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片面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在生态之维上，经过探索、创新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内核、以协调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标归宿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孕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融合、中华传统文化与现实国情交汇而成。在该理论指引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在此形势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全民绿色低碳自觉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等是促进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主要路径，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
　　 
　　生态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在生态维度的必然选择。经过长期不懈探索与实践，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明显好转，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生态环境质量虽然总体上稳中向好，“但成效并不稳固，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 值此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中，对生态现代化的任务目标作出了安排部署。在此新时代新征程中，梳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及其实现路径，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现代化进程，以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人类以资源环境为物质基础得以存续，同时，对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执著和对更高文明形态的渴望，使得人类社会发展伴随着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和肆意攫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积累又往往导致自然对人类施以报复，从而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史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史，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因此，生态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关系、物质中心主义与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之间的关系。
　　（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内核
　　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体。自然界在给人类生存发展提供物质资料来源的同时，也因其有限的承载力而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基于此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命共同体”论断，以强调人类发展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这既是对人类存续和发展伤害自然、这种伤害终将回报于人类自身的基本规律的理性认识，也标志着“和谐共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略。这一方略摒弃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疯狂征服和掠夺自然资源、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标准”模式，而是以“生命共同体为理念先导”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涵养生态的绿色发展道路。在其中，“生命共同体”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角度分别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以及各国携手合作共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必要性；“两山”理论既是对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补充，也隐含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实现路径；“和谐共生”则是“生命共同体”和“两山”理论的落脚点和归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和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内核。
　　（二）以协调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发展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存在天然的张力。因此，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是人类征服自然、自然报复人类、人类主动或被迫从中吸取教训寻求突破的过程，生产发展、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化则构成其主要脉络和基本内容。其中，生产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以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而闻名，二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不断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并引发出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生活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关系则以人类的掠夺式消费及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为典型特征。基于对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科学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秉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涵养生态的原则，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经济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以绿色发展来调和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关系；积极倡导和推广绿色消费、低碳出行，以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来调和生活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统筹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结构”的优化调整，协同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绿色低碳促进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协同发展，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三）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标归宿
　　现代化最初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以工业革命为序幕在西方国家率先开启，却逐渐席卷全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进程。这种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存在明显的以资本为中心和物质至上的特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遵循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同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出一条以人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和平发展道路。这种人民性特质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是造福人民的现代化，在生态现代化轨道上则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增进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不同于西方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物质利益驱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这一目标定位既明确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进程的基本价值遵循，也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中以物质文明为核心、以物质需求的满足为动力的发展目标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结出的智慧果实。
　　二、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并型塑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对二者关系的探索贯穿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百年奋斗历程。在此历程中，党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吸收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与自然的合理成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使得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应运而生。
　　（一）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历史探索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能够兼顾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良好的和谐共生道路。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早已认识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资源环境的重要性，着力整治江河水患、倡导大规模绿化、加强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建立自然保护区等，环境保护工作被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由此奠定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时代背景与现实国情，在集中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先是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宪法》（1978），而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确立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环境保护总方针、总政策，并推出“以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核心的生态保护策略” ，同时，主张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由此开启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化、制度化、科技化进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党和国家将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不能只注重数量的增长，忽略对资源持续利用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制定我国的发展战略和相应的政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江泽民同志强调，“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在经济社会中，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投资少，消耗资源少，而经济社会效益高、环境保护好” 。在党中央的重视下，“九五”期间启动了“33211”重大污染治理工程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防护林建设等生态保护重大工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列为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中。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在党章中进一步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要求。这意味着党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实现了从“征服自然为我所用”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性转变。在贯彻党的十七大建设的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从而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内容。此后，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并列的高度，成为“四位一体”总布局之外的“第五位”，由此开启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新局面。
