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近年来，印度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构建了涵盖数字身份认证、移动支付和数据云存储的综合性框架，并致力于向“全球南方”推广具有印度特色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旨在提高印度在数字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谋求在“全球南方”数字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深化美印合作以及扩展战略回旋空间，为推动国际秩序向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变革创造有利条件。尽管相关举措对提高“全球南方”对印度的好感度与加强在数字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质量欠佳、过度强调自身利益、言行不一以及与美国存在分歧等多重困境，这些制约着印度进一步深化在数字领域与“全球南方”的关系。
　　 
　　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情况曾一度被国际社会所轻视，但近来该国在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DPI）建设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莫迪政府还将加大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列为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围绕该议题与“全球南方”大做文章，积极推广印度的数字发展模式，标志着印度正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之一。目前，印度在国内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一是从功能层面突出开源和模块化特性，强调身份系统、支付系统、数据交换等模块之间具有互操作性，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交换成本，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二是从价值层面肯定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数字治理的重要动力。三是从应用层面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国际社会则大力宣传印度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主张，积极推广“模块开源身份平台”，推动实现跨境支付以及呼吁建立跨境数据流动框架和数字治理体系。鉴于印度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并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加强与其关系的重要抓手，本文将论述印度在“全球南方”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举措、动因、影响与限度。
　　一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是实现数字生活功能所需的工具和系统，旨在协助公民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和手段参与公共事务。相较于侧重商业运营模式的数字基础设施，它更着重于公共效益。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曾被称为“印度堆栈”（The India Stack），是一个涉及应用程序、代码、数字基础协议等一系列要素的数字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三大支柱——数字身份、移动支付以及数据存储与交互。在印度国内，这三大支柱主要由“基础身份识别系统”（Aadhaar）、“联合支付接口”（UPI）以及数字云储平台（Digi Locker）等模块构成。此外，印度还积极推出了“电子商务开放网络”（ONDC）、“数据整合器”（Account Aggregator）等其他模块。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在国内已初具规模，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推广至“全球南方”的能力。2023年11月，莫迪政府宣布启动“全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储存库”（Global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Repository）和“社会影响基金”（Social Impact Fund），在技术和资金上为有意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提供全方位支持。目前，印度在“全球南方”力推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主要涉及数字身份系统和移动支付系统。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国情，印度开发出与“基础身份识别系统”功能性质相似的“模块开源身份平台”（Modular Open-Source Identity Platform，MOSIP），并与阿联酋、尼泊尔、不丹、阿曼等国就建设“联合支付接口”项目积极展开谈判。目前，印度已明确了发展目标，并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了系列举措。
　　第一，向“全球南方”积极推广“模块开源身份平台”。该平台具有成本低、适配性高的特点，其开源特性可根据不同行为体的需求提供具体的设计方案，从而帮助一国政府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搭建本国的数字身份系统。目前，全球已有超过7600万人注册使用该平台，并已在布基纳法索、菲律宾、摩洛哥、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多哥、几内亚、塞拉利昂、马达加斯加等九个国家正式投入运营，为其公民共发放了4800万个数字身份认证。该平台在菲律宾可同时兼容英语和菲律宾语，在摩洛哥则可实现法 语和阿拉伯语的有效联通，提高了政府管理效能，便利了民众生产生活。突尼斯、萨摩亚、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国也对“模块开源身份平台”的相关技术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在新冠疫情期间，印度还将本国新冠疫苗接种平台“科云”（CoWin）推广至“全球南方”助其应对疫情。2021年7月，印度宣布该平台作为数字公共产品，能够将抗击疫情“数智化”，并可与感兴趣国家的实际需求对接。
　　第二，推动“全球南方”采用“联合支付接口”实现跨境支付。“联合支付接口”不仅能为用户提供更为灵活的线上支付体验，推动普惠金融和数字经济发展，还有助于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加强印度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印度在“全球南方”推进“联合支付接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协助对象国搭建移动支付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跨境支付合作；二是对接对象国现有支付系统，与其构建商业合作伙伴关系，方便海外印度公民实现快捷支付和侨汇流动。与印度展开“联合支付接口”合作的国家通常与其有着密切的经贸和人员往来，尤其是印度主要的侨汇往来国。目前，印度已与斯里兰卡和阿联酋等国就推进“联合支付接口”项目开展了务实合作。印度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贸易伙伴，阿联酋则是印度第三大贸易伙伴，并于2022年与印度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外，“联合支付接口”还引起了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重视。联合国国际计算中心（UNICC）表示，“联合支付接口”可为联合国难民署搭建全球难民非营利支付系统提供灵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接受或使用该系统，关于其是否能成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FIT）替代方案的讨论方兴未艾。印度国家支付公司（NPCI）首席执行官里特什·舒克拉（RiteshShukla）认为，“联合支付接口”并非要取代SWFIT，而是成为其替代选项之一。
