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青年个体短期的就业困难可能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青年就业困难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2021年全球15-24岁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3.6%，为25岁及以上群体失业率的3倍
　　 
　　8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下降0.1至5.2个百分点，与2019年同期持平；9月录得5%，较8月下降0.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为2021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四季度，随着宏观政策"组合拳"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经济新动力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发挥，经济与就业趋好的势头预计还将继续。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仍有部分地区和行业面临困难，再加上受国际贸易、外部环境、需求不足等影响，经济与就业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其中，青年群体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尤为严峻，失业、慢就业、低质量就业日益增多，且还看不到短期内出现明显改善的迹象，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难题之一。
　　8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下降0.1至5.2个百分点，与2019年同期持平；9月录得5%，较8月下降0.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为2021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四季度，随着宏观政策"组合拳"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经济新动力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发挥，经济与就业趋好的势头预计还将继续。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仍有部分地区和行业面临困难，再加上受国际贸易、外部环境、需求不足等影响，经济与就业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其中，青年群体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尤为严峻，失业、慢就业、低质量就业日益增多，且还看不到短期内出现明显改善的迹象，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难题之一。
　　10月8日在京举办的"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3年三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围绕当前经济与就业形势、"青年就业理论研究与国别比较"做了深入讨论。青年就业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大
　　当自我期待和现实世界产生矛盾时，如何建立维系社交和人际关系获得社会认同，如何定义努力工作的意义，如何冲破在互联网回声效应形成的信息茧房，是摆在当代青年人面前的大问题。青年就业难现象凸显，失业、慢就业和低质量就业压力加大，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张冰子认为，青年个体短期的就业困难可能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这被称为青年失业的"疤痕效应"。如果走出学校后不能很快找到合适的工作，会更难以建立和维系有价值的社会关系，也不利于个人的技能培养和职业发展，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心理和情绪问题，影响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未来可能长期陷入失业、低质量就业或者躺平的状态中。OECD研究指出，韩国青年中不工作、不上学、不培训的"尼特族"近年来越来越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对向上流动以及努力和勤奋的回报越来越悲观，看不到通过奋斗实现理想生活的希望。
　　失业、慢就业、低质量就业，不仅会影响青年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宏观层面上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院唐代盛教授强调，如果现在不能为青年创造充足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未来将不得不为此支付高额的账单。在经济领域，处于失业、慢就业或低质量就业状态的青年比例过高，将导致（1）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整体消费水平降低，影响宏观消费需求增长；（2）岗位不匹配程度加大，高技能人才浪费与限制，创业创新活动减少，阻碍劳动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3）税收和社保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和社会福利负担增加。美国进步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政府为其16-24岁"尼特族"青年支付的费用预计将高达1.6万亿美元。在社会领域，青年就业难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导致（1）青年人结婚愿望受抑，整体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规模扩大，增加社会矛盾与不满；（3）治安状况恶化，社会信任度下降，对社会稳定性造成威胁。韩国结婚率过去十年持续下降（降幅高达35%），育龄女性平均生育率跌至0.78，青年就业困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期望错配是造成青年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青年就业困难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也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2021年，全球15-24岁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3.6%，为25岁及以上群体失业率的3倍。其中，OECD国家平均为12.8%，是整体失业率的2.1倍。理论上，导致青年就业困难的因素总体上可分为摩擦性、周期性和结构性三类。不过，从G20国家比较结果来看，不同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相去甚远。
