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制造业需要保持适当比例，以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增速降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通、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制造业发展较好，也成为2020年GDP增速保持稳定的关键。
　　 
　　制造业被认为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最基础的部分。稳实体经济，关键在于稳制造业。
　　“十四五”规划纲要把“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到了更加显著的位置，并首次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后，制造业占比从过去几年32%的占比区间开始一路下滑，2019年跌至26.77%。制造业占比下滑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23座万亿GDP城市为样本，分析近5年来这些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情况，以及背后的逻辑因素。
　　制造业需要保持适当比例，以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增速降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通、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制造业发展较好，也成为2020年GDP增速保持稳定的关键。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第三产业，同样为该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目前大部分城市未对此进行单独的统计，建议应在“十四五”时期有所重视。
　　7城二产占比超40%
　　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看，一个明显的变化，23座城市普遍在下降。
　　具体看，2015年末，23座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为44.40%。占比超40%的城市有17座，其中泉州（占比61%，下同）、佛山（60.5%）、合肥（54.7%）、长沙（52.6%）占比超50%，是典型的工业（制造业）驱动型城市。
　　从发展情况看，这些城市都因制造业而兴盛，其中泉州的亮点在于传统制造业保持了较强的活力。近年来泉州孕育了安踏、恒安、盼盼、九牧、柒牌、361°、匹克、七匹狼、劲霸等全国、全球知名品牌。佛山则通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智能制造重镇，拥有美的，海信，格兰仕等知名企业；合肥在安徽省的支持下，将汽车、机械装备、家用电器等行业列为战略支撑；长沙制造业历史悠久，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世界级企业为代表。
　　但2020年末，23座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占比下降到37.31%。占GDP比重超40%的城市减少到7座，仅泉州和佛山的制造业依然占据“半壁江山”。
　　合肥和长沙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2015年分别下滑了19.1个百分点和14.3个百分点。此外，5年内这一比重下滑超10%的城市，还包括成都（下滑13.1个百分点），天津（下滑12.6个百分点）、武汉（下滑10.1个百分点）。
　　需要提出的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在第二产业中，划分为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其中前三类属于工业范畴。
　　由于部分城市未直接公布制造业或工业增加值数据，因此本报告中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参考数据。因此如果剔除第二产业的其他部分，则制造业的占比将更低。
　　但并非无亮点可寻，2020年末，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保持稳定的城市包括南通（下滑0.9个百分点），苏州（下滑2.1个百分点）、无锡（下滑2.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座城市皆位于江苏省。
　　其中，南通市在“十三五”初期，便提出“全面增强工业经济对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支撑，保持工业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建成长三角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基地和长三角北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以上数据佐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以制造业（第二产业）驱动型过渡到以服务业（第三产业）驱动型。
　　23座万亿GDP城市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一趋势。2015-2020年，23座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28.09%，同期GDP的平均增速则达到52.33%，两者的增速差为24.25个百分点。
　　但亦有例外——南通的增速差仅为3.2个百分点，这表明这座城市具有明显的制造业驱动型经济特点，此外，有同样特征的城市还包括：苏州、佛山、宁波。
　　制造业占比下降源于多方因素
　　如何看待万亿GDP城市中的大部分城市制造业占比明显下降的问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第一是基于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如国外诸多“世界级城市”，皆在工业化中后期完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是传统制造业优势消退的主观因素。尤其是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制造业的城市，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生产成本增长，部分制造业开始向西部或周边国家转移。
　　制造业（第二产业）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退潮”的同时，服务业（第三产业）开始登台。
　　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这一转折点发生于2012年，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5.5%，以超第二产业0.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的第一动力源。
　　此后，二产和三产的占比差距逐渐拉开，2020年末，两者占比分别为37.8%和54.5%，“二退三进”已为定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第二产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弱化。在第三产业中，以服务对象划分，可划分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消费性服务业，以及从原本属于第二产业、后从中分离出去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制造业中的非制造环节。
　　正是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显著拉低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如从万亿GDP城市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降幅较大的城市观察，部分城市亦是基于这一因素。
　　2013年，北京成为我国首个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破万亿元的城市。这也解释了2020年北京第二产业占比列万亿GDP城市最末、仅15.8%的原因；同时，21世纪经济研究院也认为，这与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相关，这使得部分制造业向周边城市疏解。
　　成都也同样基于这一因素——202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2015年下降了13.1个百分点，这一降幅在23座万亿GDP城市中排名前列。