　　第三，依托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搭建跨境数据流动框架，呼吁构建“全球南方”数字治理体系，提升在“全球南方”数字转型发展中的影响力。二十国集团（G20）下设的二十国智库论坛（T20）研究报告认为，搭建跨境数据流动框架对于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有助于在线传播信息、追踪全球供应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全球卫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印度委托国际金融监督和协调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制定了加强各国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法规框架以及规范跨境数据的交换标准等方案，旨在增强应对数字风险，特别是数据泄露威胁的能力；提高各国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互操作性和互联性，降低跨境数据流动的成本；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对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世界银行对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给予了积极评价，指出其不仅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还能为促进健康、教育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第四，通过多边机制大力宣传关于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态度和主张，强调应支持“全球南方”在该领域的建设。2023年5月，上合组织成员国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门负责人会议通过了印度有关发展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提案， 并将其视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数字技术的正确方式之一。同年8月，G20数字经济工作组（DEWG）达成了共识文件，认可了发展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支持为中低收入国家筹集发展资金以推动该设施建设。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成立“未来联盟”，旨在通过整合政府、私营部门、学术和研究机构等多方力量，推动全球范围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发展。莫迪还主张应将“联合支付接口”扩展至整个金砖国家。多边机构的认可不仅提升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国际地位，还成功地塑造了印度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力量的角色。T20政策报告明确指出，印度应通过国际多边协议，推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与国际多边机构合作，共同建立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转型。
　　二
　　在印度关于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叙事中，“全球南方”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一股变革性力量。然而，由于“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缺乏话语权，因此被迫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现状亟待改变。印度在“全球南方”推广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目的在于增强印度在数字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谋求在“全球南方”数字领域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夯实印美关系，开辟遏制中国的“新战线”以及在大国竞争升级背景下拓展战略回旋的空间。
　　第一，加强在数字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当前，一些主要大国纷纷升级本国的数字发展战略，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试图在新一轮的科技竞争中抢夺战略高地。在“全球南方”推广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可成为印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进行错位竞争的突破口。一方面，印度整体的数字实力不敌中美欧，难以与之“正面相撞”。另一方面，印度正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也在数字领域崭露头角。马来西亚被誉为全球数据中心领域的“后起之秀”。巴西、埃及、爱沙尼亚等国的数字建设也初见成效。在此背景下，印度试图通过对外输出数字公共基础 设施保持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早在2022年G20巴厘岛峰会期间，莫迪就呼吁国际社会广泛采用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后，莫迪政府声称，印度将重点关注数字技术转型、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多边机制改革。莫迪政府力求在T20等国际会议中将具有印度特色的数字基建纳入“改革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数字治理的框架之中，更好地展现大国实力与担当。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将成为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工具。在第二届“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上，印度再次强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数据在促进增长、改善公共服务和推动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此外，印度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十分复杂，各方缺乏规范性共识，因此“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间亟需联系和对话。作为“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要在“战略目标和价值观方面与西方深度交汇”，同时“深深植根于全球南方”。有鉴于此，印度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作为既代表“全球南方”发展成果，又蕴含所谓“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平台，能够引领“全球南方”走一条既不同于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的数字发展之路。
