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理性看世界中企出海，如何应对国际变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兴业，从最初的工程承包为主，到近年积极向外延伸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环流，日益成为潮流和趋势。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24年底，中国共有3.1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8万家，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接近9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接近3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近年来，由于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泛滥，美国大打关税战，经济全球化遭遇严重逆流，中企出海面临的阻力和挑战明显增多。严峻形势下，企业应有怎样的判断？如何积极有效应对变局？政府又该提供什么样的引导和扶持？本期“封面话题”特邀六位专家学者进行圆桌讨论，希望对从事相关行业的读者朋友们有所启发。 ——编者手记
　　嘉 宾：
　　姚 铃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余 翔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高级专家、研究员
　　万 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张玉来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
　　姚 帅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副研究员龚 烔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持人：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中企出海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变局 
　　姚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面临深刻变化。在特朗普政府关税战等的冲击下，二战后延续80年、促进全球经济长期繁荣发展的国际贸易体系遭遇颠覆性破坏，目前对出海中国企业来说的确形势严峻。
　　具体而言，中企出海现阶段在宏观层面主要面临四大风险。首先，美西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抬头，内顾排外倾向加剧。其次，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延宕，亚非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地区冲突不断，不少国家营商环境欠佳。第三，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的引擎作用持续疲软。2020～2024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2.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而全球贸易年均仅增长1.5%（世界贸易组织数据）。第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性上升，跨境外国直接投资（FDI）减少。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FDI下降8%，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连续第二年下跌。
　　中国处在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风口浪尖上。为达“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在中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挑动矛盾、制造紧张；拉拢盟伴打压遏制中国，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将经贸问题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实施科技封锁、限制双向投资，试图通过“去中国化”限制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对等关税”，使中美两国贸易往来陷入困境。欧盟从2022年以来推行“去风险”，加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防御，近来对华经贸强硬立场虽有所缓和，但未来双方合作前景仍需观察。
　　不过，中企出海也要看到机遇面，最大的机遇在于中国自身。中国经济增速长期在世界名列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越来越多的产业占据全球价值链头部位置，是150多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建设深入人心，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不断彰显，越来越多国家认同中国发展经验、希与中国加强合作。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扩大内需，积极扩大“自贸朋友圈”，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为中企出海提供有力支撑，也是中企出海的底气所在。
　　余翔：我刚从南方回来，从飞机上可以看到在深圳港排队的集装箱货轮比过去多不少，说明美国发起新一轮关税战后，部分已出港的货轮折返，部分要出去的货轮没法成行，影响是很直观的。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
　　当前中企出海面临的国际变局，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五点：第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进入一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年代。第二，地缘政治风险高抬，同时经济问题过度安全化的现象日益突出，中企到西方国家进行投资都会遇到当地监管部门严格审查。第三，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政策不稳，朝令夕改，部分是由于国内政权频繁更迭，部分是因为一些美西方国家作梗。第四，全球价值链重构。2018年特朗普首任对华发动贸易战后，不少中企将生产线向东南亚、南亚、非洲转移，进行战略重组，促进了中国供应链的延伸。现在，在特朗普二任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供应链重构进入更深层次，各方博弈激烈，前景仍不明朗。此时，如何在保持国内就业稳定、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同时，维护和拓展企业海外利益，形成最符合国家发展大局的局面，考验着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经营者的眼光与韬略。第五，数字化与绿色转型任务更加紧迫。中国的新能源转型、绿色节能经济和数字化发展已成世界楷模。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在探索绿色转型，对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既有引进需求，也存在竞争性的利益冲突，不断针对中国出台新的限制性措施。如何进行协调，冲破壁垒，回归合作，亟需政府和企业继续同向发力。
