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二十大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而刚刚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12月23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城乡发展论坛”上，多位与会专家围绕“学习十二大精神，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主题，深入解读粮食安全问题，对中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作出研判，并提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和实现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院长仇焕广，从中国粮食生产供给侧做出测算，根据中国前二三十年的粮食单产增长情况，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如果考虑耕地面积年均下降1000万亩，减少0.5％的情况，未来粮食每年增幅估计在1%左右。但根据前二三十年消费增长来看，年均增幅在2%-2.5%左右，因此每年的粮食缺口增长1%，缺口接近1000万吨。
　　仇焕广认为，要抵消这一粮食缺口，未来必须靠土地、种业、科技、机械，包括规模经营、生物育种技术、商业化应用等提高生产效率，但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在种业科技方面，其中科研生产“两张皮”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间一直没有实现新的突破，如何落实种业振兴问题值得研究；又如，在实行绿色化生产，提升栽培技术、绿色防控技术时，技术成本较高，如何补贴农户，让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新技术，是生产方面的挑战。
　　同时，仇焕广也从中国粮食消费需求端作出测算，如果根据膳食营养指南对消费结构作出调整，比如减少肉类的总消费量，并提高其中的禽肉消费比例，减少猪牛羊肉消费比例，每年可以节约原粮约0.5亿吨到1.5亿吨；如果降低植物油的消费量，每年可以节约原粮3000万吨左右。
　　仇焕广指出，调整食物的消费结构和数量，不仅可以节约原粮，也可以减少耕地利用的强度，水资源、化肥农药的投入等，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仇焕广提出，食物消费方面还存在损失和浪费的问题。食物损失发生在生产收获到加工流通环节，要避免损失需要高成本的科研、设备投入；食物浪费则发生在餐桌，要避免浪费是零成本。
　　仇焕广通过测算得出，如果我们降低食物浪费，同时调整食物的消费结构和数量，每年能节约大约1.5亿吨的粮食。这其中的关键是，引导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并把减少食物浪费落到实处。
　　他建议，可以在“食育”方面开展工作，比如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都可以进行膳食营养教育和指导。同时，为避免食物浪费，也可以通过消费端征税的方式，降低某类食物消费的浪费，并用这部分税收去补贴低收入群体的食物消费，或者补贴中学生营养午餐等。
　　在仇焕广看来，从国际层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注意到，近年来农业部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不利于扩大通过国际合作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
　　“科技独立自主不只是自己做，现在国外大的种业公司到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少，这些问题应该关注。”仇焕广称，种业的研发既需要前端分子生物育种的技术，也需要后端常规的育种技术结合，我们在前端企业大规模流水线的育种没有优势，但在后端大型的常规育种方面还有很多优势和人力资源。
　　“如果可以让国外的企业投资做研发，我们就可以很快提高国内种业的研发能力。但如果关起门来，虽然自己的种业公司赚取了利润，但可能会对长期种业的科研能力提升不利。”仇焕广说道。
　　仇焕广还强调了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认为保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粮食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过度追求短期的粮食产量，保持较高的生产能力，有利于保障长期的粮食安全。“如果生态用地用作生产粮食，可能会破坏环境，与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相悖。有些地方要求农民将种水果蔬菜的地用来种粮食，会打击企业和农民投资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保障长期的粮食安全生产能力。”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应良，在分析粮食安全新形势时表示：“中国口粮消费相对稳定，优质粮和专用粮消费在增加，肉蛋奶消费需求带动大豆、玉米饲料粮消费的增长，所以工业用途的需求也增长较快。”
　　因此，张应良认为中国产销缺口仍然较大，一些省份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情况，区域性的粮食安全问题迫在眉睫。其中，在主产区中，产销盈余超过200亿斤的只有黑龙江、河南、吉林、内蒙古、安徽5省（区）；湖北、河北、江苏有少量产销盈余，但均不超过100亿斤；四川、山东产销缺口较大。能成规模调出粮食（净调出百亿斤规模及以上）的省份现已减少到7个。
　　与此同时，张应良指出，中国粮食贸易进口渠道高度集中。稻米进口量，越南、巴基斯坦、泰国、束埔寒4国占73%；小麦进口量，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3国占67%；玉米进口量，乌克兰、美国2国占94%；大豆进口量，巴西、美国、阿根廷3国占97%，巴西高达64%。“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很大，这会直接危及粮食安全问题。与世界形势相比，中国粮食除了从量上看足够之外，其他方面所面临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张应良分析道，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4亩，是世界平均水平 （2.7亩）的一半；耕地中，6度以上（含陡坡耕地和梯田） 占27%，地块非常之细碎；每个农业经营户的规模只有9.8亩左右（1公项不到），这一数字不及欧盟农场平均规模 （210亩）的5%，也不及美国农场平均规模(2550亩)的0.40%。
　　但是，虽然中国耕地占世界10%，人口占比18%，但谷物生产占21%，肉类生产占25%，水果生产占30%。张应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过60%，有了很大进步，也是我们的优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其次，中国粮食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此外，中国最缺的饲料粮是大豆、玉米，单产水平同美国比较仅为55%，“不过，如果改善基础条件，改良品种技术，这也是我们产能提升和未来进步的空间。” 张应良表示。
　　张应良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已经实现，但粮食安全的形势还是很严峻。虽然数量不足的矛盾已经解决，但现在是结构性的问题，包括品质问题、区域问题，还有公共突发事件价格异常波动而引起粮食安全的隐患，也需要高度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对粮食安全与粮食产量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粮食安全与产量之间是弱相关关系，与财政才是强关系，粮食安全的核心是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粮食安全是公共政策问题，本质是用最小的经济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冗余，保供不是粮食安全只是现行策略。粮食安全最终还是要回到成本收益上，也就是公共政策效率的问题上。”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锦华提出了对策建议。“在提升国内粮食生产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饲料用量将长期依赖进口的现实。”他表示，积极规避粮食进口贸易风险，表现为更加自主全球粮食供给的信息系统，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但首先要了解国内外粮食的供求，粮食生产的技术，包括粮食生产的气候变化等。
　　“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监测和预警，指导国内比如说哪些土地能作物，哪些土地停耕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科学体系，那么被动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 张锦华说。
　　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教授王常伟，从农地配置角度出发指出，粮食安全除了技术和制度之外，还要落实到经营主体身上，农地配置问题可能会影响土地规模，影响农民、农户的利益，进而影响生产的积极性。“中国农业经营主体收益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也是要素的配置，还是要建立适应社会变革的土地要素配置制度。”
　　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城乡发展研究院院长吴方卫总结道，必须界定清楚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是基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证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同时解决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一定是建立在全世界的基础上，必须考虑清楚粮食安全面临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问题，从而进一步开发国内土地资源去应对。
　　(澎湃新闻2022-12-28，谷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