　　在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体系建设到能力提升，从体制改革到机制创新，从污染防治攻坚战到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江河湖库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之决心和力度，全面系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个“一”战略部署体系：“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 。这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赋予生态文明建设新的时代内涵” ，意味着我们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更高程度、更为充分的认识，对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进入到新境界，也意味着人类文明有了更为丰富的形态内容。
　　（二）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来源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又吸收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将二者辩证融合形成的智慧成果。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马克思指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出发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社会成员通过对自然（物）的这种占有、开发和改造形成供人类需要的自然产品。针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观点，他强调，“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 。与之相似，恩格斯认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他揭示出，无论是以果实、根茎、鱼类、猎物作为食物的蒙昧时代，还是通过驯养、繁殖动物和种植植物为标志的野蛮时代，抑或是“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的文明时代，人类生产的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归根结底都来自自然界，是对自然物的采集、加工和再加工。也就是说，自然界是劳动的对象、生产的资料，是财富的最终源泉，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基础。
　　人类不仅从自然界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就连他自身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因而归根结底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强调，“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这意味着人与自然在本源上具有一致性。在自然界中，人类以自然物为劳动对象和前提条件，以劳动为媒介，在同自然界其他物种或环境的互动中进行生产、维系生活、求得发展。由于人与自然的同源性，“人们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本质上是自然界内部物质循环的过程，是自然界动态发展的一部分” 。正因为此，保护自然界也是保护人类自身及其赖以存续的基础条件。
　　人能够凭借其主观能动性来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但不该破坏二者之间的平衡。恩格斯指出，在自然面前，人与动物有着本质区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与此同时，他忠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他通过举例人类毁林开荒，结果得到荒芜不毛之地，砍伐松林，结果摧毁了所在区域的高山牧畜业，使山泉枯竭、洪水肆虐等事例，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平衡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人类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生态问题就引起了世人的重视，而后孕育出“天人合一”“万物同源”“道法自然”“物我一体”“众生平等”等朴素的生态观，其中又以天、地、人相统一的哲学思想为内核，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线。
　　《易经》强调：“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地万物孕育出人类，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这种生态观在道家和儒家思想中尤为彰显。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天地万物同根同源，主张“物无贵贱”。《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即天地所生万物都有其共性，人相比于一般生物而言并无特殊优越性，不同物种之间是“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的关系，因此，人与天地万物是应当也是可以和谐共处的。除此之外，孟子“尽心知性、性天相通”的观点、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等也无不体现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
　　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而自然界有其自身运行规律，即“天行有常”，因此，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论语•述而》有言：“子钓而不纲，弋而不射宿” ，蕴含了孔子不滥杀的朴素的生态意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主张尊重四时、顺应自然。子思的“参赞化育”观点也主张人在自然界中的主动行为应尊重自然变化和万物规律。类似的观念在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王制》中的“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本植”，皆主张自然界万物相互依存，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时候，应当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在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同时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处的良性生态循环。人与自然的这种辩证关系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 ，如设立“虞衡制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对社会生产和生活进行约束。这些蕴含着丰富生态智慧的观念和做法，不仅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待自然的行为准则，而且随着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而根植入民族文化中，成为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和文明禀赋所在。
　　（三）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第一要务，资源环境被视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辅助条件。这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粗放式利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并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通过宪法和法律法规等形式确立了环境保护基本制度框架，并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由此开启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化和法治化道路。
　　进入新世纪，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更高的战略地位。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地球命运共同体”等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发力，生态质量明显向好、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然而，截至当前，“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或风险还并未得到实质性克服或释放”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必须清醒看到，“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生态文明建设仍需“加大工作力度”。在此形势背景下，补齐资源瓶颈、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短板，成为现实之需和必然选择。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成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先后经历了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第一要务的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关注人口资源环境相统一的阶段、谋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阶段、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阶段、新时期“五位一体”的战略发展阶段。对于国家和社会整体而言，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重心各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在总体发展布局中的地位也因此不同。对于人民群众而言，任务重心和地位权重的不同，既意味着实现和满足需求的能力条件的差异，也暗含着人们需求层次的变化。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呈现跨越式提升，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需求将逐渐显现并成为人们行为的新动力。进入新时代后，社会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对单一物质生活的追求已经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后者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综合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要求。在其中，优美生态环境既是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迫切需要，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理论对这一新的需要作出了积极回应。
　　人类社会发展常常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近些年来，各种极端气候和反常现象警示人类已经进入到“生态环境危机时代”。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同舟共济、携手应对。作为现代化潮流中的后发国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但我们从不回避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更不逃避全球性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体责任，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睦邻友好、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参与构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等，充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和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深刻认知，探索出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道路既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道路的反思性超越，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顺应和回应，为破解全球性环境污染难题、建设人类共同的良好生态家园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对生态系统原有平衡的破坏，造成人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前者积聚到一定程度后以生态公害、生态灾难和环境污染事故等形式爆发出来，后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目标冲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分离、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冲突等问题。生态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缓解上述紧张关系、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冲突的问题。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则是如何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生态环境治理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互促、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互馈的过程。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战略定力