　　摩擦性因素对刚走出校门正处于求职过程中的青年人而言，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唐代盛教授研究发现，求职者不能获得方便、及时、有效的就业市场信息，招聘单位不能获得真实、及时的应聘人员信息，在中国过去一直是妨碍青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因素。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青年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7、8月份是学生大规模走出校园找工作的毕业季，同时也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时候。10月份大多数学生找到工作到岗后，青年失业率就会降到当年低谷。其二，中国青年失业持续时间相对较短。2022年，失业持续时间在3个月以内的失业青年占全部失业青年的比重为78%，较之整体水平高13.6个百分点；失业持续时间超过2年的长期失业青年占比不到0.5%，仅相当于整体水平的七分之一。不过，摩擦性因素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近年会出现青年失业率上升的趋势。
　　理论上，周期性因素对青年就业的影响更甚于其他年龄段人口，其原因在于青年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更为敏感的特性。青年人属于新成长劳动力，业务技能和业绩表现都存在不确定性，不仅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相对较弱，而且就业主要依靠新增岗位吸纳。如果经济增长乏力，新就业岗位创造能力不足，跟不上新劳动力成长速度，青年就业问题就会凸显。
　　不过，不同国家青年失业率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关性存在很大差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青年失业率仅7年就已调整至危机前水平，而欧元区19国直到2020年疫情暴发前还未完全调整到危机前水平。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赵国昌教授认为，周期性因素对青年就业的影响大小与经济体制相关。之所以美国青年失业率在经济恢复增长后能够很快降下来，在于美国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较为容易跟随供需变动做出调整。对中国而言，尽管利用世界银行1991-2022年年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速与青年失业率高度负相关，但随着经济底层逻辑变化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已不能充分解释当前为什么会出现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的趋势。
　　影响青年就业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专业错配和期望错配两类。其中，专业错配是指求职者所具有的专业技能不符合工作岗位对于专业技能的要求。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和全球产业链重构推进，当前劳动力市场专业需求结构正在深刻调整，但学校专业技能培养结构囿于惯性调整滞后，的确会导致部分专业的求职者因供给过剩而找不到工作。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杨万东教授看来，劳动力市场专业需求结构调整对青年就业总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专业错配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目前面临的青年就业困境。一般来说，青年群体能够更快学习吸收新知识、新技术，理论上比其他年龄段人口更容易适应新的专业技能需求。然而，自公布调查失业率数据以来，中国青年失业率与整体失业率的比一直在上升，且虽然理工科毕业就业情况比文科毕业生好，但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比例同样非常高。
　　期望错配是指因工资待遇和职业路径偏好得不到满足而自愿选择不就业的情况。在期望错配情形下，青年之所以选择不工作，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他们希望的工作。而且，由于接受低质量就业存在职业路径锁定的风险，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越有可能选择不就业，从而出现"学历倒挂"现象。韩国是期望错配导致青年就业困难的典型案例，青年劳动力大量闲置的同时，中小企业岗位大量空缺。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欧阳俊认为，中国青年劳动力市场结构越来越趋近于韩国，期望错配对中国青年就业影响也越来越大。从需求侧来看，中国劳动力市场与韩国一样存在二元结构特征。无论是薪酬溢价还是稳定性和发展空间，正式就业都明显高于非正式就业，在大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就业高于中小企业。从供给侧来看，中国新成长劳动力结构也与韩国趋同，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已成为主体。2023年，中国大学本专科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已占同龄人口的70%，5年内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此外，相同的"学而优则仕"传统也使两国青年就业偏好日益趋同。最新调查显示，中国71.5%的高校毕业生希望在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而69%的韩国青年希望在政府、公共企业或大企业工作。青年就业促进的国际实践效果参差不齐
　　青年人承载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希望，同时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者，实现青年高质量就业是各国政府重要目标，2015被明确列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此，各国政府出台并实施了种种政策措施。但是，各国实践效果却是参差不齐。与会学者就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元区国家的实践展开了深入讨论。
　　与全球主要国家相比，与OECD其他成员相比，美国和日本青年就业状况相对较好。2022年，日本、美国青年（15-24岁）失业率分别为4.3%、8.1%，较OECD整体水平低6.6和2.8个百分点。其中，日本青年失业率与整体失业率的比为1.6，较OECD整体水平低53个百分点，美国则与OECD整体水平基本持平。
　　据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佩介绍，日本战后虽以其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失业率在2%以下），但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也曾出现过"就业冰河期"，青年失业率一度突破10%。不工作、不学习、不培训的御宅族也流行一时，成为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在她看来，日本青年就业问题能得到较好化解，其政府在供给、需求和市场机制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功不可没。其中，雇佣调整补助金制度在稳定和促进青年就业中起到了压舱石作用。美国则是另外一个故事，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明显的年龄分割，青年就业形势与整体就业形势变动基本同步，与经济景气周期高度相关，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是其中的关键。