　　第二，谋求充当“全球南方”领袖。随着“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愈发明显，印度已将“全球南方”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方向。特别是在“印度制造”进展不如预期，传统高端服务业外包又缺乏包容性的情况下，以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印度”的成功实践给予莫迪政府巨大自信，给了早就想做“世界导师”（Vishvaguru）的印度一张拿得出手的外交牌。针对“全球南方”迫切希望改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日趋严峻的诉求，莫迪政府试图在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议题上将印度塑造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积极争取充当相关议题的领导角色，并力图参与规则制定进程。鉴于建设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全球南方”普遍关心的问题，它们成为印度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印度前外交官、联合国秘书长技术特使阿曼迪普·吉尔（Amandeep Singh Gill）认为，中美等大国在大数据和经济规模方面的优势使其发展经验难以直接适用于印度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印度在推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在促进“全球南方”数字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具备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
　　第三，打造密切印美关系、勾连遏华的增长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让印度产生了虚幻的战略机遇感。面向“全球南方”的数字合作正成为印美在高科技领域相互绑定的标志和遏制中国的新着力点。印度尼赫鲁大学学者哈皮蒙·雅各布（Happymon Jacob）认为，美国在“全球南方”扶植印度能够削弱挫败中国的影响力，为达到这一目的，美西方必须与印度合作。在2023年6月莫迪访美期间，印美双方均表示希望汇集两国技术和资源，探索建立全球数字发展伙伴关系，推进在发展中国家开发和部署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美国是印度开展合作的‘最佳选项’。两国发展双边关系应高度关注技术这一影响全球力量平衡的关键因素。”从战略诉求上看，印度开展与美国的数字合作，既是出于对美国数字投资和先进数字技术的垂涎，又是出于对美国数字实力的仰仗还试图利用西方反华的需要，全面提升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2023年11月，印美决定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U.S.-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iCET），突显了双方对该项目的高度重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认为，该倡议在对华竞争上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当前印美与中国竞争的关键领域就是高科技和产业创新。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席萨米尔·萨兰（Samir Saran）认为，在中国企业大力参与全球数字竞争以及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印美应在iCET框架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全球南方”就技术如何促进共同安全、繁荣和复兴进行对接，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与开放社会的愿景，可以在关键的地缘政治时刻向“非传统合作伙伴”（nontraditional partners）施以援手。
　　第四，扩展战略选择空间。莫迪政府上台后重新修正了印度传统的“不结盟”战略，转而采取在多方势力之间保持平衡的“多向结盟”战略。其核心是不追求与任何一方结盟，而是利用多方之间的矛盾为印度争取最大的利益。作为一种对冲战略，“多向结盟”是印度在世界特别是亚洲权力转移过程中保证自身具有足够战略选择空间的权宜之计。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对印度保持战略自主，对冲大国竞争风险，扩展战略回旋空间十分重要。印度的一系列举措表明，在“全球南方”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加强对“全球南方”数字发展的影响，已成为印度在该议题上贯彻“多向结盟” 战略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战略选择空间扩大也意味着印度拥有了更多机会提升本国的数字实力，从而在大国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正如苏杰生所言，拓展自身战略选择空间并非印度的根本目的，实现繁荣发展、维护边界和平、保护印度人民、增强国际影响力才是核心目标。
　　三
　　印度在“全球南方”推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了初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球南方”对印度的好感度，助力部分“全球南方” 国家改善了数字发展短板。印度还借机输出了本国数字治理模式，加强了在数字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塑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一，提高了“全球南方”对印度的好感度。目前，印度正助力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一些国家解决数字身份问题。其中，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在摩洛哥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印度通过与摩洛哥数字发展局（ADD）和国家安全局（DGSN）合作制作国家电子身份证（CNIE），帮助该国公民更方便高效地办理政务和个人事务，已有900万摩洛哥公民持有国家电子身份证。G20非洲经济融合委员会也将迅速建立非洲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采用印度的数字治理体系作为主要倡议之一。随着非洲国家对数字转型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印度在非洲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亚洲地区，菲律宾依托印度技术在数字身份识别系统（PhilSys）上已取得了重要突破。据菲律宾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截至2023年3月10日，该国已有超过7730万公民成功在数字身份识别系统注册，2590万余注册者获得实体卡。此外，该系统还与菲律宾银行合作发展普惠金融，为580万未开设银行账户的民众免费开设交易账户。在拉美地区，尽管印度的数字身份识别系统进入时间较晚，但有望成为密切印度与拉美关系新的增长极。2023年1月，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技术部门“班加罗尔国际信息技术学院”（III TB）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民事登记、身份、生命统计委员会”（Clarciev）签署谅解备忘录，通过合作提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政策制定者、领导人、公职人员对数字基础身份优点的认识”。印度在“全球南方”上的投入产生了一定影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在受调查的23个国家中，平均46%的受访者对印度持正面看法。