　　2020年末，成都市还召开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大会，首次提出要大幅提升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为城市转型发展赋能。这也是成都首次以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为主题举行的高规格会议。
　　此外，如上海提出打造全球科创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深圳提出发展信息服务产业、创意产业、物流产业、金融产业等，皆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方式。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非是对制造业的削弱，相反可推动制造业更高质量的发展。
　　因此从这一角度讲，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情况，可视为是一个地区工业化发展程度的指标。如近日发布的《成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规划》称，到2025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到8800亿元，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0%以上，占GDP比重达到35%以上。
　　2020年，苏州也召开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大会，会上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是苏州的必然选择，是赋能“新苏州制造”的利器，也是苏州的职责担当所在，“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理应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好的地方。”
　　警惕制造业空心化带来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上述分析，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不应仅依据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衡量一座城市发展水平。如北京2020年的占比仅15.8%，远低于万亿GDP城市中的其他城市，但不能表明北京经济发展水平不及这些城市。
　　我们需要更加深刻的理解，一座城市在工业化中后期，因工业技术进步导致非制造业环节被剥离的现实问题，以及经济发展越高的地区，其社会分工越复杂的客观情况。
　　但对于更多城市而言，需要考虑制造业空心化所可能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在过去针对一国而言，但其背后的内涵指向制造业占比下降而延缓居民收入增长，因此同样可作为城市发展之鉴。
　　从国外的经验看，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出现制造业占比下降情况，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地区的部分国家，制造业比重下降发生在人均收入6000-8000美元之时，此后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而美国与日本的制造业下降的时间，则分别是其人均收入达到16000美元和19000美元之时。
　　近年来，学界对于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占比问题，争论一直持续。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服务业占比增长，会使得社会生产成本增长，拖累GDP增速。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未来需要保持制造业在我国经济结构的适当占比，这不仅源于“双循环”背景下，对于更高质量和竞争力的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来自于制造业本身是所有科技创新、技术发展支撑的产业特点。
　　简单概括，制造业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脱离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的风险，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提出“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从地方政府角度看，国内的不少城市已经开始“重拾”制造业。
　　济南市提出到2025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3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级双双达到万亿级。青岛提出“十四五”期间提升制造业在全市的基础地位。
　　广东省则提出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即使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低的北京，也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制造业发展计划——发展高端制造业，尤其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建议，对于这些城市而言，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要解决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如降低用地成本，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用工成本和用能成本，适当增加预留工业用地空间等。同时，以科技赋能的方式，推动中国的制造业更有价值和竞争力。
　　（《21世纪经济报道》2021-04-03，李果）
　　 
　　#阅读延伸# 解决制造业占比下滑“未富先老”：多地亮出新制造业发展计划
　　日前，在制造业大市佛山举办的一场实体经济论坛上，数位专家都提到了一个共同话题。中国制造业正在加速“未富先老”，要警惕制造业比重过快过早下降。
　　从数据来看，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2.45%，达到历年来的峰值，而后历经了波动式、趋势性下降，降至2019年的27.17%。
　　但对比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过快过早。美国27年下降了8.1个百分点，日本23年下降了2.8个百分点，而中国仅用了13年就下降了5.3个百分点。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所的工程师张亚丽曾在2020年就对此做过系统性研究。她发现，美德日韩等均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较高水平时，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而目前我国远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制造业比重却早已“提前”进入了下降阶段。
　　“制造业是国家产业体系安全和自主可控产业链的重要保障，在制造业由大谋强的关键阶段，比重一旦下降过快过早，可能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发生，威胁产业安全，制约创新发展，甚至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张亚丽说。
　　制造业夹心化：红利消失叠加成本飙升
　　张威不止一次觉得，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正在成为引发制造业龙卷风的那双蝴蝶翅膀。“2020年接到手的一些订单，基本上都是在亏本做，实在有些撑不住了。”
　　作为广东中山一家机电企业的老板，张威浸淫行业10多年，今年压力尤其大。工厂生产所需的铜，价格在年后遭遇了剧烈震荡。接订单时铜价每吨才4.5万元，如今要花6.5万元购买原材料。
　　“小企业资金本就拮据，只要市场上稍微有些风浪，小船说沉就沉了。”张威甚至有了最坏的打算，毕竟身边不少朋友都已或早或晚离开了制造行业。
　　虽然经历过不少风波，但张威始终认为“制造业是个好生意”。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基础好，上下游产业链完整，从海外拿到订单后可以迅速组织人马开工，配件自给半径不超过10公里，港口运输距离也近，忙碌一年总有收获。
　　张威的想法确实代表了一大批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制造业确实凭借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高素质低价格的熟练工人以及相对较低的土地租金投入，形成了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抢占了全球市场。
