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话，让深圳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
　　1979年，他提出“划出一块地方”创建经济特区；1980年8月，深圳便获批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激荡40年，弹指一挥间。深圳特区从一个“小渔村”成长至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
　　40年来，深圳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功能定位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和试验田”，变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深圳被誉为“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用何指标来佐证“建设最好”？
　　1980年，深圳GDP仅为2.7亿元，人均GDP835元；到了2019年，深圳GDP已高达26927亿元，人均GDP突破20万元。短短40年间，深圳特区GDP增长近10000倍，人均GDP升至全国城市之首，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全球5400多个经济特区，没有一个特区能像深圳一样长期保持高速增长——40年来，深圳GDP的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9倍、全国的1.8倍。这意味着，过去40年世界每向前一步，深圳特区就跨越了近五步。
　　不止于此，最近揭晓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有8家企业来自深圳。21世纪经济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也显示，深圳摘得综合绩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三个单项冠军，高质量发展总得分位列全国第一。
　　深圳特区成绩斐然背后，绝非简单的“一特就灵”，而是其40年不懈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勇气与锐气，深圳奇迹恰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站在40年的新起点探究特区成长密码，意义不仅在于解开特区经济持续高增长之谜，更在于特区如何整装再出发，承担起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重使命。
　　首吃螃蟹
　　1979年，时任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处四队副队长的倪鹤安，和100多名队友奔赴深圳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的首批建设者。倪鹤安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炸山开路，移走蛇口五湾和六湾之间一座拦路山头。
　　经过商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负责施工作业的重任落在了四队身上，倪鹤安亲自按下了爆破电钮。随着第一声开山炮在蛇口响起，南粤大地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昼夜轰鸣，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开发的序幕。
　　从工业一路到工业九路，从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业区至今依然遗留着改革开放时的印记。蛇口虽小，但作为深圳特区先行者，这里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定额超产奖励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实现职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号召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及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实际上，早期从蛇口工业区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业，早已成长为享誉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还渗透到了深圳特区发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回忆，深交所诞生之日就冒着违规的巨大风险，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先生小孩后拿出生证”。
　　原来，1990年5月，深交所筹备组去北京报批开市事宜，并未领到“出生证”；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在全国率先开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才由中国人民银行补了一个“出生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针对此事问过相关决策者，其回应称，“深圳作为特区就是要胆大敢试，这样做无非面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关了；第二个就是中央把我骂一顿，允许我接着开。但无论哪种结果，都要试了再说。”
　　就是在如此开创性举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深化，贯穿了整个40年。
　　仅以住房制度改革为例，1980年，深圳开始建设东湖丽苑，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987年，深圳敲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拍卖“第一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启动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供应量。
　　从“三来一补”到“三新一高”
　　自蛇口工业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开始，深圳特区就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的比较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港资进入，包括第一家引进来的酒店、第一座引进的加工厂等，迅速打开了特区对外开放的局面。
　　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特区设立之初，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超过了8000家，从业人员100万人，产品种类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以富士康为例，作为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富士康在1988年就开始在深圳设厂，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数次跃迁。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回忆称，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是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电脑接插件厂，到2004年已经逐渐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向电脑、手机等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凭借劳动力红利、大规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代工巨头”。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唐杰认为，“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区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也标志着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结束。
　　为培育新兴产业，深圳在“八五”计划中明确制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的目标，力主发展电子、石化、轻工、纺织、新型建材、精密机械等六大主导产业。
　　一个被特区传为佳话的细节是：1999年，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在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获得了关键的第一笔220万美元风险投资。而这个日后被称为“中国科技第一展”的技术成果交易会，成了深圳特区在新世纪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开端。
　　在经历了“腾笼换鸟”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后，深圳成为了“三新一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来，深圳先后出台实施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已超过3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10155.51亿元，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达到了67.3%。
　　见证“移民之城”大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从创市之初，深圳就是一个对人才开放的城市，最早打破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引全国之才、集全国之力建设。早在特区创办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家属没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论级别职务，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放弃“铁饭碗”闯荡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带着368元的养老保险金前往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久后他再次辞职，借了5000元购进一台286电脑创办了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蝶软件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1997-1999年间，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像徐少春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40年间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科技领域的创新。”
