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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何以成为企业家之城？比亚迪的发展如何突破制约？如何看待深圳的增速放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3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教授接受读创/深圳商报专访，一一做出自己的解读。他坦言，深圳产业的成功“秘密”就是分工专业化的“滚雪球”，众多企业围绕产业集群发力，在分工体系中找到“滚雪球”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成为企业家之城，不只是因为世界500强
　　读创/深圳商报：深圳被称为“企业家之城”，财富世界500强的数量一直是一个有力注释。在今年财富世界500强的最新名单上，深圳有11家企业上榜。从2008年的平安首度上榜开始，在15年期间，深圳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由1家增长到了11家，而且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对于企业家之城的称号，您是如何解读？
　　唐杰：如何定义企业家？我是这样理解的，企业家能够捕捉到一个时代的信号，能够有效组织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深圳不是因为有了11家世界500强，就成为企业家之城，而是因为深圳有太多的创新创意企业家，造就了一个能够代表创新精神的大企业群体。深圳的世界500强，都是随着城市成长，然后反过来支撑这个城市增长。深圳的500强企业，第一个特点是它有深圳的内生性，主要在深圳创业成长。第二个是这些企业和深圳的产业有着非常深入广泛的联系。
　　二、深圳：在一个没有土地空间的城市里发展汽车产业
　　读创/深圳商报：提到世界500强，不能不提比亚迪。10年前，王传福说比亚迪要做世界第一，您当时在一次演讲时说并不相信。您也说过，就是因为比亚迪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所以深圳也就成为了新能源之城。您能否对比亚迪的成长进行剖析？
　　唐杰：10年以前，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到，新能源汽车在汽车销售当中的渗透率会超过1/4；也很少有人能够想到，2022年深圳每两位新车主就有一人选择新能源汽车。王传福是优秀企业家，就是因为他洞见到这个并不遥远的未来。王传福更难得的特质，就是能够承受住困难，在前景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坚持再坚持，一路走到今天。王传福的故事对深圳而言，说明了企业家的意义。
　　当年比亚迪要在深圳造车，具备一种难得的想象力。比亚迪收购的汽车制造厂在西安，整体研发和运营在深圳。这就创造了一个在土地空间有限的城市发展汽车产业的范例。我们现在说，深圳是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西安是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城市之一，比亚迪确实是空前地创造了一种新模式。
　　当时王传福说要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第一是他有多大能力？第二是成为世界第一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当时我问过王传福这样的问题：比亚迪可以白手起家做新能源车，为什么汽车大厂做不了新能源车？他底气十足地说，汽车大厂已经高度碎片化分工了，要推一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谁给你生产零部件？市场需求量很小的时候，没有一个供应商会给你生产零部件。他说：“比亚迪可以做，是因为比亚迪不仅有研发能力，还有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把车做出来。”事实上，2010年比亚迪纯电汽车销量只有33辆，比亚迪就是凭借着自己的生产体系生产出样车，然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2018年，比亚迪纯电汽车销量就达到了9.48万辆。
　　当年我个人不相信的理由是，全能企业效率不高，分工效率才高。王传福的故事告诉我们，逆分工是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将燃油车社会分工浓缩到比亚迪内部分工，将研发和生产统一起来就可以创造出世界第一。当产能逐步扩大，就会有人加入分工体系。比亚迪出一套技术、出一套标准、出一套体系。然后，又开始从比亚迪内部分工转化为发达的社会分工。2019-2022年，比亚迪纯电汽车年销量从14.61万辆飙升至82.28万辆，4年增长5.6倍，带动形成了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分工体系，集聚了8900余家从研发到生产及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深圳企业在电池材料、电控核心原件、电机驱动系统、车载电源、车载信息领域等环节都精准卡位，在多个细分领域实现了重要领先优势。
　　读创/深圳商报：从华为到腾讯，再到现在的比亚迪，为什么深圳企业家总是能踩中风口，从而诞生引领性的企业？
　　唐杰：深圳有一个特点，像王传福一样有洞察力的企业家开启了一个行业的增长模式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给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了空间，产业边界不断蔓延，将各行各业串联起来，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众多企业围绕着产业集群，不断地添砖加瓦，把产业链条越做越长。产业集群类似于滚雪球，越滚越大。我觉得，这是深圳产业成长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分工专业化。