　　第二，向“全球南方”输出印度的数字治理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数字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层嵌套的权力关系。虽然印度并未明确要求“全球南方”国家采用印度的数字治理方案，但强调接受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国家应确保正确的使用目标、政策框架和价值取向，这无疑将影响这些国家的数字政策和数字治理进程。以数字身份认证项目为例，它要求申请国必须向“模块开源身份平台”管理执行委员会（Governing Executive Committee）保证，除拥有足够的数字基础设施（或资金）外，还应具备良好的使用意图和稳固的基础框架。目前，已有国家或多或少地通过借鉴印度经验制定了本国的数字治理法律法规。以斯里兰卡为例，2020年10月，“模块开源身份平台”同斯里兰卡政府和信息通信技术局建立了合作关系，推动斯里兰卡建立基础数字身份系统。根据谅解备忘录要求，斯里兰卡的数字治理方法需与该平台的数字身份原则（Good ID）、价值观和目标保持一致。2023年4月，斯里兰卡总统维克勒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在与印度国家善政中心（NCGG）代表团会晤时称赞印度的数字治理模式，并向印方寻求数字治理的经验。
　　第三，印度在全球数字领域的影响力有所增强。通过在“全球南方”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印度增强了数字竞争力。在当前“西方数字霸权”和“全球南北方数字鸿沟”的语境中，印度站在了惠及“全球南方”的道义制高点上，甚至拥有着美西方不具备的影响力。2023年9月，在印度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合作举办的研讨会上，印度称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在促进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弥合数字和普惠金融鸿沟、助力发展中国家减贫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得到了与会各方的认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表示，仅扩大数字身份证的覆盖范围便可创造相当于新兴经济体GDP 6%和成熟经济体GDP 3%的经济价值。印度还通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启动“助力50个国家在5年内加速部署‘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的‘50-in-5’活动”，进一步扩大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包括孟加拉国、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等11国对此表示肯定，认为其有助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升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共同推动下，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国际影响力有望持续增强。G20下设的20国商业论坛（B20）理事会主席、印度巴蒂电信（Bharti Airtel）董事长苏尼尔·米塔尔（Sunil Bharti Mittal）认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具有商业意义，还能够大幅提升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前印度国家卫生局（NHA）首席执行官拉姆·夏尔马（Ram Sewak Sharma）声称，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在全球的扩展可成为软实力投射的重要形式。
　　第四，在舆论上将印度塑造为在“数字领域”能与中国竞争的挑战者。尽管面向“全球南方”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不少媒体将其鼓吹为印度在“全球南方”比肩甚至赶超中国的关键策略。英国《经济学人》将其描述为数字版和低成本的“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时报》认为此举强化了印度的软实力，有助于将其打造为既在政治上“发扬民主”，又在商业上“制衡中国”的力量。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则撰文表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系印度在“全球南方”对冲中国影响力的重要策略。苏杰生在不断强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重要性的同时，还大力宣扬“印度将确保‘全球南方’没有一人掉队”以及“各国过于依赖某一国家存在巨大危险”等言论，被广泛解读为是在针对中国。尤其是在美西方试图将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塑造为给“全球南方”的“民主赠礼”之际，虽然其实际成效难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提并论，但在国际舆论场域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四
　　印度在数字领域力求成为引领“全球南方”实现变革发展的大国，这意味着它需要同时应对来自多方面的复杂挑战，特别是须满足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更高的期望，并接受更严格的考验。在向“全球南方”推广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印度不仅存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质量欠佳，过度强调自身利益，忽视“全球南方”发展实际等问题，而且面临高意愿与低能力以及与美国存在分歧的困境。这不仅影响了印度精心构建的大国形象，也加大了布局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阻力。
　　第一，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质量欠佳对“全球南方”数字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凸显了印度在数字领域高意愿与低能力之间的矛盾。2023年6月，印度媒体报道称，“科云”新冠疫苗数据库出现了严重的数据泄露问题，导致1.5亿印度公民的个人数据遭黑客组织窃取。同年10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安全保障”网站（Resecurity）披露，涉及8.15亿印度公民的“基础身份信息”在暗网上出售，售价仅为8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的帕特里克·琼斯（Patrick Jones）认为，印度数字身份识别项目是“不安全的生态系统，缺乏数据标准、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印度大力推进的数字身份验证程序因权责不明导致违规现象猖獗，甚至可能沦为操纵选民投票的工具。
　　鉴于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涉及公民的数据收集、处理、交换等一系列环节，若技术漏洞得不到解决，可能进一步加剧数据滥用或泄露问题。印度亟须改进和升级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以确保其质量和安全性。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发展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成效仍有待观察，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互叠加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业已存在的国情差异、利益竞争与机制缺陷被放大，整合“全球南方”的目标恐将面临更多的障碍因素。具体到数字领域，印度借助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谋求在“全球南方”领导力的意图也将面临更多挑战。