　　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多元化的交往变得很正常，比如5个人凑在一起，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懂技术，一个能办得下贷款，一个做过处长，再来一个搞财务的，新公司就诞生了。
　　过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勇当制度创新策源地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于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研发部长，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
　　不少学者认为，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其得益于政策优势，税收优惠、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代明认为，区位论、政策论、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例如，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各地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民间科技企业相关规定也逐渐影响到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唐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很多人说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但忽略了一个方面，深圳很早就在科技创新方面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首次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表示，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科技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才为深圳高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科技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迎来“双区”时代新使命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恰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迎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不少学者对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
　　受访专家认为，在争当全球标杆城市的赛道上，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而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是国家赋予深圳的新使命。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科技创新的高地，深圳有着雄厚的发展红利和持续创造红利的能力，理应为中国方案的探索和供给作出贡献，相信这也是中央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所在。
　　郭万达表示，在40年发展过程中，深圳特区虽历经过波折，但“关键先生”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1992年，随着浦东新区设立，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特区不特论”一度甚嚣尘上，争论直到1995年还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深圳开始停止登记注册“三来一补”企业，并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把深圳建成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再次领跑全国产业结构转型。事实证明，后期全国产业转型大多借鉴了深圳改革经验。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再次将深圳推上风口浪尖，“产业外迁”一时间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深圳开始主动面对新一轮的转型，大力推动“腾笼换鸟”，在几年间甚至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转而迎来了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深圳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特区模式可能被别人抄袭，但特区功能不会，其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先行先试。尤其是在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三区叠加下，深圳仍要继续发挥特区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较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曾任职于深圳发改委的星河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阎镜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可能更多的不只是示范经济发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认为，中央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是基于深圳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积累下来的改革经验以及人才和体制优势等。
　　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新起点上，深圳的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如何继续扮演中国科技创新龙头的角色，再造新时期的华为、腾讯，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续的改革。
　　（《21世纪经济报道》2020-08-26，李振、王帆）
　　 
　　#相关报道# 专访深圳前副市长唐杰：深圳历次产业转型“没偷懒、没耍滑” 政府与市场互生走向创新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扩权”等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例如，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澳门之间面临“对等”问题。解决对等问题，需要中央对深圳授权，授权并非为了深圳，而是要和香港、澳门关联起来。
　　深圳——从缺少科技人才、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到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指标位居全国第一；从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孕育出一批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关于“深圳经验”的讨论和思考从未停歇。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深圳2019年GDP已接近2.7万亿元，人均GDP突破20万元，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而今，深圳又承担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级”任务。在充分市场化，“小政府，大社会”等讨论之外，深圳究竟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到如今的经济体量，深圳的下一步如何走？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
　　在唐杰看来，深圳从初期低层次起步到进入全球分工体系，没偷懒，没耍滑，逐步向上攀登，长达四十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形成了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
　　谈及深圳下一步的发展，唐杰认为，以单一城市论GDP的时代已经结束，深圳需要借助都市圈，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发展机遇，以创新给大规模制造引路。
　　深圳如何走向创新
　　《21世纪》：你曾经说过，深圳一直都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的转型节点有哪几次？
　　唐杰：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全城做贸易”，但当时中央认为特区不是用来做贸易，也不是政策“套利”的，而是要做工业化、城市化，这就有了深圳的第一次转型。自1985年开始，深圳正式开启工业化，当时定的原则是外商投资、“三来一补”（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制造、缝纫纺织、机械等行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
　　深圳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95年，由“三来一补”转向模仿型生产制造。当时，很多人说深圳是靠特区政策“养起来”的，特区的一些政策也逐渐被取消，深圳特区与内地其他城市的政策差异被抹平，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在深圳投资的港台商人迁走他处，但经过“三来一补”，深圳已经逐渐建立起大规模生产和装配能力。模仿时代出现了“山寨”经济现象，使得深圳开始具备供应链生产能力。
　　深圳第三次转型发生在21世纪初。2002年末发表的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极短时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在争论中，深圳已经在发生变化——1999年10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出席首届高交会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当时，华为、中兴以及具有核心技术位居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企业型群体崛起，专业化分工和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形成。
　　深圳第四次转型发生在2010年以后，这是持续创新转型的阶段。深圳在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多个领域，都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21世纪》：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决定了创新的结果，但深圳早期在这些方面并不占优势，深圳走向创新是怎样发生的？