　　例如，早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占比中就达到19.8%，超过美国19.4%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并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这些原本中国制造业赖以成功的因素，正在一项项悄然瓦解。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为例，人口红利大概在2012年左右开始消失，人工成本也逐年走高。早年东南沿海地区纺织工人工资集中在5000元左右，中西部地区则在3000元左右。但如今纺织厂招工的工资开到6000-8000元，也少有人问津。有企业反映，“5年前公司的人工成本仅占20%，现在已经达到了60%。”
　　除此之外，包括铜、铝、塑料等原材料市场也“涨”声一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产资料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上旬，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共计10余种原材料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上涨，电解铜涨幅达到48.95%、铝锭价格同比上涨32.5%。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透露，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3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比重已经上升到60%的历史高位，反映劳动力成本高的企业比重已经高达36%，而反映物流成本高的企业比重也高达33.5%。
　　张威如今也在动摇，他越来越觉得现在的生意开始有些“夹心化”了：一方面，人工、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利润大为减少；另一方面，欧美高端制造业回流、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再明显了。
　　投资信心不足：不敢投与不愿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正的同时，制造业投资却持续几年下降。例如，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9%，工业投资零增长，制造业是负2.2%增长。
　　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对制造业投资低迷的现象也进行了分析。邹澜认为，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主要是外部经济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制造业企业的流动资金紧张，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自然受了影响。
　　一位不具名的企业家对此也颇为赞同。在他看来，制造业投资负增长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资信心不足。“企业家用脚投票，人力、原材料等一系列要素上涨，抬高了整个制造业的成本，极大地挤压了利润空间，没有利润哪来的投资信心？”
　　据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净利润在5%以下和5%-10%的企业合计占到了近70%。这种利润率很难覆盖融资成本，自然也没办法激起企业家的投资意愿。调查甚至将此现象总结为，“利润不高不想投、前景不明不愿投、方向不清不敢投、融资困难没钱投”。
　　上述企业家反映，企业家对制造业投资意愿减低是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而企业反映最多、影响最大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企业税费负担重，二是融资贵融资难。
　　“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低，尽管国家近年来在减税降费方面投入很大，但企业经营依然面临压力，减税降费还有较大空间。”该企业家说。
　　广东星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算了一笔账，即便企业不开工，银行利息、水电、厂房设备折旧等成本都要支付，一个月就要刚性支出500万元左右成本，每个月还要支付员工薪酬福利近500万元，老板几乎都在为员工打工。
　　“长此以往下去，谁还愿意坚守制造业呢？所以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在非常时期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张伟明说。
　　东莞康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国雄也反映，很多制造业企业实际上是赚钱的，但流动资金压力大，很多钱都压在了原材料上面，订单一来就抓慌。找银行融资要有抵押，有一大部分企业的设备、厂房都是租的，从银行贷到钱的几率还是小。“几个回合下来，很多老板就打消了扩大投资的意愿。”
　　新制造业计划：技术赋能增效
　　多位专家表示，制造业向来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全国327万家制造企业吸纳了1.05亿人就业，占总就业的27.3%。如何防止制造业比重过快过早下降？
　　“要将制造业比重维持在一个合适的区间。”张亚丽研究发现，美英日德等发达国家在已完成制造业化的基础上，仍纷纷提出再制造业化战略，意图继续维持制造业高端领域的竞争优势，制造业比重甚至出现波动性反弹的态势。
　　她建议，在推动我国制造业化进程中，不仅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要密切关注制造业比重波动调整的特征与趋势，把控好下降的时间和速度。例如，提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利用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化解过剩产能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则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高级生产要素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源投入而发生变化。
　　中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收入水平也随之上涨，原本具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会逐步减弱，使相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具有更低成本优势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这符合市场规律。
　　按照李晓华的观点，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不可逆的大趋势，但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积累形成新的优势。例如，不少地区制造业企业数量虽然减少了，但低端制造业却实现了向高端制造业的跃迁升级，极大地提升了效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注意到，不少城市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制造业发展计划，推动新技术等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缓解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
　　例如，重庆、武汉、西安、东莞、青岛、佛山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安排中，都着重强调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发展制造业；武汉要求擦亮“武汉造”名片，苏州提出全力打响“苏州制造”品牌。
　　尤其是杭州，其2010-2020年的十年间，第二产业占比已从47.8%一路下降至29.9%，降幅高达17.9个百分点。杭州为此发布了一项“新制造业计划”，提出到2025年杭州要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十百千亿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总量、新引进项目投资额“六个倍增”。
　　（《21世纪经济报道》2021-04-03，李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