　　读创/深圳商报：还是回到车的话题，分析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您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智能汽车，从新能源汽车到智能汽车，深圳能够继续处于领先位置吗？
　　唐杰：现在的造车新势力，汽车背景和信息产业背景的企业各占一半，这两个产业正在融合当中。传统燃油车的零部件数量，大概有10的4-5次方个，未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可能降到10的4次方以下。这是芯片集成度不断提高造成的，是燃油车不可能实现的进步。十多年前，王传福就坚信汽车产业的革命会发生。这种革命不仅仅表现在动力方面，更突出地表现为，汽车会成为可以行走的计算机，智能汽车就是机器人。大量前沿突破性技术的集成，深圳完全有可能在全面的自动驾驶技术革命中取得领先优势。
　　此外动力电池核心是个材料技术，当材料技术一波又一波滚动融入新能源产业，我们看到了深圳的相关产业越做越大，未来会成为影响更加广泛的储能技术，会带动更多的企业和细分化行业的崛起。这些企业只给比亚迪供货吗？不是，它们会变成全国甚至是全球在某一个领域方向的细分化冠军。
　　三、深圳：增速放缓不是问题，而是正常的规律
　　读创/深圳商报：这几年，深圳经济的增速基本上是和全国保持一致。和过去相比，增速由两位数变为个位数。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增速上的变化？
　　唐杰：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复杂在于增长过程叠加了几种周期性因素。
　　第一是成长周期。从模仿走向创新的时候，速率就会降慢。道理很简单——你跟着别人后面走，前面的雷别人都探过了，你当然可以跑。从模仿走向创新，从规模化生产走向创新，速度是会下降的，你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做你过去没做过的东西，而不能走前人已经走过的路。
　　第二是技术性周期。全球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大家一般都会接受50年这个长周期。改革开放，我们正赶上了大规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时期，这有利于深圳进入快速增长的过程。深圳先是发挥比较优势去做传统产业，很快就抓住了全球增长最快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产业自身是有生命周期的，进入一个成熟期之后自然就没有那么快的增长。
　　第三是投资角度的短周期。从财务平衡考虑，如果机会还没成为一个巨大需求，经济就会调整，这个周期大约是8到10年。
　　从特区建立初期的年均60%，现在下降到6%，深圳经济增速的确是在缓缓下落。高收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之对应的一定是中低收入地区的增速加快，这不是问题，它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当深圳说担心减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看周边是不是发展得更好了。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增速放慢的深圳，每年GDP的新增量还在不断创造出新纪录。深圳的GDP超过1万亿元时，经济增长率15%，每年的新增量是1500亿元；超过3万亿元后，经济增长率6%，每年新增量是1800亿元。
　　四、深圳：临深片区不是单纯的楼市概念，也是产业概念
　　读创/深圳商报：和增速相关，对于深圳的关注绕不开企业外迁或者外溢，您如何看待这个话题？
　　唐杰：和周边比较，当我们增长越来越快，财富聚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成本不就会比其他周边城市要高吗？企业自然要算账：在深圳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吗？我们走访企业，会看到企业是这么算账的：生产的哪些环节在深圳效率更高？哪些是成本更高？一般结果是，留下并扩大高效率的环节，迁出成本高的环节。
　　我们经常讨论一个现象，就是华为“出走”松山湖，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相向而行的企业，那就是OPPO来到深圳。从最初200人到现在过万人，OPPO的创新中心或者叫领导力中心就在深圳。OPPO在深圳要干什么？是从做手机发展到做万物互联。OPPO意识到，借助深圳“创新之都”的人才优势实现快速发展。深圳拥有更丰富的软件型人才，有更贴近前沿硬件市场和产品开发的综合性人才，以及具有把握科技创新前沿视野的战略性人才。TCL是惠州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研究开发主体和全球运营中心聚集在深圳。
　　这是企业的内部分工，但也是城市之间的分工。这些企业的部分创新主体在深圳，大规模制造在外面。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好还是不好？是深圳空心化了吗？应该不是。从TCL、OPPO、华为都可以看到，我们和东莞惠州形成了特别好的分工合作。是一骑绝尘好，还是三匹骏马齐头并进好呢？这值得研究。
　　企业外迁问题从道理上看很简单，从感情上看很困难，从操作上看很复杂。操作复杂是因为要解决再就业问题，要解决可能引起的经济减弱问题。助力企业升级是否都能顺利再上台阶呢？政府补贴一段时间，企业还不能升级，结果也就在所难免。壮士断腕是因为不断腕就会危及生命，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生存了几十年的企业碰到这种状况，大家在感情上都会难以接受，但还是要向前走。总有一些在转弯处被落下的企业，有些产业、行业慢慢都不存在了，停留在这个产业或者行业当中的企业，慢慢也就会被淘汰，这是一个痛苦但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政府要认真解决操作上的难题，让企业有更多机会能够凤凰涅槃，让下岗失业员工能够尽快再就业。
　　读创/深圳商报：谈到深圳都市圈，您曾经用“临深片区”对深圳的产业辐射力做过一些解读。深中通道马上开通，深珠通道也在规划论证，高铁更是将空间距离转化为时间距离。关于临深片区的扩容，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