　　唐杰：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人才匮乏，的确是从低端起步，从做贸易、“三来一补”、模仿制造，到真正的品牌制造，最终走到了创新。
　　回头看看“三来一补”给深圳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合约意识，一切按照合同，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市长；二是需求和产品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深圳装配，深圳的产业链最初就是这么来的；三是了解外部市场，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当具备大规模生产实力之后，深圳的企业也开始创造品牌。
　　再看“模仿制造”，从发展经济学而言，模仿制造本质是知识外溢的过程，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都经历了先模仿、再自我制造的过程。“山寨”实际上激发了一种灵活异常的生态系统，成就了供应链。
　　深圳的发展路径其实并不特殊，模仿、山寨、创新的每一步都走过，只是每一步走得特别快，没偷懒，没耍滑，也没有捷径，这种持续上台阶式的转型过程像是民间所说的“爬锅底”，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逐步向上攀登，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40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构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
　　政府与市场的互生关系
　　《21世纪》：在深圳走向创新的过程中，政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唐杰：以深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验来看，创新过程需要公共知识和私有知识，政府创造的公共知识越多，企业受益就越大。政府发挥的是知识的汇聚和创造作用，企业处在微观经济各个角落，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政府把各种信息汇集起来就是培育了森林。
　　举例而言，深圳自2009年开始举办IT领袖峰会，邀请全球IT界的领军人物汇聚深圳，从企业家处听取问题反馈和产业前瞻，最终会反映在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中。
　　同时，深圳是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较为健全的地方，保护专利既让企业获利，且当专利高度集中在重点产业里，转型就发生了。
　　另外一个是政府资助的例子。据我们研究，自2012年至2015年，深圳科创委花了40亿资助约8000家中小企业，鼓励其投入研发。这8000家企业在2012年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到了2015年这一占比达到11.5%。刨除企业自身增长因素，比较研究发现，同期获得资助和未获资助企业增长速度相差了2-3个百分点。
　　政府资助经常会产生“挤出效应”，但这8000家科创企业行为标准差很小，它们在获得政府资助的基础上，仍将自有资金继续投入到研发中。
　　在操作层面，深圳资助企业创新，考虑了企业创新人才、专利数量等多项指标，鼓励企业招聘博士等高学历人才，积极申请专利。深圳还推广了一项制度——专利技术可以抵押，这解决了困扰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问题。
　　因此，政府和市场不是简单的A决定B的关系，而是互生的关系，政府的聪明之处在于，它要能够撬动企业的难处。
　　《21世纪》：深圳素有“小政府”之称，有所为有所不为，深圳在这方面有何可供借鉴之处？
　　唐杰：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方面：深圳很早就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1997年深圳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包括国有管理体系、知识产权体系等，当时的国家体改委评价深圳“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点较高，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小政府”的意思不是不做事，而是按规矩办事。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有多样化的思想，多样化的讨论，政府的眼界更加开阔，改革开放的意识更浓。改革的想法之后一定要形成体系，改革体系最后往往是落实为法律。市场的一定是法制的，没有法制就不会有市场。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成立30周年。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正式授予深圳立法权。截至2020年7月1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布立法已经上升为369件，其中修改、修正过的立法为225件，一件立法平均8-10年就会修改或修正，并随经济发展和立法体系变化决定法律的废止。
　　深圳很多立法走在了全国前列，涵盖了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很多方面构成了中国创新立法的基础。小政府的“小”是指被约束，界限明确，深圳政府做决策，很少具体对某一家企业的事拍板，而是按照特定的规矩，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于法的约束。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很大程度就是中央肯定了深圳的依法治市。
　　以单一城市论GDP时代已结束
　　《21世纪》：深圳的产业选择一定程度受制于资源禀赋，尤其是土地资源相对短缺，近年来可能越来越突显，有观点认为土地问题导致了深圳的高房价以及产业外迁，你怎么看？
　　唐杰：从经济学的解释看，城市是因为集聚产生的，大量人口集聚在一个空间内，它会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高人口密度和高经济密度造成土地稀缺性，这带来了高房价。
　　深圳市土地面积1997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的1/8、上海的1/3、广州的1/4，有效开发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需容纳2万人，为其提供住房、办公、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不可能什么都做，而是要走向创新高地，以高端创新给大规模制造引路。以单一城市论GDP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应有之义。
　　当前舆论对“高房价”有热议，但其背后有客观原因。要从城市群的角度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深圳要与珠三角周边地区加强联系，向东与惠州、向西与中山、向北与东莞连通，构建大都市圈，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发展机遇。
　　“高房价”反映了大湾区建设在交通联系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参考境内外经验，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大都市跨区域通勤轨道交通已经公交化。深圳人为什么不出去，原因之一是没有足够便捷的交通。
　　再以上海作为参照，上海在虹桥、浦东之外的第三机场，并非建在本市，而是修建在江苏南通，这是一个自然的扩散过程。
　　《21世纪》：为了推进区域协同，更好地统筹发展，深圳可以怎么做？
　　唐杰：深圳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2.69万亿元，香港约为2.50万亿元，深圳经济规模达到如今的体量，已经足以对香港产生一定的支撑作用。香港有5所大学排在世界前100名，电子工程、生命科学、化学工程等学科实力名列前茅。目前，香港面临科学技术如何产业化的问题，深圳虽有完善的供应链优势，但是产业缺少基础科学支撑，深港双方可形成产学研互补。
　　当前，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正在建设，若政策上给予一定开放支持，按照福田区每平方公里容纳5万就业人口计算，落马洲河套区深港加起来约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可容纳20万就业人口，加之周边市镇加速建设，或能解决30-40万人就业，从而带动香港的经济转型。
　　（《21世纪经济报道》2020-08-26，王帆、辛继召、张艺璇）
　　 
　　#阅读延伸# 继续加快制度型、规则型开放 深圳应着墨港澳衔接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Thomas Farole曾表示，“任何一个在十年前没有经济特区的国家，现在不是已经有经济特区了，就是正在计划建立经济特区。”
　　早在1959年，第一个现代自由贸易区在爱尔兰香农机场建立，随后全球的特区不断涌现。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各类经济特区不断涌现，截至目前，全球经济特区的数量已超过4300个。
　　在这数千个经济特区当中，深圳的发展速度令世人炫目、惊叹，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窗口。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采访过数位东南亚、中东地区的经济特区的负责人，他们在谈及自己的目标时，离不开的便是如何吸取深圳的经验，甚至取得像深圳一样的成功。
　　2020年既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双区驱动”下，深圳改革发展再出发的第一年。在受访人士看来，深圳过去的成功离不开制度的开放，在未来，通过与香港、广州等城市的协同配合，深圳应该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规则型开放，为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探索新的模式和道路。
　　规则突破孕育创新土壤
　　由点及面，深圳在深港科研合作方面的创新是深圳创新发展之路的一个侧写。
　　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原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克科在1988年5月时，带着一纸调函从湖南来到深圳，在深圳工作的第十年（1998年），张克科接到通知，前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报到，自此，张克科便与深圳科技产业发展结缘，参与到深圳科技产业的一线工作当中。
　　在张克科二十余年的工作当中，深港两地科技合作是他工作生涯的一个主要环节。用他的话来说，“尽管几经波折，但有着共同的发展需求”。
　　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港资为主的企业家为深圳带来自己的资金和现代化管理经验，在深圳基础配套匮乏、厂房技术和管理模式落后的情况下，推动着深圳的产业发展。
　　随后深港之间的科研合作在产业界、学术界、各大科研机构都有不同层面的接触，早期参与深圳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也非常关注这一方面，大量港资企业谋求转型，筹划进行产品的自主研发。
