逻辑是，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让农村孩子拥有和城市孩子一样的资源：城市学什么教材农村学什么教材，城市怎么考试农村怎么考试。但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的独特性或是主体性几乎是鲜有关注的。
　　“教育的本质是人”，肖诗坚表示，从乡村出发，为培养学生对于家乡的认同和自信，“乡土课”是兴隆实验学校的轴心课之一，课程旨在带领孩子从身边事物出发、从既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进行跨学科的学习探究。同时，学校倡导在师生中建立讨论文化，让孩童自由参与学校规章、教学制度的探讨，激发学生改变学校乃至乡村的信心。
　　2017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起了“小而美”乡村学校征集，最终在北京房山、河南开封与商丘、四川广元找到五所小而美种子学校。在这些学校，改变通常会表现在，鼓励学生用小组合作的方式排座，促进学生的交流；改造老师办公室结构，让老师共同合作备课，互相推进教学的进步等。
　　杨东平亦在《报告》和论坛上呼吁，教育改革应该转向“为生活而教”，在这种模式下，学校的教育目标不再仅仅是达到一定标准测试的考试成绩，而是学生自身的人格发展、公民道德和能力培养，从而“对学生及其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产生积极的影响”。
　　（财新网2019-08-13，黄蕙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