　　唐杰：在现实中，都市圈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上的概念，也是一个产业上的概念。在城市没有发展起强大的CBD以前，职住平衡是个很自然的理念。大城市都在算账，亩产要更高，不仅是每平方公里的GDP要高，税收也要高。高的结果是什么？就业更加密集，产业更加密集，CBD的房价就这么上去了，职住平衡的理念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住在福田中心区、住在南山太贵了，到龙岗、到坪山、到东莞和惠州临深片区就成为一种趋势。
　　所谓临深片区不一定就是单纯的住宅区，同样具有产业功能，可以复制城市没有出现CBD以前的那种职住平衡……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它是个现实的问题。以佛山和广州天河之间那条地铁为例，它就带动了天河金融区向佛山扩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它不仅仅是一个民生的居住迁移，它是产业扩散，而且是产业有选择的有序扩散。
　　深圳城规院做了一个特别经典的调查，发现深莞惠边界出现了一个共有的区域，这个边界面积超1500平方公里，居住了1000万人。当我们越过行政边界来看城市的时候，就会发现城市是连绵不断的，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方便，企业能否迅速发展。
　　假如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有一些企业搬离深圳是问题吗？可能不是。我们要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样的事，很难简单地说好还是不好。因为当你把尺度一放大，好和不好会发生调转：一个企业离开深圳如果获得更好的发展，把它留在深圳可能就是不好的。
　　五、深圳：未来的城市转型就是人才转型
　　读创/深圳商报：谈到人的问题，深圳现在要统筹解决“需要什么人才”和“人才需要什么”这两大问题。站在您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唐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本质性的问题。深圳面临未来城市转型，而转型就是人才转型。城市的人才转型和企业差不多，无非两种途径：一个是培养，一个是引进。企业可以自我培养人，而城市需要建大学，需要更多的创新载体。
　　华为寻找技术解决方案，任正非去华东去北京和大学座谈，但没有在深圳座谈。看起来深圳还缺少和华为这种顶级企业前沿创新相匹配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深圳需要什么人才？首先是科学家，尤其是钱学森式的战略科学家。
　　我们还需要有科学思维的工程师，一个新的科学突破发生之后，你苦心积累的全部技术都会被突破；我们需要有科学思维的企业家。企业家可以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但企业进行大规模创新，企业家的科学技术能力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外，深圳还需要具有工程技术能力的工匠。
　　深圳需要什么人才？这就对深圳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提出了要求。我们要有瞄准双一流的以科学为主体的大学，也要有以工程技术难题突破为目标的大学，还需要能培养出解决具体工艺难题的人才的高校。
　　六、深圳的制度化建设离不开法治化
　　读创/深圳商报：本次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确定的主题是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宏大叙事。在营造优化营商环境、确立新的比较优势的时候，深圳在制度创新上有哪些值得推广的做法？
　　唐杰：为什么深圳可以产生出这种特别发达、细密的分工？大家都知道分工效率高，因为分工会不断蔓延，越做越大，会出现大中小企业共生的产业形态，会形成一波一波的产业扩张和龙头企业崛起的过程。分工不是技术是制度，是靠诚信，是我们常说的“重合同守信用”。这就是说，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的。
　　在我看来，法治是深圳过去40多年积累的最重要经验之一。研究深圳的制度化建设就离不开深圳的法治化建设，法治化不仅仅只有立法、修法和执法，很多地方出了问题找市长，在深圳怎么不找市长？因为法治可以解决，市场可以解决。找市长解决，那是人治。
　　深圳的法治化，在全国走在前面。如果没有走在前面，我们就很难想象深圳的企业家状态，很难想象深圳的分工状态。深圳目前这样的分工状态、企业家状态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个制度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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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的重要性，在于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高品质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城市要成为创新的核心策源地，就必须实现创新的聚集和开放。