　　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发展。统计数据显示，在1991年时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22.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8.1％。而在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6277.98亿元，实现增加值9230.85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5%。
　　张克科回忆称，深港科技合作涉及很多规则衔接方面的创新，为深圳能够取得如今的创新成果打下基础。他举例称，在科研经费方面，深圳市对几个香港大学在深圳注册的法人机构一视同仁，给予深圳市科研经费待遇。但是香港科技大学有一个国家自然基金和香港合作的项目，却因为相关规则的问题难以推进。
　　张克科表示，“通过以深港产学研基地的名义来申请，由个人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以课题组和项目组来承接的方式，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项目最后申请下来了科研经费，这也为后续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涉及跨境科研经费等要素流动提供了经验”。
　　张克科认为，在深港科研合作方面，深圳市政府敢于担当，做了政策性的对接和担保，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进行规则的创新，为当下粤港澳大湾区更好融合、更好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尝试。
　　一系列的规则创新也为在深圳的创业者奠定了坚实的创新环境。作为一名香港“90后”，郭玮强在深圳创业的时间并不长，曾在香港创业的他曾因香港本土“产品生产、产业链融合”问题而发愁，但在2015年与合作伙伴参观了前海、听完相关政策后，决心来到深圳创业。
　　用郭玮强的话来说，在前海创业，既能利用香港的海外市场开拓及高级技术研发，还能发挥深圳在软件及硬件采购、生产管理和融资方面的优势，对初创团队全方位的服务与政策扶持是他选择在深圳前海创业的主要原因。
　　截至2020年一季度，前海梦工场累计备案孵化创业团队446家，其中港澳台及国际备案团队227家，累计融资超过15亿元。
　　新时代下进一步“国际化”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是在1991年博士毕业后，于次年来到了深圳。
　　用郭万达的话来说，从大学老师，再到从政、下海，最后回到研究机构，自己来到深圳28年，经历了三次创业。
　　在郭万达看来，从城市规划到城市服务的改善，再到一系列国际化规则的衔接，这是深圳在过去40年发展中取得成就的关键。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深圳又承载了新的历史重任，深圳也应该进行更多的“实验”，进行更多的尝试。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认为，创新仍然需要营造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化环境。这就需要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法制化的环境。同时要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到深圳就业和生活。不光是技术型人才，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金融人才，从而打造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链。
　　“通过形成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化的环境，使得创新要素在此自由高效流通，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企业和资金都可参与其中。”曾智华说。
　　郭万达认为，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深圳的开放其实应该是如何率先实现与港澳地区的开放，与港澳地区建立互联互通，促进在市场规则下的要素流通。
　　郭万达建议，深圳的进一步开放可以从进一步对接国际标准、放宽现有配套限制、打通“大数据”等方面进行。
　　郭万达举例称，在金融领域，深港通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深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但就目前来说，还是“管道式”的开放，如果进一步将管道拓宽，便实现了开放。
　　张克科则表示，可以率先利用好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这样的创新平台，对深圳的开放也能起到启示作用。他建议，可以在深圳园区中，提供3-5栋楼，把他们交给香港方去管理，而楼内的香港企业，完全可以按照港人港税、港人服务的方式来运作，深圳方则做业务管理。
　　张克科认为，应该让深圳河套地区成为香港的一个飞地和驿站，加强两地更加紧密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科研人员在制度、资源和产业等多方面的衔接，通过创新的模式，真正支持科研合作的开展。
　　张克科建议，深圳应该通过一个围绕创新产业链、打造重大项目的组合，形成延续多个“五年计划”的布局，进而在5G、生物医药、新材料和海洋产业方面成为全球领先的科研试验场。
　　（《21世纪经济报道》2020-08-26，周智宇、纪苏芸）
　　 
　　#相关报道# 深圳特区40年：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
　　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日。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和科技感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探索出了大量改革创新举措，并孕育出了众多引领科技创新的产业和企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经验。
　　惊人转变的背后，离不开创新二字。这既是深圳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企业成长的“深圳基因”，更是一个城市的奋斗样本。如果说深圳此前40年的发展，主要承担了为全国改革开放破冰探路的重要使命，那么，站在深圳特区建立40年的节点上，国家赋予深圳的另一项新使命，就是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方面再次担当尖兵，为全国积累经验。
　　站在新的起点上，一幅“中国硅谷”的美好图景正在逐渐绘就。
　　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
　　科技作为深圳的标签，在40年间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奇迹，如今的深圳拥有超过3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0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位。
　　在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中，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应运而生：华为成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腾讯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比亚迪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从2万元资本起步的华为，它不仅是深圳高科技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凭借自研的高性能麒麟芯片、制程工艺和5G网络先进技术，华为今年第二季度出货5580万部手机，超过三星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销售商。这标志着9年来第一次有除三星或苹果外的厂商领跑市场。与此同时，在产业和企业端，华为在全球5G标准制定、技术和商用筹备等方面都走在全球最前列。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指出，“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
　　在深圳，像任正非这样的老一辈企业家之外，以80后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企业家也逐渐成为创业创新的中坚力量。
　　2006年，80后汪滔出于兴趣创办了大疆，研发生产的“精灵”系列消费级无人机行销世界。根据IDC的数据统计，大疆创新占据着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七成以上的份额，在全球民用无人机企业中排名第一。
　　2012年，29岁的刘自鸿创立了柔宇科技，仅两年后，便创造了打破世界纪录的新型超薄彩色柔性显示屏，其厚度仅有0.01毫米。这项站在了世界前沿的技术，极有可能颠覆传统显示技术，解决显示屏幕越大便携性越差的矛盾。
　　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仍在不断提升。数据显示，深圳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1353家增加到2019年底的1.7万余家，仅2019年就新增2700多家，形成了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
　　高举科技创新的旗帜
　　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创新载体等“硬件”的支撑。为了改变基础性研究薄弱的发展短板，1996年，当全国在探讨科研院所改革时，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大胆创新，共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开启了中国新型科研机构的崭新探索。从此，深圳告别没有大院大所的历史，逐渐建起、拥有了一支实力雄厚、加速成果产业化的顶级科研院所。
　　近年来，深圳也一直积极争取和布局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创新载体数量呈现裂变式增长。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国家基因库、鹏城实验室等陆续建成，诺奖实验室已授牌11家，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由2010年的419家增加到现在的2642家，其中国家级117家，省级957家。深圳创新发展动能更加强劲，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常年保持在全国的30%以上，连续16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今年3月，科技部、发改委等国家五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并确定深圳正式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花落深圳，是这座城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级“台阶”。
　　在完善基础设施、创新载体体系的同时，深圳对人才的吸引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相信很多人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并不陌生，它不仅温暖了无数外乡人，也昭示着深圳重才、爱才、求才的意志和决心。
