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郑永年教授在8月16日的第十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创新高地的重要性及大湾区如何建设这样的新高地。本文内容根据郑教授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中美关系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
　　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从国际局势来看，还是从我们内部的发展需求来看，确实处于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从国际局势来看，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例如，深圳这个城市的崛起跟中美关系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很多国家都想改革开放，但如何解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不要忘记当年的改革开放刚好赶上英美1980年代开始的撒切尔和里根革命，撒切尔和里根革命启动了新一波全球化，深圳恰恰是在这一波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讨论城市化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但城市化不仅仅是拥有高楼大厦，还要有产业和就业。城市不光是“城”的概念，还有“市”的概念。如果中国不改革开放，很难想象我们可以拥有如此庞大且完善的产业群。深圳今天讲“20+8”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便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产业的发展主要是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应用。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否则以后会很难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技术发展早期都是应用发达国家的技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从现在开始，我们逐渐从应用型技术转向原创性技术，这个过程要走多长则取决于我们的政策。
　　中美关系于我们而言非常重要。过去美国向中国的开放促成了两国的共同发展，未来中国需要向美国开放，避免脱钩。过去中国跟美国是挂钩的，共同发展、相向而行。直到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大搞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对我们的高科技进行封杀，尤其是接任的拜登政府跟中国搞系统脱钩，这对我们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会有很大影响。
　　美国在特朗普时期还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是美国最大的竞争者和敌人，现在拜登把中国称为“唯一一个在全球有能力、有意志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竞争者”。从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这样。俄乌战争进行到今天，对西方来说，俄罗斯的力量也就是这样，充其量对西方来说只是一个“麻烦”（trouble），不可能对美国在全球的核心利益构成重大挑战和威胁，因此，他们更觉得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的竞争者。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了我们国家的强大。
　　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比较模糊，现在已经很明确了。拜登把美国跟中国的竞争用意识形态来定义，即所谓的“民主”对“专制”的竞争。拜登的决策机构在对华战略方案上写得更明确：中美之间该合作的就合作，该竞争的就竞争，该对抗的就对抗。我觉得对抗还可以分成两类，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不可控的对抗就是冲突甚至战争。我们不想用“竞争”这两个字来定义那么复杂的中美关系，但如果美国对中国这样做，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多大选择。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堂堂正正的，在可以与美国合作的地方进行合作，比如气候合作、核武不扩散、公共卫生领域。我们应抱着该合作就合作、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在该竞争的领域，我们还得直面竞争，当美国对我们“卡脖子”了，搞系统脱钩了，我们就要直面竞争。至于对抗，这些年来像新疆、香港等问题都是处于对抗之中。冲突的地方则主要集中在南海和台湾。总体上看，南海还是可控的。2016年后，中美两国在南海基本进入频繁互动但冲突可控的常态，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相对而言，南海的冲突是可控的。而不可控的是台湾问题。最近佩洛西蹿访台湾就造成新一波的台海危机。
　　中国亟需构建自主的技术和工业系统
　　以前我们老是说美国因为地缘政治的变迁，对中国技术进行“卡脖子”。虽然“卡脖子”对我们影响很大，但基本可控。“卡脖子”主要是美国不让我们的芯片等高端技术进一步发展。然而，长远来说拜登的系统脱钩对我们的伤害会更大。系统脱钩是什么意思？近代以来，工业系统、技术系统是由西方主导下积累起来的。打个比方，西方是一座山，中国在山上有星星点点的技术，有些赶上了西方，甚至有可能超越西方，但我们的技术基础还是西方的技术系统。如果西方的基础技术和设备不让我们用，比如光刻机，那就相当于把我们的梯子抽掉，我们就会掉下来。举个例子，去年美国不让哈工大用MATLAB（美国MathWorks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软件，可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以及数值计算的高级技术计算语言和交互式环境），我们的科研工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有一些科研单位可以用谷歌（Google），那是因为美国向我们开放。设想一下，如果美国（西方）国家弄一个防火墙，不让我们进入他们的互联网，不向我们开放，那么我们的很多方面就会发生麻烦。我跟搞建筑、搞工业设计的人聊天，得知他们的图纸设计工具全都是西方的。如果西方不让中国使用设计工具，或者不让更新了，我们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自主建设这些体系很重要；但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可以重新构建一套技术工业系统。世界只有一个系统，前苏联曾经举国之力想做。冷战之前的前苏联也是受西方的技术影响，苏联想做独立的技术系统但是没有成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完全脱离西方的系统，构建一个自己的系统，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