　　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构建强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提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您是如何理解创新的核心地位，为什么创新在国家战略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唐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而创新就是前瞻性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过去四十年，我们的发展曾经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发挥比较优势，即是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我们的科技和创新，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外来技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拥有大量年轻且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同时还能适应高强度、高密集的纪律性生产。很多跨国公司到东南亚，到印度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并不适应上万人甚至十万人这样的生产组织方式。但现在，我们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力成本贵起来了，印度和越南的人口增长很快，人力成本比我们更便宜。所以，我们要拓展新领域、开辟新赛道、培育新动能、建立新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走上创新这条路。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创新能力还不太强，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也进入了创新性国家的行列。现在，中央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一的同时，创新能力也要位于世界前列，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也必然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
　　我认为，在这个发展动力正在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高品质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创新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提问：科技创新被认为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在这个领域，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唐杰：中国面临的创新挑战，主要是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去理解创新，研究创新的特性。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创新是具有开放性和聚集性这两个特点的。
　　我们看国内一线城市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进入全球前十的创新城市，有深圳、香港、广州、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是国家创新体系里的领先者。而其他二三线城市，在全球前100名创新城市集群排名仍位于第二、第三梯队，尽管不少城市已经聚集了数量较多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以深圳为例，2000年开始，深圳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创新期，专利开始快速增长，2010年以后，专利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2019-2020年深圳两年累计在世界三大专利局公开的专利4.9万件，占我国主要城市的44.6%，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深圳的土地少，所以科技创新的企业高度浓缩，大量产业集聚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过去十年，在深圳南山科技园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聚集密度仍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对多样性和聚集密度提高表现得十分敏感。聚集使城市知识积累的量成指数型增长，不断推出价格水平快速下降的新产品，市场对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宽容度不断扩大，形成了企业创新、知识创造、市场边界扩大的正循环。
　　再看开放，以北京为例，它本土的创新比例是15%，与深圳合作的创新占5%，与美国、日本、韩国的合作占比分别是19%、11%、9%。上海，本土创新占比8%，与京、深合作的创新占比6%，与美国、日本、韩国合作的创新占比分别为21%、9%、6%。再看深圳，本土创新占比近22%，与北京合作的创新占比7%，与美国、日本、韩国合作的创新占比分别为17%、8%、17%。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创新表现出了极强的开放性。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城市要成为创新的核心策源地，就必须实现创新的聚集和开放。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同等重要，科学家、企业家、高水平的产业工人缺一不可。超大城市要专注于创新创造，中小城市更注重专业化少品种的规模化生产。
　　二、城市要找到自身在国家创新中的定位与特色
　　提问：在您看来，国内城市的创新目前正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能具体谈一谈不同城市在创新过程中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吗？