　　据统计，作为科技工作者的主体，深圳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183.5万人。“40年间，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超90万倍。”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相关负责人说。按深圳常住人口计算，每10个深圳市民中，就有1.5个是科技工作者。而同期深圳人口增加40倍，深圳GDP增长1万倍，佐证了“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众多创新载体和创新型人才共同孕育出了大量专利成果。据市知识产权局统计，2019年，全市专利申请166609件，同比增长18.8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说：“深圳的发明发现正在影响中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
　　目前，深圳在5G、超材料、基因测序、3D显示、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这座城市正从应用技术创新向基础技术、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从跟随模仿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
　　放眼下一个40年，深圳正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把创新的旗帜举得更高。
　　（《每日经济新闻》2020-08-26，王晶）
　　 
　　#相关报道# 深圳特区40年：一座智慧大都市的崛起之路
　　深圳40年的发展史，是一段日新月异的变化历程，从一座南海边的小渔村到一座“智慧化”的大都市，深圳让全世界瞩目。在深圳1997.4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出现，每一位建设者都见证了“奇迹”的发生。
　　去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指导思想对深圳的定位是，要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过去40年，深圳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未来，深圳要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具体而言，就是2025年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2035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21世纪中叶成为全球标杆城市。
　　多中心的智慧之城
　　一座城市的地标，是这座城市的名片。而地标的更迭，则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印记。40年来，深圳的地标建筑不断被刷新；深圳风云变幻的过往，也被记录在此之间。
　　1985年，高160米的深圳国贸大厦建成。这座保持了“中国第一高楼”地位10年之久的建筑位于罗湖，那是深圳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国贸大厦的建成，是深圳崛起的起点，更是深圳发展的决心体现。
　　十余年之后，深圳地王大厦落成，这栋高384米的建筑成为当时的“亚洲第一高楼”，更曾创下“两天半盖一层”的纪录，是深圳速度的体现，也是深圳奇迹的见证。地王大厦建成的1996年，深圳正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周遭的一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深圳步入“多中心”时代。
　　2010年以后，深圳的地标建筑频频刷新，从罗湖到福田再到南山，深圳高度在追赶中不断被超越。地标所在区域，经济发展也呈现蒸蒸日上的景象。
　　592.5米的平安金融中心所在的福田区，2019年的GDP达到4546.5亿元，同比增长7.2%；完成税收总额1825.95亿元，增长8.1%。而在2018年，福田区税收过亿元的楼宇就已达86栋，成为全国“含金量”最高的中央商务区。
　　而高392.5米的中国华润大厦所在的南山区，已经成为中国本土世界500强企业集聚的区域，其GDP也突破6000亿元。仅粤海街道，就培育出了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知名企业。
　　深圳未来的地标建筑，也将出现在龙岗、罗湖、福田、南山乃至宝安和前海。随着地标的建成，深圳的经济发展也将更加均衡。
　　如今的深圳，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香蜜湖新金融中心、海洋新城、光明科学城、大运新城、北站商务中心区等重点片区如火如荼地建设，从东往西，从南到北，他们瞄准的目标是规划更具品位、更具特色。
　　而深圳的城市规划，将对标全球一流城市，未来更将提高城市规划科学化、建设现代化、管理精细化和服务品质化水平。
　　在做好基础规划之上，深圳还将打造国家智慧城市标杆市，切实提高精细化治理能力。深圳坚持科技引领、应用带动、安全为先，围绕实现“六个一”目标，打造“城市大脑”和“云上城市”，推进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智能，带动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
　　让深圳人“住有宜居”
　　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不仅在提升城市品质方面下大功夫，更是在改善民生福祉方面不遗余力。
　　在深圳的发展史上，住房改革是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988年6月10日，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在全国首次提出“以卖为主、鼓励职工买房”的超前观点，旨在革除传统的低租金福利性住房制度的弊端。随后在全国率先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开始住房分配货币化的进程。
　　20年后的2018年，深圳启动第二次住房制度改革。当年，深圳发布了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相关意见提出，将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和专业人才等各类群体，着力构建多层次、差异化、全覆盖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并计划将住房分为市场商品住房、政策性支持住房以及公共租赁住房三大类，占住房供应比例依次为40%、40%、20%。
　　去年出台的《意见》中，深圳要成为“民生幸福标杆”，并针对七大民生领域作出战略规划，具体到住房方面，“住有宜居”是深圳的目标之一。
　　为了完成“住有宜居”的目标，深圳近几年不断在努力。在近几年的规划中，深圳每年都在加大公共住房的供应。“十三五”期间，深圳规划建设筹集40万套公共住房。2020年刚好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为了确保完成40万套公共住房的目标，深圳今年预计将完成8万套公共住房建设筹集任务。届时，深圳“十三五”期间建设筹集的公共住房数量将达42万套，超额完成原定目标。
　　自2019年以来，深圳也开展了大规模公共住房建设行动，通过新供建设用地、棚户区改造、城市更新配建等渠道加快落地。今年，深圳计划供应的居住用地较去年增加一倍，达到293.2公顷，截至目前已供应75宗，完成全年供应量的56%。
　　此外，今年正在加大居住用地供应比例，并计划至2035年将居住用地供应比例提高至25%，住房总量达到7.2亿平方米以上，常住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40平方米以上。新增建设各类住房170万套以上，其中公共住房不少于100万套。
　　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深圳努力让人民住得安稳。深圳时刻将人民安居乐业牢记于心，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打造“住有宜居”的民生幸福标杆，是深圳的目标，深圳一直在行动。
　　（《每日经济新闻》2020-08-26，吴抒颖）
　　 
　　#相关报道# 深圳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平营商环境造就活力
　　如果要评价一个城市的发展后劲，恐怕要看其主流企业的地位和发展实力。
　　40年来，深圳在不同阶段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与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同步的全国乃至全球同行业领先企业，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有华为、中兴、创维、平安、招商银行等；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的有腾讯、比亚迪、迈瑞生物、华大基因等；创办于2000年后的有大疆、光启、柔宇、优必选、光峰科技等，这些企业如今在各自领域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
　　《经理人杂志》曾这样总结深圳企业的四个特点：第一，全国乃至全球行业领先企业多；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企业多；第三，本土新生成长企业多；第四，有影响力企业和企业家多。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深圳企业？一方面，深圳国企与民企相融互补、共生发展；另一方面，深圳打造了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成为深圳企业抵御经济风险的底气。
　　国企民企相融互补
　　在深圳，可以看到国企和民企之间相对合理的分工、布局，深圳的国企民企之间已建立起相融互补、共生共赢的良好发展生态。
　　早些年，深圳国企就已全面退出了市场竞争性领域，只保留自来水、燃气、农产品、能源等保障城市运行和基本民生的一批企业。即便保留这些企业，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部分企业通过引入外资、混合所有制的方式，与国际接轨，并率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当前，在深圳的民营企业数量占比已超过96%，税收贡献超六成。但不可忽视的是，国有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民生保障，还在利润水平和服务现代化水平上走在全国前列。数据显示，1979年~2019年，深圳国有经济以年均28.7%的增速，实现了总资产增长2.46万倍；2019年，深圳市属企业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上缴税金创“六个历史新高”。
　　今年8月10日，《财富》杂志2020年世界500强榜单发布，8家深圳企业入选，平安、华为、正威、腾讯、万科等较去年排名均有所上升，尤其是华为，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但仍然保持上升势头，由去年的第61位升至今年的第49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比2019年新增一家，新晋企业为深圳市属国企深投控。
　　新上榜的深投控，在500强中排名第442位，成立于2004年，目前业务主要集中在科技金融、科技园区、科技产业三大板块，是深圳首家上榜的国有独资企业。一家如此年轻的市属国有企业，不仅为中国500强企业阵容增添力量，更显示出深圳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后，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国企民企同步并进。
