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多年沉默，“支柱产业”一词再度出现在顶层的政策设计中。
　　2023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此后国家工信部在多份文件和会议中也开始频繁提及“支柱产业”一词。
　　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明确提出“积极振兴支柱产业”的国家产业政策之后，支柱产业曾经高频出现在国家的产业政策中，此后这一概念又经历了沉寂，如今再次显现。
　　支柱产业构成一个国家产业体系的主体，提供大部分的国民收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支柱产业的构成及其技术水平决定了产业结构在演变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其重点在于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产业。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推动下，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定义为中国第一批支柱产业，时隔30年，中国即将再定义一批新的支柱产业，一些研究者认为诸如数字产业、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产业将成为中国新的支柱产业。
　　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经济背景以及不同的政策方式，这将是一次有关中国经济产业以及相关政策的巨大变更，尽管这种变化早已经逐步发生，但如今似乎到了一个明确的节点。
　　一、破题
　　以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年的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于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要求是“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与党的十四大部署中国支柱产业发展形成时间重叠的是，1992年上半年，当时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联系有关司局、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总公司)等人士组成名为“振兴我国支柱产业的对策”的课题组，尝试准确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解决推进发展与现存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探讨我国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途径和对策。
　　随着政府部门和业内各界的共商，中国支柱产业的政策脉络和发展逻辑愈加清晰。
　　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开始明确提出“积极振兴支柱产业”，要求“努力加快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的发展，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中国的支柱产业发展，开始由顶层政策层面破题。
　　同年，1994年2月，国家计划委员会还发布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表示为把我国汽车工业尽快建设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改变当时投资分散、生产规模过小、产品落后的状况，实现规模经济，特制定该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拟通过该产业政策的实施，计划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2010年，使其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为什么是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
　　在上世纪90年代，上述课题组负责人郑新立曾表示，支柱产业构成一个国家产业体系的主体，提供大部分的国民收入，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支柱产业的构成及其技术水平决定了产业结构在演变过程中所处的阶段，支柱产业重点在于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产业。
　　在支柱产业的选择上，应主要着眼于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十分严重时，简单优先发展高收入弹性、关联度较大和生产率上升较快的加工工业，会进一步恶化“瓶颈”状态。在中国，由于投入不足，价格体系不顺。长期以来，能源、交通和基础原材料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经济调整时期随着加工工业发展速度降温和强化基础产业的行政性手段的实行，“瓶颈”制约有所缓解，各产业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协调。可一旦经济调整结束，增长步伐加速，“瓶颈”制约就又加剧。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此，支柱产业的选择，除了要考虑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选择支柱产业的基准以外，还要考虑中国国情，包括产业现状、技术、资金、资源状况等。
　　经过长久的业内讨论，最终，顶层将机械电子、汽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建筑业圈定为当时的四大支柱产业。
　　二、培育
　　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支柱产业的增长速度，无疑要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曾定下保持8%-9％高速增长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整个支柱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就要在10%以上。
　　当时的决策层观察到，由于中国支柱产业的基础较差，振兴目标可分两步走。到2000年，振兴的产业要初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增加值占GNP的比重达23%左右，比1992年的17%提高6个百分点。在进出口贸易中，力争消灭逆差。到2010年，基本完成振兴任务，支柱产业的增加值占GNP比重达30%以上，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部门。
　　以电子工业为例，当年培育该产业的关键词是“速度”二字。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要登上新台阶，存在着电子工业这类收入弹性系数高的效益型工业超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电子工业后起国家，要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必须要有一个很高的初加速度才能上得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子工业曾有年增长率为22.8%的初加速度，但是仍低于日本35.4%和韩国40%的初期发展时期水平。根据上述国民经济平均增长8%-9％的要求，即使按80年代电子工业的增长系数1.5测算，90年代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也应力争达到17%左右。