　　万喆：补充两点：一是全球市场格局正在发生裂变，机会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一些传统制造业转向东南亚、拉美等地区。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继续崛起，最新迹象是中国跨境电商在巴西用户激增，非洲自贸区为吸引中国投资下调新能源组件关税，中国产电动汽车在东南亚市场越来越“卷”，等等。
　　二是围绕技术和规则进行的竞争不断加剧。发达国家通过关税工具强化对自身战略产业的保护，欧盟贸易壁垒纳入数据本地化、ESG（环境、社会与治理）合规内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分层防御”，加快构建区域性的规则体系，比如东盟《数字经济伙伴协定》取消了大部分电子产品关税，但对云计算设备仍实施配额制。另外，全球技术革命、绿色转型加速。中企绝不能固步自封、满于现有优势，必须不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
　　张玉来：对立志全球经营的中企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这是个沉重话题，很难找到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便将来特朗普离去，新的总统上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也回不到从前了，保守化将是长期趋势，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推动和领导、全球或多或少皆受益的经济全球化基本结束了，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巨变。我们的企业必须正视这一点。举个简单例子，苹果手机过去在美国不设厂，生产链几乎全放在中国，后来在特朗普首任和拜登政府的压力下被迫调整，部分迁移到印度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带动国际分工体系发生变化，现在又在运作到美国本土生产。
　　同样，与国际分工体系密切结合的全球价值链也在发生重大调整。2001年中国入世后，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制造业为主的相关产业依托国际市场取得了极大发展。现在，这个大平台开始重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当然，变化还在进行，世界各国都在与美国展开博弈，或谈判或斗争。未来将会形成什么样的新价值链？不同地理范畴的区域一体化会怎么走？特朗普在推翻了其首任一手促成的《美加墨协定》后又会作何打算，酝酿着什么样的区域贸易新规则，是不是要逼迫北美产业链重组为以五大湖工业区为核心的封闭体系？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运作的中企必须紧盯形势，耳聪目明，善于从诸多不确定性中发现形势发展变化的底层逻辑。中国正在扛起捍卫自由贸易的旗帜，假以时日必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军国家，我们的对外贸易投资企业也必将“风雨之后见彩虹”。
　　中企应对国际变局需要把握的方略和原则
　　余翔：面对变局，我对出海中企的建议是：升级认知，推进战略多元化，优化运营模式，加强合规化和风险管理。
　　何为战略多元化？第一是要尽快分散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第二是加强本地化运营，有条件的企业以更大决心和行动走出国门，把厂子设到合适的国家去，雇佣当地员工，尊重当地企业文化，融入当地供应链。第三是从低成本竞争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竞争，强化自主研发平台和品牌建设。客观地讲，中国很多产品质量很好，但苦于缺少响亮的自主品牌，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的认可度有限。在此方面，华为、比亚迪等大型企业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外界对“中国制造”的成见。企业应对国际变局的努力要和国家对外战略的升级调整以及构建内外两个大循环的统一部署有机结合起来，把最好的“中国制造”“中国智造”留给我们自己和那些尊重中国发展、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伙伴国家。同时，用内销促外销，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
　　怎样优化运营？第一是加快数智化转型，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强化产业链，提升生产经营效率。为此，需要加强企业间、企业与部门间的全球协作。第二是建立多点布局的供应链网络，重点在东南亚等地设立区域性生产和分销基地。第三是加快绿色技术投资，按照当地要求组织生产，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在此过程中，中资金融机构和信息咨询机构也应积极参与，提供灵活的融资方案、市场分析和风险评估等配套服务，助力企业构建完善的全球运营体系。关于合规化，是要走出过去的粗犷经营模式，同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的团队加强合作，进行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经营，同时对数据安全、劳工权益、反腐败等所在国在意的问题有足够投入和保障。
　　风险管理方面，未来一段时间美方的关税压力会不断向外传导、蔓延，产生涟漪、共振效应，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的货币结算和对金融衍生品的跟踪与早期预警，加强对汇率金融风险的防范。同时，也要加强对美国进一步滥施制裁及其所产生影响的预判和防范。
　　万喆：出海中企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要进行升级，深入研究目标市场的文化、消费习惯、法律法规，既建立本地化的团队，也努力提高产品研发、营销、服务的本地化水平，加强在目标市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要大力推进合规体系建设。比如在欧洲市场，可建立碳足迹核算机制，以应对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数据跨境传输要有符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能力，切实规避法律风险。积极同国内外的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战略合作，共享资源、技术、信息，实现优势互补，协力开拓海外市场。
　　要能强化柔性供应链。比如跨境电商希音（SHEIN）的“小单快反”（两天打样、七天出货），颠覆传统生产模式，创造了国际新标准，成为供应链区域化成功突围的典型案例。