　　国企民企相融互补、共生发展还有另一重要体现，2018年，一批经营状况良好的深圳制造类上市公司出现股权质押平仓危机。随后，深圳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由深投控旗下公司出手，以股权债权两种方式，用市场化手段帮助一批符合规定的民营企业渡过难关。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及时正确，保住了深圳一批实体经济的家底。今年疫情期间，深圳国企更是率先行动，免除其在全国范围内自有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里非机关事业单位、非国有企业租金、管理费、停车费等，与民企共渡难关。
　　此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官网公布《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其中一个重要看点就是：拟废除妨碍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并提出，不得制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歧视性待遇的政策措施，更进一步凸现“国企民营都是企，手心手背都是肉”的主张与立场。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上世纪80年代，袁义军就率先来到深圳，先后任职于深圳某大型国企做财务会计方面的工作，也曾在深圳市审计局任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袁义军即开始对财务软件的研究，2008年，他辞职离开国企，创办了一家叫方圆兴业的财务软件公司。谈及离开稳定的国企选择创业，袁义军说，深圳提供了有利于企业发育发展的营商生态，有适合创新创业的土壤与环境。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深圳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深圳高科技企业却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根本原因是深圳几十年来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是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民企与国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等方面大胆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一系列制度创新成就。
　　“在深圳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给了一些必要的支持，但总的来说，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资金和大量土地，政府主要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在这种市场竞争机制和良好服务体系的大环境下，深圳的民营经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起步，（上世纪）90年代成长，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快速崛起，进而成就了深圳高科技的辉煌。”张思平总结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深圳改革开放的40年，便是深圳企业飞速发展的40年。深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是内因，企业家有追求创新和资本增值的巨大动力，深圳开放自由及逐步完善的营商环境是外因，不断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二者合力之下，给深圳企业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时曾这样说：深圳企业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创新、敢闯；第二个特点是务实。众所周知，广东企业，尤其是深圳企业，其创始人来自五湖四海，因此更加务实、低调、不忽悠，不画大饼，说到的就尽力做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放，因为来自五湖四海，没有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大家都是平等的。
　　正因为这样的内外因素促进，深圳企业得以扎根成长。显然，深圳的营商环境有独特的优势，相对来说，创业环境自由催生了深圳一批成长性非常好的企业，而深圳企业家自身学习能力很强，敢闯敢拼，遇到压力时能够自我革命从而走出新路；遇到困难不会畏缩不前，看到机会同样果断进取，也相信他们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前，再杀出一条血路来。
　　（《每日经济新闻》2020-08-26，欧阳凯）
　　 
　　#相关报道# 深圳最牛那条街：一条街震撼一个国
　　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23.8平方公里的辖区里，密集分布了212个产业园区，活跃着超千家高新技术企业，走出了华为、中兴、大疆这样令美国忌惮的硬核企业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94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企业，贡献了超过3000亿元的GDP——这足令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乃至一些省份望尘莫及。
　　引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粤海街道是观察深圳特区40年的一个窗口。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新，这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探索40年的产业转型升级史。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中央给深圳的任务是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未来深圳的战略定位之一是高质量发展高地。
　　粤海街道是未来深圳的缩影，无疑有样本意义。
　　沿着深南大道由东向西，从罗湖的国贸大厦，途经福田的华强北，再到南山的粤海街道，这条全程25.6公里的大道一路见证了这个由“三来一补”起步的城市，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新的40年产业升级史。
　　这是观察深圳特区40年的一个窗口。
　　虽然深圳特区叙事的起点在罗湖，但当下的焦点却是南山，具体来说，是南山区辖下这条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红遍网络的粤海街道。
　　这里是深圳市科技创新和总部经济的主阵地，在23.8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密集分布了212个产业园区，活跃着超千家高新技术企业，走出了华为、中兴、大疆这样令美国忌惮的硬核企业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94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企业，贡献了超过3000亿元的GDP——这足令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乃至一些省份望尘莫及。
　　粤海街道爆红之后，习惯被仰视的顺德人组团前来考察取经，算是感受到了处于鄙视链下端的残酷。顺德人感叹：顺德有29家上市公司，而粤海一条街道就有94家；顺德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刚过万亿，而腾讯一家的市值就已超4万亿。“粤海街道确实是引领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在互联网领域。”
　　这并非客套话。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中央给深圳的任务是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未来深圳的战略定位之一是高质量发展高地。
　　毫无疑问，粤海街道是未来深圳的缩影。
　　转型探索的起点
　　“这是一片热土。”粤海街道办企业服务部科室负责人赵华对《中国经济周刊》感慨说，她从2006年起负责粤海街道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报表，当年经她上报的100多家企业，如今差不多一半都上市了。
　　但在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旷的烂泥塘。1991年2月，粤海街道办刚成立时，辖区内只有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南油集团的前身）、深圳大学和科技工业园。
　　1997年，赵华从合肥来到粤海街道工作。“当时从合肥来到这里有很大的落差。这里一片荒凉，周围都是滩涂，没有像样的马路，甚至没有路灯，只有一个南油集团。但现在南油集团已经没落，反而变成了最落后的地方。”
　　成立于1985年的深圳科技工业园是国内最早的高新科技园区，是粤海街道的起点，也是深圳科技产业发展的起点。在这里，以“三来一补”起步的深圳开始了转型探索，早期的一切主要由政府来推动。
　　科技工业园当时由深圳市出土地、中科院出技术的进行合作，以转化高科技技术成生产力为目标在这个片区做开发。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深圳开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明确提出“以高新技术产业立市”的目标，希望改变以“三来一补”为主的产业结构。在1994年深圳市政府下发的《关于经济特区停止审批“三来一补”等项目的通知》中，不仅要求原特区内限制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同时大力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积极引导原“三来一补”企业升级转型。
　　1996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立，规划面积11.5平方公里，作为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发展战略的6家试点园区之一，其中的中区和南区分布在粤海街道，占了整个园区的三分之二。早期，深圳市政府投入几十亿在园区招商引资，重点投入高新技术产业研发。
　　当时的规划对标的是美国硅谷，最早建设的楼宇都是仿照硅谷环境比较宽松的矮楼，甚至不设中餐厅，怕有油烟味污染。按原来的规划，高新区容纳就业人口12万人左右，其中计划在高新区内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其余2万人在高新区以外的地方解决居住问题。
　　但很快，发展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想象。如今园区内企业员工的数量已超45万人，产业空间、交通、居住等等公共服务的矛盾已经凸显。
　　“谁也没有想到发展的速度如此迅猛，而这个速度比硅谷的速度快太多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叹于周围楼宇拔地而起的速度，即使是这样，不断壮大的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写字楼，而这里的空间已经渐趋饱和。
　　这些密集的楼宇里高密度地分布着约2万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在巨无霸企业之外，九成都是创新型中小微企业。