　　从当年的发展布局看，资金一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集中和投资力度显得尤为重要，得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使用到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
　　因此，当时的中国，采取的方针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让有条件的地区更快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着重调整中国不合理的产业布局，将当时电子工业重复、分散、小生产的生产格局引向联合投资、集约经营、规模经济的发展轨道。而且投资政策也要特别注重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在发展布局上采取集中、联合、分工、竞争等不同形式。
　　为了铺平中国支柱产业培育的坦途，加快支柱产业的发展，国家层面制定和发布了统一的产业政策，并以法律、法规等形式保证实施；逐步建立有利于促进支柱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和规范化的企业直接融资机制，国家在年度股票和债券发行规模中对支柱产业优先予以安排；政府从财力、物力上产持支柱产业中某些重要领域的技术开发，经国务院批准，赋予少数大型企业集团与其资本和收益比例相适应的海外直接融资权和担保权。按照国际惯例和有关协定条款，将支柱产业的部分产品作为幼稚工业品，采取适当的、有时限的保护；同时，为了换取关键技术和设备，允许有条件地开放部分国内市场。
　　三、新的一页
　　多年过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建筑、石化等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支柱产业”这一概念本身逐渐淡出政策视野，在地方经济政策中还可以常见“支柱产业”，但中央的政策中，已经鲜少提及“支柱产业”。
　　这一情况直至2023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得已改变，该会议表示，要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
　　8月25日，国家工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四大产业的稳增长方案中，在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中提及“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型产业，是关乎工业稳定增长、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领域”。
　　8月28日，工信部主持召开制造业企业座谈会，会议上，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强调，要着眼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坚持开放合作，积极培育新兴支柱产业。
　　这次会议之前，8月24日工信部等多部曾接连印发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四大产业的稳增长方案，设定期限为2023年-2024年，其中再次强调了钢铁、石化作为中国支柱性产业的地位。
　　旧的产业正在面临增长挑战，新的产业仍需要进一步发展，经历了超过40年的发展，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着新的任务，新兴支柱产业的培育也呼之欲出。
　　上述工信部会议的主题为了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行业发展情况，听取企业诉求及政策建议，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研究塑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工作措施。广汽集团、宁德时代、天合光能、北京海博思创、大连融科储能、中国生物、三一集团、南京埃斯顿、吉利控股、巨化集团、中信泰富特钢、徐工汉云等12家企业负责人作了重点发言。
　　哪些产业有望被定义为中国新兴的支柱产业？
　　一些研究者已经为可能的支柱产业划下了范围：数字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先进制造产业等等。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上述新兴产业中，几乎均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导，而传统的支柱产业兴起时，国有企业曾经被寄予厚望，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石化行业，也是在近10年时间中才开始出现一批民营企业，这与彼时培育支柱产业的产业政策方式不无关系，或许，这一次我们不仅要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也需要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培育方式。
　　郑新立说：“我们提出来，产业政策要由选择性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选择性产业政策就是稳定几个作为重点产业的产业，国家给予优惠政策支持。而功能性产业政策是，凡是确定有利于技术进步、环境改善、降低消耗的产业，国家统一制定鼓励政策，不管哪一类企业，国企民企一视同仁，都享受这个政策优惠。”
　　 
　　对话郑新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支柱产业？（节选）
　　经济观察报：如何定义新时代的支柱产业？
　　郑新立：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第五个10年，老的支柱产业还有一定的发展和提升空间，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产业升级面临着新的任务，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支柱产业。
　　我认为，第一是数字产业。围绕发展数字经济，首先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这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泛在移动和有线互联网、物联网；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升效率和服务水平；三是科研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的标志性产业，应当包括数字生成、数字传输、数字储存、数字模型、数字孪生、数字计算、人工智能和芯片、计算机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有一些标志性产业和能源，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主要能源是煤炭，出现了火车、轮船。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内燃机的发明，出现了飞机、汽车，主要能源是石油。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的应用为标志，催生了当代整个工业文明。现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能源是绿色可再生能源，标志性产业是数字经济。我们正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经济升级，用当代人工智能、信息网络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数字化改造。
　　比如苏州市，今年规模以上企业就可完成数字化改造。哪一个企业觉悟早，率先进行数字化改造，这个企业就能够率先获得增长的动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华为、腾讯、阿里、中兴等公司都在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为企业提供这方面服务。