　　至于市场的多元化布局，可以在崛起中、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广泛实践“产销一体化”模式，降低地缘风险。对于欧美市场可“分而治之”，对美国把重点转向高端制造业，对欧洲努力寻求绿色技术领域的突破。
　　姚帅：地缘政治对中企出海的干扰不可避免，是常态。企业不能总是被动应对，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型。也就是说，中企出海要做投资、做一体化经营，在海外市场长期扎根，实现高质量的出海、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出海”，而不是停留在仅当项目承包商的阶段。也要通过企业出海带动产品和技术标准、标准化服务、文化精神、价值观等的出海。
　　为此，除了在海外做到合规，还要争取实现企业身份的转型，具备“主人翁”的意识，从“做项目、卖东西”的一家企业、一个外来者，变成扎根当地、下沉社区、本地化运营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新的企业文化，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企业。中企在任何国家都会面临非常复杂、多元的利益攸关方结构，其中既有当地政府，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者，也有基层群体，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要平衡好短期经济利益和长远社会责任，既把资投了、钱挣了，也要让当地民众受益——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变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既有大工程也有“小而美”，就需要企业在海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给周边社区带来正向影响和辐射效应。当然，企业也要做好各类风险防控，包括安保、涉外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还要有“抱团出海”的意识。中企之间要合作而不是彼此低价、恶性竞争。现在已能看到一些好的趋势，比如在欧洲的电动汽车生产经销问题上，经过协调倾向于设立最低价格标准。并且，中国主导设立了国际智能制造联盟、全球可持续交通创新联盟等行业性的国际合作组织或机制平台，中企同海外企业结成联盟，促进同行间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新的管理制度和国际标准。
　　龚烔：围绕在特朗普身边的战略右翼就是要不惜代价推动中美大脱钩，只有在美国难以继续承受脱钩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安全代价的情况下才会有所调整。应对之策可以是构建一个以中企为主导性力量的全球商业网络。现在中企的海外布局重点放在东南亚、中东、北非等相对比较成熟、购买力和供应链吸纳度都比较强的新兴市场，积累了一定实力和经验，应当进一步发挥潜力，向美国市场以外的全球市场积极拓展。
　　对特朗普而言，关税是手段，真正目的是平衡贸易，最大幅度减少财政赤字。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中国对美出口额2024年是5240多亿美元，加上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进行的转口贸易，大概是七、八千亿美元的庞大规模。将来这部分数字会显著减少，通过刺激中国国内消费、转销中国国内市场和其他国家能分散、缓解一些中国企业的出口压力，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转移、消化不了的。我相信，广大中企拥有顽强韧性，自会发挥聪明才智，做出调整，挖掘友商、互联网等平台的潜力，打好贸易投资“游击战”，迈过这道坎。
　　有条件的企业也应想方设法与美国主导的价值链供应链中的头部企业更为深度地绑定，形成“例外清单”，或者经由一些变通渠道，采取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与那些面对保护主义逆流坚定站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一边的跨国企业的合作，多对全球市场进行轻资产投资，在有效规避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变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同时，维护和推进自己的海外利益。
　　深耕周边，稳住欧洲，进军全球南方
　　余翔：出海企业需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特点，制定和完善区域、国别策略。
　　经过多年精心经营，中国大市场已经通过10+1、10+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机制，与东南亚大市场实现了产业链的深度嵌套，目前正借助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进一步融合，电子、纺织、新能源等领域的生产表现尤为突出，形成了鲜明的产业特色。今后，中国企业需要借助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家园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东风，充分利用当地相对稳定、成熟、人和以及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的有利条件，加大融入东南亚的力度，进一步提高投资项目的产业合作水平，真正实现面向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在地生产。
　　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区域的市场规模和完善度远不及发达国家整体市场，短期来看向中企所能提供的回报率总体上仍会低于美欧市场，但这些方向的共性是基础设施需求非常巨大，资源禀赋非常丰富，值得克服万难持之以恒去培育。在这些方向已有基础的投资企业自有强项，可以继续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对有关国家加大能源、基建投资，也要更加积极地培训当地员工，帮助当地加强能力建设。如果能做好，完全可以带动我们的电子、纺织、机电、光伏产能等更多更好地出海。
　　欧洲是中企出海必须重视的方向，中欧两大市场保持融通，互利共赢，对抵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具有战略意义，同时也是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必然反映和要求。欧盟在整体意义上对绿色转型有执着追求，视之为振兴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在经济上的必由之路。中企可以在光伏、电动汽车、绿色基建等新能源领域继续加大对欧投资，拿出真东西，推出更多高附加值产品。但欧洲确实对中国绿色投资的大举进入既有期待又有忌惮，担心自己“卷”不过中国，动摇欧洲的产业根基，所以围绕产品定价等经常会有“反倾销”“双反调查”之类的动作，这就要求中企更加重视合规化经营，把欧洲的数据安全法规和GDPR等吃透，使欧洲成为中企在海外合规经营的示范带。加强合规化固然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但却是必须且值得付出的代价。