　　在多年的观察中，粤海街道办企业服务部部长古明发现，只要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并生存下去的企业，找准了定位和方向之后发展都会很快。他们的成长一望而知：从共享办公空间的一个隔间起步，两年后租下半层，再过两年租下整一层，最后在高新技术园区拥有自己的整栋楼宇。
　　这也是粤海街道上很多巨无霸企业和独角兽公司的成长路径。
　　那些成就伟大的拓荒者
　　作为粤海街道最初的拓荒者，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侯为贵带领的中兴均发迹于此。
　　最早来到粤海街道的是侯为贵，一开始靠着电话机的加工订单，赚取微薄的利润。凭借着加工订单的积累，侯为贵带着技术人员进行数字交换机的研发，开始了中兴通讯的奋斗史。
　　1992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离开南油集团，在粤海街道辖区内注册创办了华为，在科技工业园的深意工业大厦租了两层办公室，开始了现在看来堪称伟大的创业。10年后，华为总部迁往龙岗区的坂田，但在粤海街道仍然保留了办公地点。
　　马化腾在腾讯2004年上市之后选择了位于粤海街道的飞亚达大厦，租下了那里的六层办公室。那时候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集聚了一批工程师，但很快，这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大约4年后，腾讯在高新科技园内拥有了第一座自建写字楼。而如今，腾讯在粤海街道的第二座大楼滨海大厦已经落成，相当于3个腾讯大厦，成为这里的新地标。
　　2010年，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奠基；一年后，大疆搬入科技园区。2015年，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成为大疆的居所，并见证了大疆不断扩张的历程。据统计，大疆在全球无人机市场拥有75%的份额，人们戏称“世界上只有两种无人机，一种叫大疆，一种叫其他”。
　　过去10年里，科技产业的顶级公司也纷至沓来。百度的国际总部、华南总部和研发中心相继落地于此，阿里巴巴也把国际运营总部、商业云计算研发中心搬了进来。小米在这里设立了国际总部，今日头条则刚刚拿下了粤海街道的地块建设大湾区总部。
　　最令人惊讶的是，2017年，对深圳情有独钟的许家印将恒大总部从广州搬进了粤海街道，每周末组织大巴运送员工往返于广州和深圳之间通勤。
　　生生不息的创新力量
　　这条街道上，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从成立特区的第一天起，深圳就是奋斗者的天堂。
　　“来到深圳创业打拼的人，都是怀揣着梦想认认真真干事的。这些企业上市之后想的不是圈钱，而是怎样继续把企业做大。这样的企业极具生命力。”粤海街道企业服务部科室负责人赵华说。
　　也因此，这条街上的很多企业自出生起就带着成就伟大的基因，很多极富创新力的企业家奔着伟大而来。
　　在铺天盖地的小企业中，大量极富创新力的创始人来自三大厂：腾讯、华为和中兴。
　　“这些大企业出来的人创业很多都很成功，项目的质量都很高。”南山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晓林接触过很多三大厂出来的创业者。他们离开大厂创业，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和圈子，由此形成社会关系。这些群体因此被打上了不同的标签：华为系、中兴系、腾讯系。这些标签能形成放大效应，他们也喜欢强化这种标签。
　　大厂对员工离职创业一般持鼓励态度，至少是包容的。
　　三大厂之一的腾讯就像一个巨大的孵化器，大量离职员工自立门户，他们形成的社群圈子叫南极圈，腾讯还领投了该平台。
　　南极圈联合天眼查APP曾做过统计，深圳和北京成为近80%的腾讯系校友创业的首选城市，分别诞生了433个和414个创业项目，而注资这些创业项目最多的投资机构就是腾讯产业共赢基金，部分项目甚至被纳入了腾讯对外投资版图的扩建体系之中。腾讯资金的注入和品牌背书，又吸引了其他顶级投资机构纷至沓来。
　　华为的离职创业人员也形成了自己的社群圈子华友会。跟华为的风格相似，他们更加低调和内敛。其中的深信服、麦格米特、蓝海华腾是“华友”创业的佼佼者。
　　除了大厂的各派系之外，海归是另一个重要的创业者群体。
　　粤海街道有一个留学生创业园，汇聚了大量的海外人才回来创业和就业。
　　目前估值达6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柔宇科技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柔性电子的全新探索，它的创始人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刘自鸿。在深圳创业圈流传的故事中，2012年，刘自鸿带着项目书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深圳并非他的首选之地，他先将项目书投给了北京和上海，但未获积极回应，于是辗转投向了深圳。“深圳市一个副市长在看到项目书的半天之内，就接见了他，然后很快定下了这个项目。”如今柔宇科技不仅在技术上做到了完全的自主创新，而且迅速建立了世界首条全柔性屏的量产线。
　　深圳政府效率之高及深圳官员对前沿技术反应之敏锐令人惊叹。
　　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瞄准的是世界科技前沿产业，在南山区政府构建的四大产业集群中，其中3个分别是人工智能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数字经济产业。
　　“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几乎与世界同步接轨。无论是深圳市一级还是南山区一级的政府部门，对全球高新技术的发展都摸得很透，会放眼全球引进技术和人才。”赵华说，政府有专门的招商团队，每年都会组团到海外去招募顶尖的项目、技术和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是另一个挖掘创业者的重要渠道。“只要你能冒尖，政府的服务团队就会立即跟上。”赵华说，南山区科创局、工信局会组成专门的服务团队，去帮助创业团队做各方面的分析，包括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哪些政策支持，可以去申请哪些政策……
　　小政府大市场的成功
　　在科创企业的初创阶段，补贴政策就像雪中送炭。
　　大疆创新总裁汪滔曾表示，在大疆的成长过程中，企业只需一门心思做出产品，政府在创业扶持、专利保护和人才政策等方面对他们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深圳创业环境的写照。
　　深圳市和南山区两级政府都有很强的财力，也愿意拿钱出来扶持科创企业，各项奖励、补贴和扶持政策不可胜数。仅以南山区的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为例，2019年，安排发放18.6亿元，2020年计划安排23.25亿元，增长25%。
　　政府部门专门做了政策汇编，在平台上汇总了两级政府的所有政策。
　　粤海街道企业服务部科室负责人赵华说，这些政策都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在公开平台上申请政策支持，所有政策实行门槛制，只要符合条件就能申请成功。”
　　以资金受理为例，所有操作规程如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递交什么材料、经过哪些流程全部公开透明，只需进行线上操作。“不需要现场拜访，不需要请客吃饭，不需要走后门。”南山区工信局有关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坦言，“对我们而言，这其实也是减负，大量减少了工作量。而对企业而言，则是实现了公平，符合什么标准就拿多少资金，不存在有领导打招呼就给几千万，没打招呼就100万这样的情况。”
　　这里的一家企业曾到内地去投资，当地政府承诺零地价给了很多土地，前期答应了很多优惠条件，结果到了那里不久连地都不要就跑回来了。“为什么呢？各部门都找上门来卡拿要，今天查消防，明天查不合规，根本没精力应对，企业隐形成本太大。”
　　在粤海街道爆红之后，全国各地的政府和机构纷纷组团前来取经。
　　粤海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李业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总结，成就今天的粤海街道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深圳市区两级政府不遗余力地打造最优的营商环境，二是大批极富创新力的优秀企业家聚集，三是职能部门和基层政府提供了精准的服务。
　　他要求粤海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对企业的服务要精准到滴灌式。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辖区内那2万家大大小小的企业。
　　当然，大企业还有南山区领导挂点服务。据官方统计数据，2019年南山区领导累计挂点服务企业265家，协调解决诉求500余项。
　　南山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领导每年都会到挂点企业现场办公。
　　在领导带队去现场之前，企业对接人会在一张纸上列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牵头单位将这些问题按职能分给各个部门，限期要给回复。例如，能不能解决，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回复都要汇总发给领导。一张纸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办？现场协商解决。回来之后还要督办问题解决的进度，再反馈给领导。
　　“有些企业诉求很多，开的清单有几页纸那么长，包括研究解决多少高管的子女上学问题，要解决多少人才房，解决多少研发经费等等，涉及到不同部门，分管领导牵头一条一条对着，逐项去解决。”南山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整个南山区对重点企业的服务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工作机制。
　　有人形容说，“那些巨无霸企业有什么问题政府一定是马上想办法解决，打个喷嚏一堆人就围上来了。”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政商两界均表示：在深圳，政府在产业规划和引导、政策扶持方面做好顶层设计之后，企业到了那里就可以去自由发展。“企业有问题了找政府，政府就来了。企业没问题的时候，政府绝不会来骚扰企业，无论是哪一层级的政府均如此。”
　　这几乎是深圳所有层级公职人员的共识。
　　在赵华看来，正是基于“小政府大市场”的认知，深圳才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巨无霸的集聚效应
　　这是一个产业高度聚集的地方。“从高素质人才的配套，到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再到物流的配套，这里都已经非常成熟。”粤海街道企业服务部部长古明说。
　　龙头企业对产业链的聚集作用不可估量，一家巨无霸企业能带动大批企业。
　　在粤海街道，庞大的腾讯事业群分布在不同的园区和楼宇之间，每一个事业群，均会形成周边产业和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有园区被腾讯某个事业部进驻，之后整个园区差不多都是服务于这个事业部的上下游企业。
　　雷军决定在粤海街道设立小米国际总部之后，近20家上下游企业也相继在这里落户。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企业愿意到南山来的原因，甚至就愿意集中在粤海街道这一个片区。”赵华说。
　　荔枝微课是一家线上培训机构，创始团队非常年轻，员工基本都是95后。他们从广州迁入了粤海街道，“在这里搞个篮球赛，说不定还可以跟腾讯、顺丰对打。”
　　几乎所有企业都渴望向巨无霸靠近。