　　唐杰：我认为不同城市的创新各有不同。不同城市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也不一样，创新的来源也不尽相同。我们曾做过一个研究，对比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以及成都这样集中了优秀大学的城市与深圳、苏州、无锡这样大学资源较少的城市在创新领域的不同表现。经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两种城市的创新是两种不同类型。前者是科学创新中心，是基础科学引领，高端科学论文的发表数量特别多；后者是产业创新中心，发明专利多，科学发现相对少，但产业化能力要强一些。走向前沿创新要高度关注前瞻性基础研究，但基础研究要变成产业化，不仅仅需要科学家，还需要无数的工程师和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才能实现。所以，不同城市在创新领域，定位可以不同，承担的使命也不同。最重要的是，在国家创新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优势，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
　　创新是决定区域增长最根本性的因素，区域差异就是源于创新的差异。一个城市是不可能创造全部知识的，需要和其他城市互动，形成相互的知识溢出，把知识蛋糕做大。所以讨论创新，就绕不开分工与合作。在同一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之间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是承担不同的功能，有些城市进入了创新复合的精密高迭代时代，有些城市处在规模化资本密集的阶段，而有些城市仍处在劳动密集型的阶段。在此情况下，城市群会形成按照技术复杂性、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的分工。
　　我们用长三角作为例子，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不同城市在创新链中的分工。长三角的城市，分工层级比较清晰。首先是科技创新强的城市，比如上海、杭州、南京及合肥；其次，是快速工业化的城市，主要是以苏州、无锡和宁波为代表。第三，是一批新崛起的城市，比如台州、湖州。长三角多层次城市群形成，一方面是历史的原因，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主要在南方，所以南方城市的发展历史就比较长，不同城市之间的优势和功能也就不一样，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强化。另一方面，是长三角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让知识不断积累，知识让城市具备了创新的功能，知识的溢出又产生了不同的分工。城市共享长三角的教育优势、科学优势和产业优势，产业集聚和扩散同时发生。
　　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的城市间分工还不够清晰明确。珠三角城市化历史还不够长，仍处在强化自身的过程中，城市间还是竞合的状态，区域的发展也不够平衡。但分工的趋势已经出现了。深圳的工业开始向东莞、珠海、中山、惠州扩散，广州的工业开始向佛山、惠州扩散。广州和深圳腾出来的空间，就被用来做高端的科技创新和研发。
　　那么，再来看成渝地区，这样的分工也还不够明确。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在成渝地区的占比似乎过高？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把产业分散出去，自己的GDP就损失了。但这个损失是不是真损失呢？一个城市的空间和需求终归是有限的，但十座城市的空间和需求，就明显大了很多。成都作为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可能是以服务和商贸为主，周边城市工业化水平提升后就会放大对成都产业和科技服务的需求。此外，超大城市因为聚集了多样性的人才，创新与创造的能力会强，会逐渐走向高端创新性生产。但对于中小城市来说，专业化反而是最重要的，要走规模化生产的道路。在长三角的城市群中，纺织业百分之七八十的份额都集中在一两个县，一个小小的打火机制造就可以支撑一个县级市的发展，在深圳，规模两三个亿到二十亿的中小企业，往往与周边城市的制造企业进行创新与制造的分工合作。周边城市的制造企业依赖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未来成都，乃至于成渝地区需不需要做这样的转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创新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需要不断地试错，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以提高成功率和降低成本。
　　政府要用法律保障公平，用市场促进竞争，用政策避免“内卷”。
　　三、创新：政府要做的是依赖与引导市场
　　提问：结合您的观察，深圳科技创新的特点是什么？有什么值得成都借鉴的经验？
　　唐杰：我们都知道，创新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需要不断地试错。从1985年开始，深圳从初期的技工贸向大规模工业化转型。到了1995年左右，特区政策普惠化，企业发现，深圳的地贵、劳动力贵、电贵，大量“三来一补”的企业利用广深港高速公路开通的便利，从深圳迁移去了东莞。深圳走向了自创品牌的模仿制造时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2000年深圳出现了第二轮产业外迁潮。2010年深圳按照中央和省的要求率先开启了新一轮产业升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2-2015年三年时间，有两万多家企业离开深圳，其中约半数集中在宝安区，所以当年宝安区的压力特别大。但深圳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一个以新产业新技术规划落后生产力的过程。如果发展总是一帆风顺的话，就没有人愿意退出。经济“紧”一点，有利于科技和产业的转换及调整，“紧”一点会增强企业加大创新，获得发展机会的动力。创新与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是需要采取措施去推动的。