　　万喆：在全球关税风暴的严峻形势下，在中国周边特别是东南亚方向以及非洲方向，存在出现“关税洼地”的可能。也就是说，一些中小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资吸引力，一方面决定对美国强加关税不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一方面通过更大幅度主动降低关税来向外资提供更为显著的税收优惠，从而相对于美国的高关税形成具有明显落差的低关税带，进一步改变全球产业链上的资金流向，吸引更多投资在低关税国家和区域之间进行。目前看，越南、泰国等国的低税率优势会因美国对其加征关税而有所削弱，但在RCEP框架下仍有相当多的商品享有零关税。非洲自贸区将新能源组件关税降到大概5%，摩洛哥对80%的外国产品实施零关税。拉美的哥伦比亚、智利等国也在通过各种对外自贸安排降低关税。“关税洼地”的生成将为中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有更大作为提供新的机会空间。
　　亚洲周边拥有与中国山水相连、睦邻友好的地缘地理和政治优势，以及巨大的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潜力。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了“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的定位，指明了与周边国家“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努力方向。出海中企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定信心信念，赋予周边特别是东盟市场更大战略意义，进一步加大投资和产业转移力度，同当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及制造业、跨境电商、移动游戏等有长远发展前景的产业合作，共筑新质生产力合作高地。
　　中企在欧洲方向应以新能源、高端制造、科技创新为重点，积极参与欧洲的“数字十年”“绿色协议”等战略实施进程，同时与欧洲企业加强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合作，提升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欧洲的确存在很强的“绿色技术壁垒”，合规成本相当高，中企为了满足欧洲对于碳排放方面的合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全产业链数据追踪能力，未来可与欧企开展联合研发。我国的蔚来正与德国的博世开展智驾技术合作，此种联合研发模式有助于突破“绿色技术壁垒”。
　　姚铃：虽然中欧关系目前仍面临一些困难，但双方对对方市场的重视是真实可靠的。欧洲许多国家欢迎中国企业带资带技术赴欧设厂、在地生产，但同时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看得很重，在外资审查方面做出更多限制。不管怎样，中企在欧洲的发展仍面临较多机会，需要结合中欧双方的实际关切，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发展规划和经营策略，在欧洲市场上做到合规经营。中欧电动汽车争端尚未最终解决，特朗普政府对欧盟产品加征25%关税给欧洲以重大打击，欧方还是希望与中方就电动汽车问题达成妥善解决方案的。如果中企退出欧洲市场，或者欧洲无法再吸引中企前去投资，欧洲的汽车等产业转型升级将面临很大问题。所以，现在中欧双方包括双方企业，不是一方单向需要另一方的问题，而是相互需要的问题，这应是我国企业克服政治障碍继续对欧洲市场保持关注与投入的动力和底气所在。
　　姚帅：特朗普重新上台后优先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对外援助改革，美国国际开发署被裁撤，大量援外资金被冻结，对一些多边机构的捐款也被叫停。这也导致欧洲等关键西方国家援外资金及相关义务的削减。长期以来，官方援助资金是撬动包括企业投资在内其他资金的关键且稳定杠杆，很多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援。现在，受美西方政策转变影响，全球南方面临的发展融资缺口进一步扩大，联合国数据显示已达4万亿美元，如不采取补救措施，到2030年，也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截止之年，会扩大到6.4万亿美元。
　　由于美西方援助预算大规模削减，从全球风险防范向自身利益维护转移，长远看将造成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人道主义、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加剧，南方国家遭受的影响和冲击最大，也将使中企在南方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给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带来消极影响和外溢风险。但西方的“全球南方热”急剧降温，也促使全球南方国家更加重视中国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我们对全球南方一以贯之的支持和贡献得以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正经历“二次觉醒”，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到今天强调反干预、“去依附”，谋求自主发展，与中国的共同理念和利益不断强化。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化产供链国际合作、优化产供链全球布局。很多南方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起飞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和产业优势契合南方国家的巨大发展需求和现实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住机会，与全球南方国家形成推进现代化、实现共同发展的合力，中企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南方资源富集，人口红利明显，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多数南方国家政局总体还是稳定的，并且积极扩大开放、吸引投资，是承接中国产能的重要目标地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拥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合作基础，已连续16年稳居东盟、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头号强国，自身经历了从低中发展阶段到相对高级发展阶段的攀升过程，无论产品、技术还是产业培育经验都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这点为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我们的企业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在农业、医药、应急、矿产资源开发、可再生能源等全球南方利益高度聚集产业的能力，推进更多为全球南方国家量身打造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以更加积极主动和创造性、建设性的姿态进军全球南方市场。
　　助力中企应对国际变局，政府有更大作为