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认为，疫情后美国青年失业率能降至历史低位，就业参与率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主要得益于及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2018年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时，美联储更加强调就业政策的分配效应，推动在不引起通胀压力的条件下把失业率目标降至自然失业率之下。此外，推行学徒制、发展职业教育在促进青年就业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无论是政策出台的密度、频度、力度还是广度，过去20年韩国政府在促进青年就业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中心副研究员秦芳介绍，自2003年以来，每届韩国政府都推出实施了自己的青年就业促进计划，仅尹锡悦政府就推出了24条具体政策，从内容来看可谓是面面俱到。在供给侧为减少供需错配，参考德国模式引入了名匠高中，制定了国家技能标准，并严厉打击各类补习班，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在需求侧为提高青年劳动力需求，要求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业必须为青年留出5%的岗位，并向雇佣青年员工的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在供需匹配方面为消除信息不对称，为失业青年进入中小企业提供为期半年的资助，通过建立高校校园就业中心和连接公私部门的统一招聘信息平台改善青年就业服务。但是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虽然韩国青年失业率与OECD整体水平相差不大，但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远逊于OECD整体水平。2022年，韩国青年就业率只有28.8%，比OECD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
　　可能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如，有学者认为韩国政府青年就业促进项目投入不够，占GDP的比重（0.4%）甚至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0.5%），且大部分用于低效的直接岗位创造（占72%）而非用于高效的培训和就业激励。在秦芳看来，更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韩国政府在消除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方面的努力不够，一方面在于韩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短期内难以更改。尽管高等教育回报率已降到了很低水平，但唯学历论的观念在韩国依旧根深蒂固。截至2021年，韩国25-34岁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已高达69.8%，比OECD国家平均水平高24.3个百分点。
　　欧元区19国青年就业表现整体上较差，但其内部分化十分严重。过去5年，欧元区青年失业率平均高达16.6%，比OECD整体水平高4.1个百分点；青年失业率与整体失业率之比平均为2.2，与OECD整体水平基本持平。其中，德国是欧元区青年就业表现较好国家的代表，过去5年青年失业率平均为6.6%，青年失业率与整体失业率之比平均为2.0，均显著低于欧元区和OECD整体水平。法国是表现较差国家的典型，过去5年青年失业率平均为20.1%，青年失业率与整体失业率的比平均为2.5，均显著高于欧元区和OECD整体水平。
　　赵国昌教授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因素造成了德法青年就业表现的巨大差异。其一，在于教育制度的差异。德国特别重视职业教育，重视青年职业技能培养。学徒制也有助于学生建立与企业建立联系，最大限度地消除专业技能与就业期望错配。相比之下，法国更重视高等教育，强调青年人的学术能力培养。2021年，法国25-34岁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为49.4%，比德国高14.6个百分点。其二，在于市场规模企业竞争力。相比于法国，德国市场规模更大，企业竞争力更强，能够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事实上，自欧元区成立后法国就开始了去工业化过程，如今制造业已经基本空心化。化解青年就业难题的政策建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青年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如不能及时化解，不仅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还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短期内缓解青年就业压力须从扩大有效需求着手，千方百计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可考虑，由政府为选择民营小微企业就业的18-25岁青年提供全额社会保障费，其中高校毕业生可保留三年应届毕业生身份，以提高小微企业的就业吸引力。通过将就业吸纳能力建设纳入绩效考核，给予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上市公司税收优惠和经营便利等举措，激发大中型企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吸纳潜能。各地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现有劳动力结构，切实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注重制造、居民服务、康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与会专家强调，长远来看，根本解决青年就业难须从供给侧着手，彻底消除专业技能和就业期望错配。就业统计数据分析显示，在欧美大型经济体中，管理、研究和技术等白领岗位的合理占比在35%左右。如果以此为标准，中国高校毕业生中50%将不得不接受蓝领工作。韩国的经验表明，一方面，转变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绝非易事，白领岗位竞争压力的直接后果是学历内卷；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化不仅会加大青年就业困难，也会造成高等教育质量水平严重下滑，降低高校毕业生的竞争力。OECD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高等教育普及率排名前列，而高等教育质量则排名倒数。与会专家主张，根本解决问题需从高等教育重新定位入手，适当降低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适当提高高等教育学习成本，并在学科专业设置上适当向STEM领域倾斜。
　　除此之外，与会专家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青年就业统计。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王霆教授表示，就业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除了调查失业率的数量指标外，还应该关注工时、工资、就业稳定性、劳动权益保障等能够反映青年就业质量的统计监测指标。从统计的角度来说，当前登记失业率在反映国家或地区的失业状况方面缺乏准确度和灵敏度，青年失业状况实际上很难加以有效的跟踪监测，在调查统计的时候需要进一步细化调查对象和分析手段，要有一个更适应我们现在工作变化的就业监测办法。
　　（财新网2023-10-19，欧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