　　向对手学习如何建立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从内部来说，我们已经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后，迈向共同富裕。我们已经走完了数量扩张型经济发展道路，此后要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高质量经济发展怎么追求？我认为还是要回到邓小平先生所说的“科技就是生产力”，从简单的科技扩张和科技应用转向原创性科技。无论是内部还是国际环境，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非常重要。
　　尽管现在中美关系不好，甚至恶化，但我们还是要向美国学习。这个世界几千年来的历史表明，向“敌人”学习永远不会错。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美国强大的核心是拥有很多有能力掌控全球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创新高地，我把美国的这些创新高地称之为“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包括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波士顿湾区等。世界上的优质资本、高端技术、高端人才都集中在那些区域，甚至连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都往那边跑，到了就不想走，也走不了，因为资本、技术和人才只能在那里得到生产和发展。
　　为什么那么多人才往美国跑？是因为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吗？我认为不是，很多人是因为爱美国跑到美国去创业吗？我认为也不是。大家去硅谷看一看，科学家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科学家希望政府不要过多干预他们的科学研究，他们希望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潜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应当把“无政府主义者”理解成“反政府主义者”，因为科学共同体只是不想有太多的外部干预。二战以后，世界很多资本、技术、人才都往那边发展。美国建国以后经历过多少危机？1930年代的大萧条，70年代的能源危机，近几年的新冠危机，战争更多，包括内战、一战、二战、越战，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更卷入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美国今天也在经历着非常严峻的社会治理危机。但是美国的技术有没有发生危机？美国的经济体制有没有发生危机？我们要对美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我们这几年说“东升西降”，总体来说是正确的，但不要忘了，“东升西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东方升得很快，西边并没有降，西边也在升，只是升得慢一点。
　　美国这个国家每一次重大危机之后，尤其战争之后，美国的技术又进步一大截，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平台，旧金山也好、纽约也好、波士顿也好，这些平台不受美国整个国家社会政治危机的影响。不管街头怎么闹，不管政治人物在国会上怎么吵，都不会深刻影响这些经济平台的正常运作。包括新冠危机期间，美国政坛和社会那么动荡，但这些平台的科技、经济还是在快速发展。
　　建立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的三个条件
　　中国要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高地，美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建设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观察到需要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必须拥有高科技科研能力的一大批大学和科研机构，尤其是作为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第二，要拥有一大批能把基础科学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第三，要拥有发现和支撑科学技术转化的金融机构，也就是风投。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中国建国以后科研发展很快，但总体来说还是应用技术研究多于基础研究。我们目前在某些方面还是没有搞清楚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我们经常说的基础科学研究大多实际上还是应用性的技术。基础研究往往是天才性的人的思维产物。
　　中国的第二项条件是有的，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了一大批具有转化能力的企业。我们所缺少的是风投等金融机构，这方面需要改善。
　　从这些条件来看，中国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美国建设科技与产业新高地，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都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比较而言，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通过融合最具备条件。这个区域拥有大量具有科研能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时，我们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转化能力的企业。我们缺少的是像华尔街那样的风投机构，但如果粤港澳大湾区通过融合能把香港的金融优势发挥出来，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深圳的国资、广州的国资也做一些风投，但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跟美国以华尔街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不一样，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主要强调国家的金融稳定，不是用来冒险的。美国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强调增长的作用，还是敢冒风险的金融体系。我们最近也在提倡，如果未来中国要跟美国进行真正的竞争，既要有像上海那样维持金融稳定的金融机构，也要有像华尔街那样的风投金融机构，也就是香港。我们能不能设立双金融中心，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专门为国内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中心，另一个是利用香港先进的金融优势来发展我们的风投事业，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通过融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科技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 应向世界开放人才市场