　　从大的方向上来看，深圳主要做了三个工作。第一，在足够多的市场主体前提下，形成更加规范、清晰的制度性规则和普遍的行业标准，让尽可能多的企业能够到创新赛道来参与竞争。创新的参与者越多，创新的成功率就越高，同时创新者之间的学习交流就越频繁、越充分。第二，深圳会关注符合本市产业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产业技术发展趋势，政府汇聚创新的技术需求，创造有利于企业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公共政策条件。第三，一项技术要转化为产品、商品，往往会面对“最后一公里”甚至是最后的工艺技术瓶颈，这是从科学走向产业化的死亡谷。深圳通过建立公共研发平台，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工程中心，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产品的良品率。渐渐的，深圳这座过去没有工业基础的城市，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创新能力。
　　提问：您提到对于新技术的关注，站在政府的角度，深圳是如何去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呢？
　　唐杰：从深圳的实践来看，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充分依靠市场，充分信任企业，充分尊重企业家。创新是多层次的，既有顶天立地的高大上，也有铺天盖地的草根创新，科技引领、产品技术创新、市场经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的创新和组织的创新以及生产一线对工艺技术改造的微创新。所以，除了科学家们所做的创新之外，还有更多的创新，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是依靠企业和企业家来实现的。当然，深圳这种以企业为主的创新体系，既有短平快爬梯子、上台阶、见效快的优势，但也有基础不够扎实的劣势。
　　所以，深圳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基础创新能力的建设。过去，深圳是单身从北京“拿知识”，但现在，数据显示，深圳自身的专利合作占比已经超过了50%，开始和北京“换知识”，从模仿者成长为科技知识创造者和国际合作者。
　　首先，深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经验，就是要提升政府对产业和技术的识别能力，有效地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既有多元化合作攻关，也有背对背后的竞争性创新。此外，政府特别重视为城市、为产业创新创造出更多的知识来源。比如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交易会上，哪家的技术大家围着看，峰会上，哪个企业家的演讲大家都去听？就有可能捕捉到创新的新技术、新方向，形成了新赛道、新优势。
　　其次，有为的政府在于能够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在识别了正确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深圳就通过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进行引导，降低成本，保持企业竞争处在合理的水平。缺乏竞争，企业就会失去创新的动力，而过度竞争可能会产生内卷，大家“躺平”了。企业和企业家承担着巨大风险，是要盈利的。今年两会上，李强总理说企业家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是对企业创业的精准总结。比如，当年深圳的企业热衷于生产不入网的手机设备，原因就是要入网，必须先到省，再到国家，一级一级送检，一来一回，时间过去了，销售机会也就没了。深圳注意到了企业的需求，就向工信部门申请在深圳建设一个检测分中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成效。企业在通过产业政策得到支持的同时，还能够与同行业进行交流，形成一个良性的学习和竞争氛围，积累了知识，又传递了知识。类似这样的事，深圳其实做了很多，目的就是为了给企业创造条件，创造公平良好的环境。
　　第三，深圳比较早就确定了知识产权的价值，知识产权有价，知识有价，创投才有基础。深圳创投界企业认为，深圳政府陪同外地政府在深圳招商，但很少自己出去招商的原因是，发达的VC、PE产业是深圳招商主力军。为了降低风险，创投之间还会形成一个联盟，企业之间会形成“俱乐部”，你投我跟，我投你跟，信息的交流很充分，一个创新企业的发展前景和潜在价值，在投资市场上比较清晰透明。同时，深圳重视法律，很早就通过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创投行为作出界定，也对政府行为作出约束。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作为一个道德风险很高、竞争性很强的行业，深圳国企的深创投和高新投发展得都很好。
　　第四，大企业是创新龙头，中小企业是创新本体。深圳习惯于鼓励支持“中小企业”，从中培育出“大企业”。深圳和成都类似，都有300多万个市场主体。深圳不指定谁是领头者，因为创新永远都有后来人。而是鼓励大中小企业形成分工产业链，打破了创新的孤岛效应，形成了看似相同但细分化差异明显的产业结构，推动了产业集群水平的提升。近年来，很多来深圳的创业者表示，到深圳来创业最大的优势是，不需要自己一切从头做起，深圳发达的分工让创业企业可以找到任何所需要的配套设备和零部件，甚至有些还是免费试用。宝安曾经经历了低端产业迁出的转型阵痛，现在宝安有1200多家三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其中135家是国家级的，189家是省级的，894家是市级的，带动了3400家中小企业发展，专业化程度极高。宝安的例子说明，政府引导推动企业分工聚集，降低了企业创新创业成本，提升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在很多创新型产业上，成都与深圳有类似的地方，但成都有着深圳不可比拟的优势，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成都面向大西南的核心区位，成都优秀的大学体系和高水平的科研队伍，使得成都创新体系构造与成长极具潜力和爆发力。
　　（招商引资总参(公众号)2023-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