　　数字经济或数字产业将会成为新时代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现在看来，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数字化改造之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企业用工减少，产品质量提高，最终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的第二个支柱产业，我认为是绿色能源，或者叫新能源，包括零碳或者低碳能源，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一年排放超100亿吨，其中工业排放超过70%，火电超过40%，所以减碳的重点是逐步用绿色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在制造业中，冶金、化工、陶瓷、水泥等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减排任务艰巨，但也有减排成功的典型。比如冶金行业里，宝钢现在正在试验用氢气炼钢，实现排放废物资源化利用。我国钢产量已超过10亿吨，占全世界的50%多，钢铁产业要重点进行绿色化转型。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还剩七年时间。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关键就是能源结构要进行调整。
　　第三大支柱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包括大型精密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制造，比如大型客机。我国通用航空刚起步，跟国外比起步晚，差距比较大。下一步，应加快通用航空业发展，这就需要加快飞机制造业发展。目前我国在大型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制造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要加快发展。
　　新时代第四大支柱产业，我认为是生物工程，包括生物医药、医疗装备、中医现代化，以及动植物育种等。这些产业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差距比较大，大型精密医疗设备基本依赖进口，比如对癌症的治疗，我国的手术率是某些发达国家的10倍，原因在于治疗设备落后，国外已经常见的用质子加速器进行癌症治疗，在国内刚刚开始。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支柱产业。90年代的四大支柱产业带动了中国20年到30年经济快速增长，带动基本实现工业化。新的四大支柱产业的培育和成长，将会支撑中国的持续发展，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新动能。
　　我认为，新的四大支柱产业市场需求量大、带动能力强，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所以要加快培育，通过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拉动新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当然，老的四大支柱产业还有一定的成长空间，通过绿色化、数字化改造，让它们焕发青春，不断提高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经济观察报：从政策角度讲，发展新的四大支柱产业，什么路径比较合适？
　　郑新立：现在新的四大支柱产业振兴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跟9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主要是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特别是全国统一大市场越来越完善，国际交换规模也明显扩大。所以，新的四大支柱产业的形成，比起老的四大支柱产业的条件要好得多。特别是新的四大支柱产业里，出现了科技研发上走在前列的民营企业。现在已经消除了对民营企业准入的限制，石化产业过去严格限制民营经济进入，汽车行业过去对民营经济虽然开了门，但开得不够大，进来的几个民营企业，有一些发展起来了，如比亚迪、吉利、长城等，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在数字经济中，华为已经在全球确立了不可撼动的领先地位，去年一年的研发投入达到1615亿元。所以，再制定一些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企业的发展，已经没有必要。如果制定产业政策，就制定一个普惠的功能性的鼓励政策。比如对芯片，对减碳等，不管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只要到中国来发展，在提供优惠贷款、贴息补助等方面都应当一视同仁。
　　经济观察报：民营企业在新的四大支柱产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激发民营企业参与其中的活力？
　　郑新立：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在整个国民经济里边已经举足轻重，出现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领先的企业，包括华为、腾讯、阿里等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尤其要向华为学习，华为不抱怨也不期待政府给优惠政策。华为在成长过程中，有政府部门主动提出，有困难吗？要补助吗？华为都拒绝了，自己咬紧牙关，宁可在别的地方少花点钱，但在研发投入上毫不吝啬，每年研发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10%，如果年底时研发经费没花完，就要查找原因。对比来看，华为的研发投入比科创板所有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总和还多，对整个国家技术进步带动作用非常大。我觉得民营企业家都要向任正非学习，不要抱怨和观望，政府现在提供的这些鼓励政策，足以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美国打压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民营企业一要加大研发投入，二要发展成外向型经济，练好自己的内功，从而为经济尽快走向良性发展局面做出贡献。
　　经济观察报：这确实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现实的困难，出现了一些不确定的状态，应该看待？
　　郑新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后来的好多决定已经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同等保护，应该说，这给我们民营经济吃了定心丸。当然，在获得银行贷款和项目审批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作为民营企业家，应当看到党中央的这些政策，看到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关心和支持，把企业自己的事情做好，特别从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开拓国际市场方面下功夫把自己做大做强。
　　我相信一个合法经营的企业，在中国有充分的生长空间，有肥厚的土壤，特别是中国距离2050年现代化目标还有很长距离，人均GDP水平还比较低。未来一个时期，全世界最好的投资机会、最好的发展环境在中国，所以还是要向国内办得好的民企学习。荣盛、恒逸、盛虹、恒力这四大石化企业，为什么诞生在浙江和江苏？为什么深圳出了华为、中兴、腾讯等电子信息企业，应当认真比较、分析、研究、借鉴。
　　(《经济观察报》2023-09-04，文钊、王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