　　第二，过度强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忽视了“全球南方”的发展实际，可能产生负面效果。由于“全球南方”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相对落后，若不顾国情地一味强调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不仅难以达到推进数字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目标，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数字治理的难度。对此，已有人士提出了批评。一是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所涉及的人口统计、资源分配、公民赋权等是一个政治过程，在日常生活领域将产生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马图阿（Matua）种姓社群不满邦政府“对其发放数字身份证但未承认其公民身份”的行径，并举行多次抗议，而该邦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也就这一问题常年相互攻讦。
　　二是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无法保证一定能取得积极的发展成果，如果被非法使用还会导致排斥弱势群体、制度化歧视以及个人数据泄露等负面影响。尽管印度宣称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改善公民福利，但仍面临着隐私泄露、身份失窃、非法追踪等威胁，甚至还会导致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福利体系之外。三是印度的数字治理包含多个环节，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仅是其中之一。鉴于发展中国家硬件设施水平普遍低下，仅靠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公众对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其他环节（例如银行系统）不熟悉，会导致数字治理的成效大打折扣。对此，印度学者曾形象地比喻：印度建设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类似于英国殖民当局为英属印度修筑铁路，后者虽然加强了印度的连通性，推动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发展，但这仅是英国殖民当局的“附加品”，其造成的巨大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引申至“全球南方”层面，如果印度输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出发点未能充分考虑“全球南方”的现状和利益，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将有限。第三，在推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上的言行不一，导致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对其产生了负面认知。一方面，印度在该领域的自利行为减弱了对建设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承诺的效力。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例，尽管印度呼吁“全球南方”借助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推动构建跨境数据流动框架，但在其他场合却对此持消极态度。印度并未支持“印太经济框架”（IPEF）下的数据跨境流通，甚至有印度智库建议莫迪政府不应签署具有约束性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协议，否则将限制政策选择的空间。这种过度强调自身利益的实用主义倾向，不仅可能损害印度在“全球南方”数字领域的领导地位，还会提高数字项目被作为战略手段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外交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深受地缘政治及变化的影响，曾将技术作为国家博弈工具的案例可能会加深“全球南方”国家对印度的不信任。印度以“安全”为由禁用有中国背景的应用程序表明，其与数字相关的业务的运行情况受制于国家间关系。
　　第四，印美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上理念和实力的差距可能冲击印度在“全球南方”的数字发展雄心。尽管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印度在“全球南方”推广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但印美在数字领域的实力差距较大，双方在“全球南方”的根本诉求并非完全一致，两国合作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一方面，印度数字发展无法比肩美国，其综合数字能力受制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竞争力以及数字治理竞争力等方面的制约，整体实力有限。印美在数字领域的合作也较为薄弱，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认为，印美在数字领域的合作从实质性政策到制度架构上均存在诸多问题，这阻碍了两国进一步深化数字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南方”问题上支持印度更多 是希望利用其遏制中国，而非真心实意助力印度发展。美国和平研究所南亚项目的高级顾问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指出，虽然印度可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发挥作用，但美国不应指望印度会成为所有目标的坚定支持者，美印合作应建立在现实考量的基础上而非过度强调意识形态。鉴于美国扶植印度的功利色彩过于浓重，印美在“全球南方”的合作将受制于诸多现实因素。此外，印美联手遏华还引起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疑虑。印度学者阿图尔·巴德瓦吉（Atul Bhardwaj）认为，印美合力布局“全球南方”可能会让其他国家怀疑印度支持“全球南方”事业的目的。
　　四、结语
　　印度大力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在“全球南方”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成为加强与“全球南方”利益绑定的重要举措。在试图成为“全球南方”领导者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印度持续加大了同“全球南方”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力度，并通过印美数字合作提升数字实力。此举深化了“多向结盟”的战略内涵，扩宽了战略回旋空间。但同时，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在技术和治理层面存在的诸多缺陷以及印美在“全球南方”的分歧，为其进一步推广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增添了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印度在此过程中明显存在对冲中国的考量，这不利于“全球南方”的稳定与发展。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与印度在数字基建方面既存在竞争关系，也有合作空间。一方面，不应一味拘泥于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视角看待印度的行为。在具备合作条件的议题上，中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与印度展开合作，助力“全球南方”数字转型和发展。另一方面，在存在竞争的领域，中国可借鉴印度的经验教训，完善在“全球南方”的数字基建政策，更好地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
　　（《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3期，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张杰；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