　　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和污染破坏问题，党的二十大会议重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地位，以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可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这一目标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党在制度体系、思想作风、监督考核等方面的全面领导。在制度体制上，党组织全方位主导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部署，建立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各类污染物协同控制、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生态环境跨域共保联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及责任追究、“双碳”行动等制度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思想作风上，加强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战略定力。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共产党人要抱着打大仗、硬仗、苦仗的胸怀和意志负重前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心怀‘国之大者’，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决做到令行禁止，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在监督考核上，严格实行“党政同责”，加强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部署、协调、督办、落实，对相关部门“一岗双责”工作要求的监督落实；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作为奖惩和提拔的重要依据，实行离任审计和终身追责，以最严格的考核问责强化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持续以生态环保督察为重要抓手，通过开展例行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等方式强化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
　　（二）转变发展思路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产、生活与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应当转变发展思路，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来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来调和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固有”矛盾。对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一是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通过减少和淘汰污染破坏严重的项目，提高耗能高污染重的企业准入门槛，鼓励开发应用新技术降能耗、减污染，借助财税、金融、价格等政策支持，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系统性地调整优化。二是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以应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这一客观现实，在各行各业全面实施节约战略，强力推进对各类资源尤其稀缺资源、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对废弃物资源化和再利用的技术研发，构建完善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三是要转变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倡导人们绿色消费及低碳出行。在上述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重要的动力机制，因此，可通过生态产品化、环境资源化、资源资产化等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产品的价值实现。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脆弱、污染破坏严重，以及地理环境上的“胡焕庸线”等复杂情况，在新时期新征程上，须坚持资源、环境、生态一体化思维，通过打造国家重大战略绿色发展高地，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须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等区域重大战略为指引，推进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共保联治；须从两个“共同体”并进的高度，实现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内核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三）健全治理体系 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因此，必须“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 ， 以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为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织牢监督约束之网。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意味着要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体而言，从资源、环境、生态三维角度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治理体系，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的跨区域、跨流域联防联控联治；从大气、水、土壤、固体废弃物、新污染物等协同治理角度，加强对各类污染物的全方位控制体系建设，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从污水、垃圾、固体废弃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等不同领域，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统筹部署、优化设计、市场化运营来提升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通过强化评估和监管来提升环境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建设效能；从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方面完善排污许可制，以市场化交易、约束性指标、官员离任审计、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保督察等举措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以治理体系优化来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源头预防、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危机应对、损害赔偿、责任追究、修复研判等环节入手，加强生态环境风险防治体系建设，以“全周期管理”思维强化对生态危机和环境风险的防控。制度的贯彻实施以严密的法治为保障。以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意味着对污染破坏行为进行严防严控严治，通过依法治污、严法治污，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的落地生根见效。
　　（四）以人民为中心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转化，人民的需要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因此，生态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落脚点。建设美丽中国是关乎全体人民福祉的共同事业，因而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也是责无旁贷的建设者。因此，要通过开展各类环保宣传活动，推进生态环境教育进学校、进社区，创办生态文化教育基地等方式，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营造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情境和舆论氛围，提升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通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在全社会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引导民众生活、消费和出行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制度，通过加强环境信息公开披露、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增强对公众环境诉求的回应性、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制度和机制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因此，以人民为中心还意味着生态现代化成果应当由人民共享，实现共治“绿水青山”向共享“金山银山”转化，以此来强化全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在当前形势下，主要实现路径包括，推进生态产品化、环境资源化、资源资产化来促进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实现，通过横向补偿、转移支付、市场补偿、社会资本参与等调和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主体分离、区域分离、投入和受益分离的矛盾。
　　（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人类社会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创造了巨额物质财富，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些问题的产生及其后果并不因发展程度的高低和地域的隔绝而“厚此薄彼”，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自然界的报复、污染破坏的反噬。面对此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以一己之力独自应对。在生态环境危机面前，人类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挑战和危机，也只有勠力同心、携手合作才能守护好共同的家园。基于此，在推动绿色发展，加强本国生态环境保护，筑牢生态文明之基的同时，我们还须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展现大国担当，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促进国内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同时，立足基本国情，聚焦务实行动，努力落实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主动承担相应的环境治理责任，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国际层面，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坚定践行多边主义，以国际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为基础，“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 ；强化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发展中大国的能动作用，以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经验、力所能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等辐射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助力提升其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能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之契机，与参与各方携手合作打造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为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做出贡献。
　　项目来源：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认知、态度与行为：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失灵问题研究”（编号：2018CDXYGG0054）。
　　 
　　参考文献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李雪娇、何爱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向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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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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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2023-03-24，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龚宏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