　　赵华前段时间走访一家企业，3年前这家企业为了上市将总部迁到了其他地方，现在想迁回来。“但我们这边的产业空间已经很有限，建议他们搬到另一个街区，那边的空间又大又便宜，但他们并不愿意。因为上下游产业链都集中在这边，人才也集中在这边，整个片区的配套服务都很完善，他们担心那边的配套跟不上。”
　　这个现象较为普遍。南山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晓林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做出如下分析：
　　首先是人不愿意离开。这边人才聚集，那些工程师遇到什么技术难题，下午喝咖啡的时间约几个朋友坐下来聊聊也许就有解决方案。
　　其次，企业成长首要的是产品出来要够快。这边的企业可以很快在周边甚至是同一栋楼里找到匹配的零部件或是找到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尽可能地缩短产品时间，这个速度一定跟周围的上下游产业链有很大的关系。而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优势，哪怕是相隔一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也无法达到这样的效率。
　　最后是企业获取各种资源的途径和效率其他地方无法比拟。南山集聚了全深圳80%以上的私募机构。在南山的投资人一直在找项目，很多时候是钱在找你，而不是你到处在找钱。甚至，你可以去挑投资人，而不是投资人挑你。
　　刘晓林说，在这种氛围之下，尽管这个片区的生活成本已经非常高，但无论是企业还是人才大多数都并不愿意离开。
　　在他看来，曾经，面向香港是深圳的绝对优势，但现在的深圳已经转型，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走上了良性发展的上升通道。像南山区这样已经打造了一个“插根扁担下去，都能发芽开花”的肥沃的创业土壤。
　　粤海街道高新区的房价已经从10万元/平方米起步到18万元/平方米，直追香港。而整个南山区的均价也已超10万元/平方米。
　　在这里上班的45万年轻人平均年龄30岁左右，因为房价高昂，他们大多选择住在深圳的龙华、龙岗和宝安。
　　每天早上9点，45万年轻人从四面八方集中涌向粤海街道的212个园区。
　　“潮水一般的年轻面孔。”粤海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李业甫做了极为形象的比喻。
　　在大厂、小厂林立的粤海街道，涌动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和对财富的渴望。这条街道上，从不缺少机遇和传奇，总部企业多、实力强、薪资高。刚在粤海街道拿地的今日头条一出手，就是三四千人的招聘计划。
　　进不了大厂就进小厂，作为目标，大厂无论是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近在咫尺。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一句极具感召力的口号，继续吸引无数年轻人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
　　（《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5期，郭芳、邓雅蔓）
　　 
　　#相关报道# 为何这么多的企业总部扎堆粤海街道
　　8月中旬的深圳南山区，立秋已过，但天气依旧炎热。往往一阵微风吹拂过这片热土，湿润感就扑面而来。
　　围绕在这片土地上的资本流动和企业成长似乎也从未退温过。
　　1990年1月4日，深圳南头管理区和蛇口管理局合并，南山区就此诞生。
　　30年后，这里已成为中国本土世界500强企业最集聚的区域，上市公司数量达174家，GDP突破6000亿元。中国几乎所有的核心互联网公司总部或区域总部，越来越多的外资世界500强企业区域总部，以及新兴产业的科创企业，都选择坐落在这里。
　　除腾讯、华为、招商银行等本就在深圳诞生的老牌企业外，更多企业是近10年间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进入这片土地的，包括恒大、小米、阿里巴巴、微软、ARM等。
　　2012年，深圳市首次发布《深圳市鼓励总部企业发展暂行办法》，明确新设立的或由原注册地迁入的企业，只要符合一定条件经认定为总部企业，便直接给予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的经济鼓励。
　　2016年，深圳将“加快发展总部经济”写入“十三五”规划中，并安排大型央企总部股权合作资金100亿元。
　　2017年，深圳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鼓励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在承诺期内实现其承诺产值规模（营业收入）和地方财力的新引进总部企业，给予落户奖励1000万元。重点引进的特别重大企业，其落户奖励可在与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时另行约定。
　　截至目前，世界500强在南山区投资的企业超过100家。
　　它们为什么选择落地深圳？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深圳的政府工作人员如何从中“搭桥牵线”？深圳的总部经济又是怎样炼成的……
　　全球第一大房企“入深”记
　　在深圳南山区招商引资史上，全球第一大房地产公司——恒大总部的“举家搬迁”是绕不开的一笔。
　　1997年，恒大在广州市成立，此后20年间逐步发展为世界500强企业、全球第一大房地产企业（2017年排名）。2017年，在广州已安营20年的恒大却搬到了深圳，这次搬家的主体为恒大集团总部、恒大地产集团和恒大金融集团，几乎是所有家底。
　　其实恒大创始人许家印与深圳之间的缘分要早于恒大创立前。1992年，许家印前往深圳找工作，最终被深圳公司分配到广州开辟新市场，与深圳擦肩而过。
　　随着恒大地产业务在全国拓展，深圳也被纳入版图。2015年，恒大的合约销售额首次突破2000亿元。在2016年3月底举办的年度业绩报告会上，许家印表示，恒大在深圳有20个项目，土地储备接近1200万平方米。按当时的售价初步估算，销售额会达到3700亿元。深圳在恒大版图上的发展“后劲”可见一斑。
　　“为了把总部落地在深圳，恒大下了很大的决心。”据深圳市南山区工信局工作人员回忆，首先，许家印自己就安家在了深圳，稍微打了一个“前战”。然后在2015年左右，恒大开始与南山区政府陆续对接和布局一些产业，包括地产和金融等。
　　类似恒大、小米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落地深圳，首先不只是南山区一个区层面的事情。“500强企业往往会作为全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市领导和公司高层首先来推动项目的定位，明确落地的路径。”深圳市南山区工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类似这种市区联动企业的座谈会往往会召开10～20次，而且这样的项目有时会牵涉到深圳好几个区，比如研发部分放在南山区，金融部分放在福田，制造部分放在宝安或者坪山等，因地制宜。
　　接下来才是区里具体来跟踪协调企业的一些具体诉求。企业总部搬迁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员工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需求，如办公场地、人才房、饮食、交通以及子女入学问题等。
　　以恒大总部为例，作为一家在广州运营超过20年的机构，不少员工都已安家在广州，因此要重点解决跨城工作的问题。“我们需要帮助恒大解决人才住房、员工食堂和交通等后勤保障问题。”前述工作人员表示，但这并非单个部门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以员工食堂为例，南山区投资促进中心就需要与粤海街道办协调推进完成。
　　据统计，此类自上而下的协调涉及44个部门，如国土、交通、教育部门等。
　　根据《深圳市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行动方案（2018—2020）》要求，要建立健全南山区招商引资领导工作小组工作机制，由区委书记担任组长，成员单位达44个部门，研究解决招商引资工作中的重大困难和问题，统筹指导全区招商引资工作。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恒大落地深圳，既是许家印的个人选择，也有一定必然性。“企业其实是个小圈子。”她表示，当行业内的一家龙头企业把总部落到深圳后，其他的同行业企业就会去调研和验证这个地方是否值得，由于深圳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一贯比较突出，所以也成为很多企业的国际总部和研发总部必选项。
　　在恒大之前，华润置地、万科早早就把总部落在了深圳；继恒大之后，2019年8月，成立于1996年的奥园地产也将总部由广州迁往深圳南山区。
　　深圳招商引资新趋势：从引入企业到引入产业链
　　相比于地产龙头直接把总部迁往深圳，科技巨头们似乎更喜欢在深圳增添一个区域性或者功能性总部，比如百度研发总部、阿里巴巴国际总部、小米国际总部等，它们都“扎堆”在这里。
　　“总部不搬来也没有关系，只要落地在深圳，就可以逐步扩张它的经营范围。”上述负责人表示，相比于初创企业，这些成熟企业一旦落地后，往往发展很快，所以对本地的经济贡献也就比较显著，以小米总部项目为例，落地深圳不到半年时间，就已经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展现出明显的经济贡献。
　　但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对于初创和外资重点企业的引入就很有必要性。目前，深圳市南山区工信局投资促进中心的一个重点引进工作就是被誉为信息时代的“发动机”——芯片以及相关产业。
　　跟进了两年多时间后，英国芯片企业ARM终于在去年选择将深圳南山区作为中国研发总部。“目前我们也在联系引入一些海外的芯片研发团队，具体到负责芯片生产的某个环节的（团队）都有。”上述负责人表示，由于芯片生产属于高端制造产业，研发流程较长，所以预计企业落地4～5年后，成效可能才会体现出来。
　　芯片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深圳招商引资工作重点已经从某个单一产业转变到对整个产业链条尤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面布局”。目前，南山区投资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正以腾讯、中兴为重点，梳理它们的产业链和上下游，争取一步步将它们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供应商也引入深圳。
　　“南山的土地资源相对还是比较有限，可以说寸土寸金，把重点企业的重要总部聚集在这里，可以发挥出更大的聚集效应和产出效应。”南山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深圳主打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南山区的招商引资更多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工作。
　　从招商引资的整个进程来看，南山区的招商引资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主动在于整个部门在企业需要时主动提供服务，而且提供的是专业服务；被动则体现在南山区招商引资的心态上，因为对于企业而言，招商引资的关键在于整个营商环境的改善上。
　　“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我们并不是为了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他表示，近10年来，南山区政府做的更多的是民生基础类工作和推行更高效的政务服务工作等，服务企业本质上就是服务人，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企业都是人组成的。
　　诚然，对于一座城市的招商引资工作而言，花香自有蝴蝶来。
　　（《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5期，邓雅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