　　姚铃：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扩大内需，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市场准入开放，是帮助企业应对关税战等外部压力和挑战的根本之道。2023年12月以来，中国对38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仅欧盟国家就有24个），还对54个国家的过境免签延长至240小时。泰国、新加坡、阿联酋等27个国家与中国达成全面互免签证协议，美国、澳大利亚等也与中国达成互发十年多次或五年多次签证互惠安排，另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单方面免签或落地签。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促进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将为中企出海提供有力支撑。
　　姚帅：政府部门在优化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方面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法律法规、畅通运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能力等方式，增强发展中国家市场吸引力，降低投资风险，为中企进入全球南方市场提供了助力。政府还为企业出海提供了指导性的服务和资金支持，比如，用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无息贷款带动商业贷款，软化贷款条件，提高贷款优惠度，推动项目落地。在更为宏观的金融服务、权益保护、市场开拓层面，政府部门可以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和机制平台。
　　我要特别提及联合国对华采购问题。联合国采购的商品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制造，但直接对华采购仅占其全球采购量的1.3%，大部分中国企业仍只是一个间接的供应商，而非直接参与联合国采购，中国产品多经欧美供应商购买进入联合国采购体系。美国已对联合国大规模断供，导致多边采购资金紧缺，迫切需要寻找既优质又便宜的产品，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和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近年来，政府部门已经为中国企业和国际组织积极搭建了合作对接平台。当前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全球公共采购的巨大市场潜力，联合国采购是企业走出去的“新蓝海”。政府部门除了提供合作平台，还需要激励企业提高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熟悉相关标准和规则，并积极向联合国机构推介中国产品和中国方案，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为中国制造赋能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开辟新渠道。
　　龚烔：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在2024年接近1万亿美元，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世界上引起比较广泛的关切，不只是美国，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觉得难以承受。可以从宏观层面上进行一些研究和设计，通过制定高质量投资战略和具体的政策引导行为，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即扩大海外人民币结算，培育包括东南亚、中东、北非、拉美乃至欧洲在内的中国企业全球经营海外市场网络。
　　4月8日，李强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时，重点谈了美国以各种借口宣布对包括中欧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的问题，强调中欧应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双方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得到冯德莱恩积极回应。目前来，特朗普政府是要彻底踢开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拆掉世贸组织。而在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公平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一点上，中欧有共同利益，存在高度共识，双方应尽快启动专门的对话，围绕国际贸易规则好好谈一谈。这样的对话是争取欧洲政治家们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欧企业合作的必要条件。
　　余翔：国家支持企业出海，帮助企业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行动应聚焦当下，从政策和机制层面帮助中企渡过目前艰难时期，变被动为主动，寻找更广阔出路。
　　政策层面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对美国滥施关税的行为进行坚决反制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对其他方向的关税政策，拓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自贸协议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网络，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出口、投资战略的灵活调整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进行产业链升级，多制造和销售高附加值产品，拓宽美国以外的市场；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尤其是数字人民币的跨境结算。
　　机制层面可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向出海中企提供低息贷款，降低企业的融资、交易和投资成本。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通过扩大保险覆盖范围、提高赔付比例和优化理赔流程与机制，为企业出口提供更强有力的风险保障，降低因关税壁垒导致的财务损失。有必要尽快建立中资企业海外维权中心，通过法制化的努力和强有力的跨部门协调，帮助企业应对关税战背景下势必激增的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纠纷，也以此加强全球风险预警和信息共享能力。
