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中国政法大学城市发展与治理研究院成立！
　　今天是成立大会，让我作一个发言，那我就选择新时代城市发展与治理谈些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国内外学术圈和实践圈围绕城市发展与治理的讨论很多，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有时候很难说谁对谁错，关键是要符合规律和道理，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我想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开始谈谈城市在其中扮演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首先宣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面向2050年，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城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
　　从城市发展研究的角度看，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历史性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03个百分点，从18%提高到了64%。而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里，我国的城市化是出现过逆转的，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城市经济容纳不了城市中新出生的人口，所以把很多人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输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一直认为，中国真正的改革应该是起始于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恢复高考这一重大的改革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命运，是改革的勃发之年，这一改革使得很多农村青年有机会进入高校、进入城市，改善了人才资源的配置。
　　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管制的放宽，放松管制使得经济增长的要素可以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脱离计划管制形成自由流动。恰恰是这种自由流动促进了中国经济迸发活力，进而推动中国城市的发展。因为只有放松了对要素的管制，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才有条件从效率低的地区向效率更高的地区流动，从回报低的部门向回报高的部门流动或转移配置。要素流动在经济学上有特别意义，它是一种斯密型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斯密型的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
　　2.新时代下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
　　如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时代，特别是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富裕程度的下降、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使得斯密型增长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窄。如果依然依靠斯密型增长的方式来谋求增长，那么增长的潜力和速度都会有所下降，这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我国确实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从前10年的6.5%左右下降到未来10年的5%左右。为了稳定经济的增长趋势，延长增长周期，根本出路是依靠创新驱动，通过持续创新来弥补我们要素条件变差或者是斯密型增长空间收窄的不足。创新产生的新动能可以弥补要素红利丧失导致的经济增长损失，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不至于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所以我国从“十三五”规划开始，已经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来指导未来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
　　既然创新驱动如此重要，我们需要了解创新主要发生在哪里？研究表明，不仅仅是中国，国外也是如此，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城市空间，创新动能主要也源自城市。城市是中国所有创新要素聚集的高地，也是创新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各种研究机构、大学教育、风险投资等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分布在各类城市，而且城市里的高端创新人才和机构又绝大部数分布在大城市规模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既然城市聚集了绝大部分创新要素，充分发挥其创新功能就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城市发展与治理体系，国内外创新研究和城市研究者的研究表明，一个开放包容的治理体系更容易激励创新创业、更容易发挥城市的创新发展动力。城市治理的开放、包容、有序，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一个城市发挥它独特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功能更是非常重要。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它的文化往往是更开放更包容的，也是更具有各类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的吸引力的，其实它也是恰恰更能吸引人的城市。同时，城市规模越大吸引力越大，因为城市规模越大，文化相对会更多元化、更开放。此外，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它就越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就容易形成分工，就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分工效应，产生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各类有智慧的大脑聚集在一起，相互交往、相互启发、头脑风暴，也会产生更多的创新机会。
　　二
　　我国城市治理的表现如何？
　　城市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独特规律，既然与城市的规模有关、与城市的开放包容度有关，毫无疑问就会与城市治理的模式密切相关。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城市治理一直在不断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变化、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实事求是地说，总体上城市治理的改进是在追赶城市规模的发展，但我觉得中国的城市治理基本上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尽管我们总会说城市治理中现在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与西方的一些城市相比，其实我们的毛病并不算多，城市治安、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社会和谐的状况，并不比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差，有些方面的表现可能还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国的城市治理在总体上还是成功的。但成功不意味着我们的城市治理没有不足和改进之处，我们的城市治理在如何更好平衡各类利益主体、更好包容外来人口、更好平衡开放包容和秩序、更加注重法治化和公开透明等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改进和优化提升的空间。
　　城市治理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涉及到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空间、环境等很多方面。我们的城市治理必须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前提，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城市治理的改进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序实现城市的公平正义、广泛参与、民主决策。在西方国家，城市更多强调的是一个公民社会，因为城市的中产阶级比较多，这些中产阶级比较注重个人权利、注重个人利益保护、注重公开表达和参与。城市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但是只有开放、包容还不够，还要实现和谐有序。实现这一目标要更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机制，政府实施有效的规制和适度的引导。
　　城市的空间和环境管理同样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环节，城市的发展是有空间格局的、是有边界的、是有分区的、是有规划的，这些分区和功能分工当然是基于一定的原则、基于一定的目标来实现，有些功能空间还要实施特殊的保护。但是一旦有了这样的规划或法定，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要去执行，这是城市发展的空间管制所要实现的目标，这种管制要使得城市变得更加宜居、更加便利、更加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环境治理最终也是要通过理念教育、行为倡导、排放约束、污染治理等，使得我们的城市是美丽、宜居、可持续的。城市环境治理，也必然是一个基于技术、规则、激励、惩戒一体的的治理体系。
　　三
　　如何实现好的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涉及到的不同方面，治理内容、治理办法，甚至治理模式都是有所区别的。有些治理可能会十分刚性，需要有严格的法律和执行。有些与千家万户、市民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治理是要体现人性的，需要体现开放包容，有时治理需要有弹性、有人性、有温度，也相应需要由更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中需要去面对的一些独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需要耐心、细心、理性、专业、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对城市治理者来说，他们面临的不仅是专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需要有较好的专业分析能力和政治平衡能力。
　　以前，我们的部分城市在实施治理时较多的采用了简单粗暴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比较容易高效达到目的，很容易实现秩序，但它可能牺牲了一些温度、牺牲了一些温情、牺牲了一些多样化，同时可能也不那么开放包容，甚至不讨人喜欢。在今天来谈新时代的城市发展与治理，需要用更平衡、更开放、更包容、更协调的理念来看待我们未来的城市治理问题，我们未来的城市不仅是治理有序的，同时要开放包容、有活力的，只有这样的城市才会是有吸引力的、有创新力的。对一个城市来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对思想和行动的过度约束，一定会制约创新并最终制约经济增长。
　　我们能不能做到上述要点呢？我觉得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做好城市治理。中国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现代治理体系毫无疑问也包括我们的城市治理。现在城市治理有公共管理、经济增长、法治法规、福利保障、治安稳定等多元的研究视角，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领域。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由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特别是互联网、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城市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可以使城市治理变得更加智慧高效精准。城市大脑是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管理系统，智慧城市的管理可以使城市的治理变得更加便利高效，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变得更加公开透明、更可预见，变得更加贴近广大市民的实际需要。
　　研究城市治理，一方面我们要有好的制度、政策、法律。因为这些是整个城市得以运行的基本规则。同时，我们还要利用现在的数字技术、智慧技术、互联网技术，把数字智慧技术与城市发展和治理的方方面面深度融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可以使得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都上一个台阶，同时也使得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管我们的城市数量变得怎么多，不管我们城市规模变得怎么大，我们的治理能力一定是能够更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更好发挥各级各类城市在未来中国经济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新时代需要新经济、新经济需要新城市、新城市需要新治理、新治理面临新问题，新问题需要新理念、新模式，而创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与治理研究院”2021-09-15，中国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原主任徐林）