　　我要强调一点，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归根结底是人才在起作用。人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短板。相较而言，我们缺少国际人才。要意识到，在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移民到美国的人才，打败了苏联。今天，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国留学美国的人才，在跟中国竞争。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有数百万人去到海外，到今天大部分还在海外。人才方面的短板一定要解决。我们比较一下世界上几个湾区，旧金山湾区跟纽约湾区的外国人占40%，日本没有移民政策，即使那么保守，但东京湾区的外国人也不少。再看看硅谷，硅谷的外国人占60%，基本都是印度人、中国人、前苏联和东欧人在创业创新。大家去看一下，美国的科创业有多少是美国本地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科创需要一种化学反应，如果是同一种思维、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文化，大家的思路差不多，只能产生物理反应。要有化学反应，不同的文明、思想冲击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中国唐宋时期很多技术已非常发达。英国思想家培根说中国的三大文明是近代西方历史的开始，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尤其是火药和指南针铸造了英国的海军。中国自明清以后就不开放了，外界的因素很难影响到中国。当火药传到西方，西方马上就形成火药学，尽管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但仅仅停留在应用阶段，没有成为一种学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已经有很多发明，但我们的基础科学没有发展起来。后来英国人船坚炮利，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把中国人打败了。
　　苏联是举国体制的典型，早期也的确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因为不开放，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思想就穷尽了，也没有市场激发活力，最终导致停滞不前。科研需要大量且持久的投入，有投入就必须有回报，而回报只能从市场上得到。苏联当时是不开放的，最多只是华约市场，再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卖一些军火。一没有思想市场，二没有物质市场，终究也在冷战中败下阵来。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在强调自主创新，但我们绝对不要把自主创新理解为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当美国和西方向我们封闭时，我们越要向他们打开大门，我将其称为“单边开放”。尤其是在人才市场，如果我们不开放人才市场，如果我们不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跟美国分“一杯羹”，那么我们很难竞争超过美国。美国是用世界人才、包括中国的人才，跟中国竞争，我们需要打开人才市场。
　　 
　　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一方面比中国发达，另一方面现在对中国很不友好，如果他们的人才很难来中国的话，我们能不能向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开放市场呢？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如乌克兰现在有众多科学家，但他们经济很困难，我们能否向他们开放人才市场呢？过去中国很穷，现在钱已不成问题，但技术、知识成问题，我们能不能向这些国家开放人才市场？我们必须探讨这个问题。
　　现在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如果没有人才，就很难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如果要吸引人才，我们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人才来了以后，要有载体接纳他们。这些载体在什么地方？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很容易理解，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很难容纳外国人才。民营企业，像华为、腾讯等应当对世界人才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大学这一块能不能拿出来作为人才的载体呢？如果可以就必须进行大学的“去行政化”，因为有行政级别的问题，包括有些外国来的科学家，一定要当院长、校长，从而得到资源。如果不进行改革，我们就不太会有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
　　有很多研究机构，我觉得要学新加坡甚至香港，不要成为一个行政单位，能不能成为一个民营的单位或者学习我们近代以来的官督商办的模式？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学的就是官督商办的模式。政府在背后，民间在前面。中国是可以继续创造出这样的模式的。如果说过去是美国向我们开放市场，中国得以快速发展，但美国一旦不向我们开放人才市场，我们又该如何更大规模地向世界开放人才市场？这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在所有方面都是讲对等开放，只有你向我开放时我才向你开放，唯有在人才方面美国永远奉行的是单边开放。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战、二战期间引入了大量欧洲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也是其中之一。冷战以后，又引入了大量前苏联的科学家。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制裁了俄罗斯的科学家，但美国现在又在制定新的人才政策，考虑通过政策吸引俄罗斯的科学家到美国，而不是光是打压俄罗斯的人才。在中美竞争的环境下，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人才也将会是同样的政策。美国的政策路线就是先打压你，再吸引你过去，这是很实用的战略。人才在很多方面都是用脚投票的。
　　一句话，在电子信息科技方面，如果要建立科创产业的高地，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核心是人才，有了人才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IPP评论2022-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