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未来我们至少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源环境约束等五重挑战。他认为应对这些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并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三个可提升环节。
　　以下为黄奇帆教授演讲及问答全部内容，以飨读者。
　　01 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五重挑战
　　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圆桌讨论。就今天的话题我谈几点体会。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以下五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
　　当前，新冠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
　　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越来越大。“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
　　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如果我们希望在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比现在的增速要翻一番以上。
　　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0%以上，做到这个很难，是很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又必须把全要素生产力搞上去，让它增长上去，这才能使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有基础。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
　　毋庸讳言，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
　　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
　　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调查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18.7%，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一亿人的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以上说的这五方面的挑战，以及与需求的下降、预期的下降、供给的下降，这三个下降的叠加，总体上现在的经济发展的确是遇上困难的阶段。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02 中国金融领域的五个策略
　　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兴则经济兴。我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对应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
　　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
　　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我们在今后的5年、10年、15年过程中要主动地、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并适度采取相应稳妥的措施，逐步把中国货币的定位进行调整。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我们四千多家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利润的一半。美国的股市也是四千多家公司，其中几十个金融上市公司占美国股市全部利润的16%~17%。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不平衡的。再有一点，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
　　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
　　这个转型需要二三十年的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
　　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
　　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双碳经济、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
　　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企业年金，把企业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渠道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03 对资本市场的建议
　　主持人：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似乎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想请教黄市长，未来应该怎么做？
　　黄奇帆：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来说，70多万亿的市值的确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但从资本市场应有的功能来说，比如资本市场有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投入产出的功能，有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应该说还没有彰显出来。
　　我们国家近20年GDP增长翻了三番，经济效益都发展，但资本市场20年前2000多点，现在也就2000多点3000点。投入产出功能来看，这方面也体现效益更差了一点，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也少了一点。
　　这么大的规模的资本市场，什么原因产生三个薄弱环节，主要就是我们在结构性、基础性的方面我们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从融资端来看，没有有效的退市制度。
　　我们目前进行了注册制改革。不管是二三十年前审批制还是最近几年的注册制，我们上市公司的数量现在已经突破4000家，上市公司的数量增长是很快的，但在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本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同时我们在过去20年里边，经常有上市到一定阶段停止发行，半年一年后又恢复发行，这样的情况有6次之多，最近几年虽然没有但是股市也不涨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说要用发行停顿这种方式来控制上市数量。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IPO刚性兑付，要实现优胜劣汰，有进有出。如果只进不出，那么这个股市就会变成垃圾股的天堂。所以股市健康的生命之基是优胜劣汰，是保持上市、退市的股票数量大体持平。
　　比如说美国在2010年到2015年5年里面，新股上市了1500多家，退市1400多家，这就形成优胜劣汰。美国上市的公司数量在十几年前是4000多个，现在还有4000多个。那么我们的股市30年时间从0到现在4000多家，是不是再过10年变5000？6000？7000？实际上退市如果不到位，那么我们的市场是搞不好的。没有退市制，也不会有健康的注册制。最近注意到证监会加快了退市制度的建设，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
　　第二从投资端来看，长期资本投资占比比较低。
　　因为由于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性的特征，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居民的资产、长期资金，包括很多机构，也不大敢往股市里面投，往往设定了很多对股市投资比例的限制。
　　我们看在总市值的口径下，美国和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比重。美国的机构投资在美国总市值占约60%，中国机构投资只占总市值的13%，A股机构化程度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现在资本市场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力量，都是散户在投资。
　　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我们长期资金，比如企业年金、社保基金、商业保险的基金，这些都可以构成中国版的401K的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必将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方程积累长期资本。
　　第三从机构端来看，竞争力弱同时存在结构性问题。
　　我们国家的证券公司综合实力尽管也有一百几十家，但是竞争力相对弱，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都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也太低。而公募基金行业也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比如到2000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募基金17.8万亿，和美国等成熟的基金市场比，我们公募基金的结构失衡的。
　　这个17万亿的资金表现为货币基金的规模占90%，投向股票的资金规模只占10%，而在国际上这个比例约是一半一半。所以我们的基金都不往股市里头，那就成问题，导致公募基金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没有充分体现。对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没有达到公募基金应有的水平。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力量。那么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机构、物资运营公司、产业引导基金，包括外资机构等等。从具体结构来看，刚才说了公募基金是17万亿，那么私募基金有10万亿，那么都表现为这个资金对股票投资太低，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导向。
　　总的来说，现在我们的公募私募保险资金真正投资到股票市场只占基金总量10%，这方面是过于保守，也就是说我们的机构本身代表政府主导方面的机构本身，对股市信心就不敢投没信心，那叫全国股民散户投资去干这个活，情何以堪。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来源：清华五道口
　　(新经济智库2022-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