　　建议国家加快建立自主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体系。日本在“失去的20年”中曾面临产业空心化的严峻挑战，这促使其政府和企业转变观念，从盲目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转向更加关注GNP。GNP与GDP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将海外资产的收入和贡献纳入国民及企业创造价值的核算范围，形成全面、联动的评估机制。这一转变激励企业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更长远的战略格局进行生产经营布局，不仅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还增强了经济韧性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可借鉴这一经验，通过完善GNP核算体系，引导企业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升海外投资回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张玉来：日本在海外经营的企业多达7.7万家，其制造业产能的四分之一分布在海外。当前，仅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余额就超过2.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全球排名第八的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即便是扎根国内的日本企业，其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也非常大，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近一半产品靠整个世界来消化。日本培育“海外GDP”的经验，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企加速出海是应对当年日美贸易战和日元升值使然。当时日本产品大量出口美国，美国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但也承受不了如此大规模的商品冲击。所以，在美国压力下，以汽车产业为主的日本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搬到美国，就是“投资美国”，日本政府对此予以支持并发挥了护航作用。比如，经产省成立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专门帮助中小企业收集信息、拓展海外市场。
　　第二，日本不是仅转移过剩产能，很多企业更重视优质产能转移或者扩大出口，目标是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依靠优质产品占领海外市场。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特别是高端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就是在那时以此种方式崛起的。
　　第三，对于“产业空洞化”问题，日本政府态度发生了逆转，从一开始对本国企业出海采取保守政策到后来支持并积极开放。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后，日本政府不再自缚于本土企业出海造成国内经济低迷的认知，放手构建全球化经营网络，从美国手中接过半途而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改头换面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一大标志性事件。
　　第四，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根据各国经济状况以及企业自身全球战略布局实施出海。现在看，日企出海是以美国、东南亚、欧洲（主要是英国和荷兰）为重点目标。日本与美国无论在战略上还是经济上都是结构性互补的，现在对美直接投资余额已达8000亿美元，正同特朗普政府商谈扩至1万亿美元。日企把美国定位为世界技术创新“源泉”和市场发展的风向标，因为一款新产品往往先在美国兴起来，再风靡世界。所以，日企一直重点投资美国，并不断深耕这个市场，甚至在当地取得多少利润并不是经营考评的最主要指标。但对非洲、俄罗斯、中亚等地区，日本企业投资非常少，这里有价值观差异、战略利益、经营成本等考量。此外，日企也绕开一些制造业竞争性过强的国家，比如德国。
　　此外，出海日企讲得最多的是“建立全球化的企业”，尽量淡化自身民族、国家色彩，很多日本商社在做隐形投资，以海运、矿产、港口领域居多。
　　当然，日本培育“海外GDP”不乏教训，最主要一点就是大量企业出海客观造成了国内投资不足的问题，影响了GDP的增长。二是企业赴海外投资因战略判断失误而走向失败的例子很多，有过于前瞻、过于激进打水漂的，有过于谨慎没抓对时点的，不胜枚举。三是内外联动不足，经常是国内企业与出海企业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内外循环没打通，直到“安倍经济学”推广后才有所好转，日本农业附加值和相关产品出口力的上升就是成果之一。四是存在企业决策官僚化，功能转移迟缓的问题。
　　日本与中国国情不同，其培育“海外GDP”的一些做法并不适用于我们，比如其与美国市场的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日美同盟关系密不可分的。中国归根结底要走自己的路，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动本国企业更深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万喆：建立GNP核算体系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企出海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一些依据，其对GDP来说应是一种补充性的存在，重在提供参考，长远看可以建立多层次、开放性的经济规模核算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家层面制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有效引导着企业合理布局海外市场，避免盲目投资和内部恶性竞争，这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大优势。而在机制层面，今后可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服务和政策咨询平台建设，以及在合规化经营方面提供支持；设立海外投资专项资金，提供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和风险；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为中企出海提供保障。
　　保障企业海外合法权益是一项重要工作，这包括加强外交沟通和协调，与各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等，大部分是我国政府已经在做的。此外，还有税收政策的协调，从根本上解决双重征税问题，为企业减负。
　　中企出海是大势所趋，官企结合应对国际变局挑战的本质是在变局中构建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从过去成本驱动转向价值创造，现在已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关税战不可能一直打下去，美国右翼反华势力全面围堵中国、破坏全球经贸体系的图谋不可能得逞，中国企业迈向世界的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世界知识》2025年第10期，姚铃、余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